危机后国内外银行业创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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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迅速发展演变为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过杂过乱、导致市场约束机制失灵不无关系。回顾此次危机中的金融创新，投资银行等机构在次级贷款基础上设计出初级衍生金融产品—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第二级金融衍生品，即债务抵押权益（CDO），继而在CDO产品的基础上设计出第三级衍生品。利用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创造出各种资产支持证券以及衍生产品，释放出大量因贷款占用的资本金继续进行放贷，催生了泡沫，积累了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金融创新产品结构繁复、风险难辨，即使专业金融人士也未必弄得清楚，更不要说普通投资者了。由此可见，虽然金融产品创新大大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了全球资金的周转速度，但产品创新过杂，数量过多，离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越来越远，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说明，对于金融创新的评价和使用，必须辨证分析，趋利避害。首先，金融创新的根本出发点是服务实体经济，满足市场的真实有效需求。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并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往往演变为金融系统内部的价格投机。其次，金融创新要与金融体系发展的成熟水平相适应。金融市场是一个整体，其成熟程度是由市场基础设施、市场参与者和市场对外关联度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金融创新需要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市场参与者的认知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第三，金融创新的推动和发展应符合投资者的根本利益。作为投资者改善管理、优化财务、对冲风险的工具，金融创新应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坚持金融创新适宜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实际的风险承受能力，防范因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的商业欺诈行为。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银行业金融创新新动向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金融创新进行了深刻反思，并采取了不少措施约束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过度创新行为，国际银行业特别是欧美银行业金融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一）更加注重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重新步入规范化的时代。危机爆发后，针对金融创新缺乏市场规范、透明度过低、创新过度等乱象，欧美国家开始重塑金融监管体制，普遍表示要建立一个普适于所有经销商和衍生产品，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外汇互换、商品互换、股权互换、信用掉期违约以及其他未来可能创新的产品在内的全面、审慎的监管制度，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给金融市场带来系统性风险。如果说危机前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是以美国华尔街为主导的全球金融创新大发展的年代，那么金融危机后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则标志着全球金融创新规范时代的到来。比如，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法案》，提出要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与系统性风险监管委员会、调整美国的监管结构、加大美联储对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及设立对大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防范和化解风险专门工作委员会等监管政策，这有利于解决美国金融创新过程中创新过度的问题，使其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又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9年1月文件《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修订稿》与《新资本协议框架完善建议》，对新资本协议框架下资产证券化创新的风险防范提出修改建议，包括银行应在其内部资本充足性评估程序中对资产证券化所引致的所有风险予以处理；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计量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要求，应给予再证券化风险暴露更高的风险权重；对使用外部评级计量证券化资本要求设定了额外限制条件；加强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便利的监管，等等，这将对规范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二）过度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已风光不再，但简单、透明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仍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创新发展一日千里，特别是层层衍生的金融工具创新更是呈现爆发式的增长。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证券市场信心顿失，复杂衍生品市场发行量也一泻千里，欧美市场作为主要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开始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全球CDO发行量从2006年的5520亿美元、2007年的5030亿美元，骤然下降到2008年的611亿美元；全球CDS名义市值从2007年底的62万亿美元骤降为2008年底的33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衍生品名义市值在2008年下降24.6万亿美元的基础上，2009年又继续下降了35万亿美元。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危机后已风光不再，特别是受制于监管的制约，过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及交易在未来可能进一步萎缩。但与此同时，在美国，一些单级证券化产品在2008年后还一直在发行，特别是贷款交易等资产证券化的前端初级产品快速恢复，保持着较快增长的势头。据得力（Dealogic）的数据显示，美国2008年和2009年包括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住房贷款、设备贷款和学生贷款等资产类型在内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量仍分别达1395亿美元和1509亿美元；2010年前两个月也有185亿美元的发行量。此外，美国2010年第一季度共发行了价值29亿美元的商业按揭贷款支持证券，而2009年第一季度这类证券的发行额不到7亿美元。这说明简单、透明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仍是必要的市场工具，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仍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金融危机后美国仍然运用资产证券化的原理和一些简单的结构性证券处理许多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简单的金融衍生品在帮助美国转移、化解金融风险、避免大规模的长期经济衰退方面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更加注重发挥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特别是注重对新兴市场中小企业业务的创新拓展。危机过后，欧美银行业的业务重点纷纷转移到传统企业银行、贸易融资、中小企业业务等领域，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和创新服务，一些国际性的大银行更是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创新拓展力度。比如，汇丰银行通过全球网络为新兴市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一直是汇丰银行金融服务的重点。随着到海外投资拓展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汇丰借助其在全球发达的服务网络优势，为中国的中小企业提供包括外汇、融资、贸易、汇款和现金管理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特别是提供快速便捷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服务，目前汇丰已在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具备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服务能力，并已在其中17个国家和地区分别完成了首批业务。又如，近年来渣打银行积极挖掘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小企业业务的潜力，在亚太、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大力拓展中小企业业务，积极创新服务产品，开创性地推出了无抵押小额贷款、商业活利贷及一贷全等一系列特色产品，建立了一套独特并成功的运作模式。目前，渣打银行95％以上的净利润来源于新兴市场。

（四）综合化经营进一步受到国际性大银行的重视。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综合化经营“稳定器”的作用得到进一步证实。一些全能金融服务商，由于过度的风险偏好、过高的杠杆比率以及监管体系的漏洞等原因，遭受了危机的冲击，但其多元化的业务结构有效地发挥了风险分散的作用，对于保持金融机构的相对平稳经营和维护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花旗集团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其机构业务迅速恶化，但消费金融和财富管理业务仍然实现了稳健增长，2008年对集团净利润的贡献度分别高达217.5％和54.6％，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本市场及投资银行业务的亏损，减小了花旗集团破产的风险。此外，同为综合化经营的汇丰控股、富国银行、美国银行也在经历了2008年第四季度的亏损后，于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扭亏为盈。相反，一些结构单一的金融机构，由于风险组合的选择余地较小，因而更容易倒闭。如过去华尔街五大专业投资银行中的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美林集团，以及主要从事抵押贷款业务的华盛顿互惠银行和英国的北岩银行，首当其冲地遭遇危机的巨大冲击。需要说明的是，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大部分国际银行综合化经营指标在2008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20家国际大银行综合化经营指标的平均值由2007年的52.6％降至2008年的41.2％。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没有改变国际银行业的综合化经营趋势，反而使国际大银行进一步意识到综合化经营对于控制金融风险和保持盈利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在2009年危机逐步企稳之后，国际大银行继续着力发展综合化经营业务，其综合化经营指标大幅反弹。如美国银行在2009年进一步加大了开展证券承销、证券经纪、资产管理和顾问咨询等业务的力度，综合化经营指标反而超过其2007年的水平。

三、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方向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仍处于起步阶段。从创新背景看，欧美国家已进入到创新驱动的知识经济阶段，创新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中国经济尚处于由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过渡的阶段，经济增长对创新的依赖还不明显。从创新环境来看，欧美国家金融体系发达，有较为宽松的金融创新氛围和公平竞争的开放市场，而中国无论在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还是在制度体系的灵活性与完备性方面都难以完全满足银行金融创新的需要。从创新水平来看，欧美银行金融创新日益衍生化、结构化，创新产品大都融入了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定价模型，而中国银行业的创新产品原创性较少，技术含量低，同质性与“山寨式”创新的特征比较突出。从创新效率来看，欧美银行的金融创新主要由市场推动，既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又使微观金融主体获益，而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则更多地从属于金融体制改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赶时髦”、“拍脑袋”等为创新而创新的非理性因素，创新效率较低。因此，中国银行业应借鉴国际经验，顺应国际银行业创新发展潮流，积极开展创新活动。

（一）加速推进综合化经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日益开放，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居民和企业不仅要求有丰富的金融产品来提供风险-收益的多种组合，而且希望通过“一站式”服务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对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提出了迫切需求。未来几年，我国银行业应在综合化经营方面作出更加积极的探索。比如，进一步加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开展交叉销售；积极探索和创新跨市场、复合性的金融产品，特别是以资本市场为平台，推出更多的商业银行创新产品；积极开展资产证券化，等等。

（二）大力开拓财富管理领域。从国际经验看，财富管理是现代商业银行重要的利润来源，如恒生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创造的利润已占整个集团利润总量的近50％，瑞银集团私人银行业务创造的净利润占比近10年来一直保持在35％以上。经过多年来的金融改革，我国在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领域从无到有、不断完善，基本形成了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整体框架，在制度上和体制上为财富管理业务的开展特别是证券类投资产品和结构性金融产品的推出奠定了基础。商业银行应顺应国内居民财富管理需求高速增长的态势，不断加快财富管理领域的产品、渠道、技术创新步伐。

（三）加强中小企业业务创新。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中小企业业务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在我国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已超过千万，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中小企业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产业升级、技术改造、规模扩张过程中对银行的融资需求相当旺盛。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纷纷加大了对中小企业业务的拓展力度。实践表明，加快发展中小企业业务需要构建与大企业业务不同的经营管理体系，如建立与中小企业信贷相适应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式、考核机制、产品体系等。

（四）跨境金融业务将加速发展。近年来，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三大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加速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国内企业纷纷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跨国经营活动蓬勃发展，国内居民出境旅游探亲、留学经商等也日趋频繁，这些都对跨境金融服务产生了巨大需求。针对上述变化，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国际先进银行已经利用其广泛的国际服务网络推出了不少跨境金融业务品种，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中国银行业机构也应顺应潮流，力争通过大力创新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

（五）积极探索移动金融。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快速发展，移动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银行渠道，面临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国际电报联盟研究表明，到2011年末全球使用手机银行服务的用户数将达到8.16亿户，而提供移动金融服务的银行可获得高达60％的新客户，并能带动以前与银行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的近20亿用户进入到银行交易系统中。总之，商业银行“水泥+鼠标+拇指”的时代已经到来，能否在移动金融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关键在于银行能否提供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逐步构建有竞争力的手机银行产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