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中小银行类战略布局思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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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和金融较中、西部地区相对发达，但城乡金融资源分布仍相差很大，中小银行类机构的信贷结构不够合理。为了实现东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从战略的高度进行思考，建立基于不同发展极的多层次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服务体系，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难的问题。

关键词：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与之相适应。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金融业也相应较为发达。经济总量方面，东部地区以40％左右的人口创造着53.7％的国民生产总值。金融总量方面，东部地区分别占据着全国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的60.2％和60.9％。，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和具有跨区经营资格的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全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他类型的大型金融机构总部也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东部地区也存在金融发展不平衡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像广东和浙江等经济发达的省份，至今仍存在一些金融机构“空白点”的乡镇(吴红军，2010)。东部地区拥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是该地区GDP的主要贡献者，但不少的中小企业获取资金困难，其发展存在融资瓶颈(彭建刚，2010)。

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增强金融业欠发达地区的银行业竞争，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归于大型银行类机构，而将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统称为中小银行类机构。本文针对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不平衡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作一系统思考，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战略构想。

一、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的特点

(一)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种类较为丰富

由于东部地区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金融生态，大部分的金融改革试点多在东部进行，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先行先试亦是如此。东部地区既有国内首家成立的农村合作银行——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也有国内最早成立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常熟市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和江阴市农村商业银行；既有社区型小型银行类金融机构——泰隆城市信用社，也有在省域经营的浙商银行和恒丰银行，还有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既有地方政府控股的中小银行，也有一些民营企业控股的银行。

(二)经营规模发展较快

以农村信用社为例，东部地区1985年的存贷款总额分别为437.3亿、225.8亿元，到2008年底存贷款总额则分别达到18361.26亿和12206.49亿，分别是i985年的41.98倍和54.09倍；存贷比也从51.6％上升到66.5％，有力地支持了东部经济的高速发展。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85年的4395.8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5万亿元，是1985年的44.7倍，而同期全国GDP的增加幅度仅为37.2倍。

与西部地区作横向比较，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规模远大于西部地区。例如，2009年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仅为东部地区的28.7％(周鸿卫等，2007)，而东部地区农村合作银行类机构的总资产是西部地区的二倍多(见表1和表2)。这一情况与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较高、农业产值相对较小有关。东部地区农民和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数额却远高于西部地区。2008年底西部地区人均占有农信社贷款余额为2497.6元，东部地区则为5785.1元，后者是前者的2.32倍；而当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881元，东部地区则为8831元，后者是前者的2.28倍；可见东部地区农村的信贷投入高于西部地区农村，甚至超过了二地区人均收入的差距。

(三)金融创新有明显成效

金融体制创新引领全国中小银行类机构体制改革。2003年成立的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在股权上设置了资格股和投资股；资格股的对象主要是区域内自然人及无法人资格的合伙制企业，认购最低限额为1000股，体现合作制的广泛性和群众性；投资股主要满足企业法人股东的投资需求。这一股份合作制模式在原有合作制的基础上引入股份制，把合作制的互助精神与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壮大了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实力，是对农村信用社改善其产权不明晰和出资人所有权虚置问题的有益探索。近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2001年在江苏张家港、常熟和江阴分别成立的农村商业银行，使得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彻底得到明晰，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为进一步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业务创新体现了东部地区银行类机构的活力。浙商银行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模式作了有创新的探索，推出了“桥隧模式”等中小企业贷款新产品。“桥隧模式”指在银行、借款人、担保公司的传统担保融资模式基础上，引入风险投资公司或上下游企业作为“第四方”承诺；当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时，“第四方”将以股权收购等形式进入借款企业，为借款企业偿付银行债务，维持借款企业的持续经营；这一贷款模式使得银行和担保公司所无法承受的一些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得以分散。上海银行创立了一种以金融规划为核心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即“成长金规划”；该模式根据中小企业的行业归属、成长阶段、财务状况、资产规模和信用资源等状况，为中小企业选择适合其实际需求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涉及日常周转资金、供应链资金、技术成果转化资金等中小企业的需求，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完整的信贷解决方案。东部地区还有一些地方银行根据小企业销售收入的回笼比例和担保方式给予不同的贷款利率，销售收入回笼比例越高，利率优惠就越多。

(四)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合作频繁

东部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中小银行类机构有着较为发达的民营企业资源，资产质量一般较好，市场潜力大，近些年来成为外资追逐的热门。一些地方政府希望以此来树立当地银行品牌，充实银行资本金，改善银行治理结构。迄今为止，东部地区已有亚洲开发银行、淡马锡、恒生银行、花旗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等投资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渤海银行、华夏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等投资了北京、上海、济南、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商业银行；荷兰合作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外资金融机构与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二、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发展有一定的成绩，较中西部的同类机构有明显的优势，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正如广东省委书记2010年在河源调查经济发展水平时提到的：“全国最富有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金融空白乡镇”的问题印证了书记这一段话，也说明了东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并不是处处欣欣向荣，在一些方面还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不利于东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城乡金融资源分布相差太大

东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集中，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新兴工业区，农村金融资源偏少，甚至一些农村乡镇金融资源枯竭。2010年，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有151个县域乡镇尚未设立任何银行类机构营业网点，其中温州和丽水两市占90％。温州民间金融一直相当发达，但许多乡镇没有银行网点，说明资金很难流到农业和贫困地区。2009年广东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177亿元，较2008年度增长13.4％，金融业整体规模首次超过了香港。同样在广东省，截至2010年3月末，还存在23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这些乡镇分布在7个地级市的14个县(市)。其中：韶关市8个，河源市5个，清远市4个，汕尾市2个，揭阳市2个，肇庆市1个，潮州市1个。这23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中，有19个乡镇完全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另外4个乡镇有简单的电话银行服务，缺少基础服务设施和柜台服务，与广东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形成极大的反差。东部的农村和一些欠发达地区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会进一步扩大与发达地区的金融差距，不利于发达地区依托广阔的农村资源获得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二)不少中小银行类机构未能准确进行市场定位

不少中小银行类机构单纯受“盈利”的驱动，对自身经营的特点、经营环境和比较优势考虑得不够，未能准确进行市场定位。一些城市型中小银行类机构提出了“市民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的口号，但在实际的业务操作中，往往将信贷资金大量集中于一些大企业和大项目；一些农村型中小银行类机构热衷于在城市开网点，重点关注工业项目尤其是大型工业项目的信贷，而对“三农”信贷不屑一顾，甚至有的村镇银行只把业务放在县城，不愿在边远的乡村开展业务。例如，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已与“三农”没有多少关系了。另一方面，不少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热衷于联合重组和跨区经营，这一现象也反映了中小银行经营理念的落后和局限性。一些中小银行宣称他们的经营规模小、不良贷款多、历史包袱重，只有联合重组才能与大银行同台竞争，这样就把自己的金融服务品质看作是与大型银行一类的：一方面，不能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造成竞争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使得金融资源更加集中在狭小的经济领域和空间领域。

中小银行类机构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也会带来若干副作用。一些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一定条件下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是可以的，但应视经营状况而定。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国外的金融机构也有经营理念误区，不能盲从。对于我国的一些重点面向社区服务和三农服务的中小银行类机构，例如，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没有必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这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一般只关注于大城市经济和工业利润增长点，其投资于国内的中小银行类机构，会引导这些中小银行类机构将农村资金引向城市，进一步促使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平衡。公务员之家

(三)一些中小银行类机构存在风险隐患

这里所指的风险隐患与前面的两个问题有紧密的关联性。一些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受其“脆弱性”驱使，不顾自身经营的能力和特点，一味追求信贷资金投向大客户和大项目，“垒大户”现象相当严重。例如，珠三角地区一些城市商业银行，最大单笔贷款达到了8亿元，最大十家客户贷款达到了20多亿元，超出了银行的风险控制线。一旦企业面临的市场发生变化，银行承受的压力将是巨大的。2009年，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大幅增长。根据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全国各省、区、直辖市合计设立8221家投融资平台公司，其中县级平台高达4907家，县级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有2.2万亿元，据统计约有1.5万亿元出自农村信用社。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在县级融资平台中同样积聚了风险。2010年以来，广东省银行系统在“解包还原”中发现，还款来源和资金挪用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两大主要风险。县级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等收入不够稳定等因素对中小银行类机构造成风险隐患，使得其信贷风险过于聚集。农村信用社等农村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于县域和“三农”，对市场比较敏感，不能够承受较大规模的风险。

三、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构想

(一)东部地区也需实施基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发展极模式

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最为发达，金融资源最为集中，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如此，在该地区发展的观念上，往往忽视了该地区落后部门和落后产业的发展，忽视了农村地区的发展，于是出现了“全国最富有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的现象。如本文前面所分析，在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金融结构，经济发展的程度有明显差别，金融发展的水平有明显的差别，有些问题十分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战略上作思考。

为了解决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我国东部地区同样需要实行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是一种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认为，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出现非均衡是必然的，非均衡既有产业、部门之间的非均衡又有区域之间的非均衡，不能强求实现工业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均衡推进，而应根据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实行非均衡推进，但在非均衡推进过程中必须把重点发展和协同发展结合起来，注意协调产业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先行的带动后起的，加上较落后地区和较落后行业自身的努力，以求得在非均衡发展中求得协调和共同发展，形成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和整个地区经济系统的良性协调运转。这一发展方式可避免扩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实现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非均衡和协同都是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非均衡是快速发展经济的手段，但非均衡有临界点，不能无限拉大，“协”是已经发展的地区或产业要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或产业的发展，“同”是落后地区或产业自身也要加快发展。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点是在作发展战略规划时，就已经把重点发展和全面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我们曾提出在国内建立众多的不同层次的发展极。现在看来，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内部，经济和金融发展也很不平衡，同样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发展极。发展极既可以是一个空间概念，也可以是一个产业概念。也就是说，发展极可以是大中城市，也可以是星星点点散布于本地区的小城市和县域的新型产业中心，还可以是区域内的主导产业。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例，一种典型的发展极模式是工业化和高效农业相结合，促进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逐步实现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规模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其中“一村一品”是这一发展模式最微观的一种，使经济优势不明显的村加快培育出主导产业，使拥有主导产业的村将产业规模做得更大、产业链条拉得更长，发展得更具竞争力。

(二)建立基于不同发展极的多层次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服务体系

东部地区拥有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国家层次或大区层次上的发展极，也有东莞、苏州等省级或地州层次上的发展极。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像张家港、常熟、南海等县级层次上的发展极，还拥有像广东省塘厦镇这样的经济十分发达、层次较低的县域内发展极。但是，东部地区仍存在大量的欠发达的县域或农村地区，为了改变这一不平衡的局面，需要在东部欠发达地区建立众多的县级和县域内的发展极。通过发展极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发展。这些县域发展极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强弱，就在于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而这一核心竞争力实质上是把当地和周边地区各类资源组织起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整合能力。金融是形成这一整合能力的激活剂和粘合剂。至今为止，东部地区还有很多县域的金融发展水平偏低，甚至还存在数量不少的“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将县域发展极及其周围的各种生产要素激活，并有机地整合起来，是很难想象的。因此，从战略的高度着眼，东部地区应建立基于不同发展极的多层次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服务体系，重点是要在欠发达地区县域内建立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服务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不同类型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及其丰富多彩的金融服务产品，为发展极及周边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按照这一战略设想，处于不同层次发展极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其功能定位及服务特色应当是不同的。

(三)不同层次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应明确自身比较优势及功能定位

我国金融发展是一个机构不断专业化和分立的过程，也是国家级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的过程。金融需求的差异性、层次性和多样性为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相对于大型银行类机构而言，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时，在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成本等方面均存在比较优势。比如说，中小企业和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经营范围都局限于一地，内部管理层级精简，企业基层和高层之间具有较强的信息联系，公司治理结构简单，系统结构的特点决定了中小企业和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之间存在同构对应关系，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关系型信贷中的交易成本。认清不同层次的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比较优势，能有效解决欠发达地区的信贷配给难题，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难的问题。

大银行由于其规模庞大，更倾向于对大客户和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小型银行的优势和存在的理由正在于一个“小”字，小型银行应该正确地进行市场定位，把握“三农”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发挥“本土”优势。这才是其提高经营业绩、保证持久的盈利渠道的明智选择，而不应该一味地与大银行抢市场、比网点、争规模。可以设想，如果东部地区县域内的中小银行类机构都能够在东莞市塘厦镇那样的环境中经营，盈利的空间是很大的；县域内的中小银行类机构首先应致力于支持地方的中小企业和“三农”客户发展到塘厦镇那样的经济水平；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还可以设想，东部地区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都按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模式发展，所有的农村中小银行类机构都按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发展，地方金融系统肯定会乱套，存在大量的无序竞争，而“三农”和县域内的中小企业很可能依然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支持。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不宜将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整合成省一级层次的区域性商业银行，不宜将各省、市、自治区辖内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整合成省一级层次的区域性商业银行；也不宜将县域内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小银行类机构进行跨县域的兼并和整合。跨县域的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兼并和整合将会明显弱化其对县域内低层次发展极金融支撑的作用。除了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处省会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在省辖范围内或者全国范围内开设分支机构以外，其余的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原则上都应局限于地级市和县域内经营，特别是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应局限于县域内经营。应要求县一级的银行类法人单位在县辖乡镇开设营业网点。东部地区金融资源比较丰富，须采取政策和优惠措施吸引发达地区的中小银行类机构投资人股欠发达地区的村镇银行，帮助这些村镇银行在偏远乡村开展业务，但应限制这些村镇银行的资金流入城市和大型企业。

(四)加强对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监管

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监管。中小银行类机构一般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易受股东操纵，因此，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健康发展必须以完善的金融监管为保障。监管部门应对中小银行类机构股东的资格、股东之间的关联性、人股比例和资金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保证资本的真实性、充足性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必要时可以要求股东做出禁止关联贷款的承诺。要加强中小银行类机构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备性，利用市场机制对中小银行业机构进行有力的约束。

应严格控制中小银行类机构的贷款集中度。从严监管单一客户的贷款比例和最大十家客户的贷款比例，这既是为了分散风险，也是为了鼓励中小银行类机构重点向中小企业和“三农”客户提供信贷支持。对农村信用社等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向政府融资平台提供信贷加以规范，提供向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的限制性比例和限制性范围，引导这些金融机构把资金更多地投向“三农”领域和中小企业。

限制重点为县域提供金融支持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因为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发展战略定位很可能与这些中小银行类机构不相吻合，不利于这些中小银行类机构专心扶助当地经济。

参考文献：

彭建刚等，2010，中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f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吴红军2010—07--08“提前”告别金融“空白点”的冷思考[N]，金融时报.

周鸿卫，李思维，冯湘勇，2007，论我国西部地区金融的发展：和谐金融视角的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