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贷扩张与银行体系稳定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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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过度扩张风险信贷,导致风险从银行业向整个金融业乃至全球蔓延。信贷过度扩张增加了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使得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分析信贷过度扩张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传导机制,并运用CMAXt指标对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信贷过度扩张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结论,并提出合理控制信贷规模、防范银行体系风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贷扩张;银行稳定;传导机制

一、引言

2007年4月,美国最大次级贷款机构之一的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继而,次贷风险向各方传递,导致以次贷作为基础资产的金融产品大幅贬值。次贷危机已经正式演化为牵涉金融多个领域和全球多个地区和国家、带来持续巨额损失的金融危机。

美国严重超前的信贷消费、风险信贷过度膨胀是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贷款机构为了短期利益将次级抵押贷款贷给那些信用等级较差或偿还能力较弱的房主。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而形成的衍生产品及其多级结构化产品,如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简称MBS)、债务抵押支持证券(collateraldebtobligations,简称CDO)则导致风险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政府4万亿刺激计划导致第一季度的信贷投放量持续激增,已经快接近今年全年信贷投放量预期目标5万亿元的上限。在积极政策推动下,银行继续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等政府投资项目的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

一方面,信贷过度扩张导致银行体系中产生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增加了违约率;另一方面,在银行信贷扩张受到央行存款准备金率的硬性约束下,则会影响对资本充足率的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同样受到威胁。本文拟从以上角度分析信贷过度扩张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传导机制,并从信贷规模的角度运用CMAXt指标对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信贷过度扩张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结论,并提出合理控制信贷规模、防范银行体系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信贷扩张对银行稳定的传导机制

(一)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卡尔一约翰·林捷瑞恩等对银行稳定的定义,他们认为,稳定的银行体系是指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大多数银行(那些占整个体系的资产和负债比例最大的银行)有偿付能力,而且可能继续具有这种能力。CAMPL框架评价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五个指标: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的稳健性(Management)、收益状况(Earnings)和流动性状况(Liquidity)。Conzalez-Hermosillo(1999)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同时考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金融稳定评价体系的评估才有统计意义上的依据。

Allen&Gale(1998)提出了基于信贷扩张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认为当投资者利用借来的资金进行投资且只负有限责任时,投资者表现出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并采取风险转移行为,对风险资产的过度投资不断地推高资产的价格,从而导致泡沫的形成,资产价格的崩溃将引发大面积的违约,并进一步演变成金融危机。Mckinnon&Pill(1998)强调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不稳定。Eichengreen&Arteka(2000)实证研究发现,信用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此后一年中出现银行危机的概率大约增加0.056个百分点。段军山(2008)认为,银行危机的程度取决于抵押贷款规模、抵押品价值与信贷额度的比重以及银行投入资产市场信贷占其总信贷规模的比重。

(二)信贷过度扩张对银行体系稳定影响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利率下降引起了对房地产信贷的过度需求,贷款机构的短视行为及衍生产品的高杠杆效应引发风险的层层累积,从而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暴露。本文认为信贷的过度扩张主要从两方面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

1.增加不良贷款率。从短期看,伴随着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可贷资金的迅猛增加,银行面临着迅速增大的信贷业务量,信贷扩张在短期内可以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然而,大多数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有限,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信贷决策程序混乱、风险评价和控制能力等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的大部分商业银行信用由国家或各级政府信用支撑,所以更具有强大的积聚和推延风险的效应。信贷扩张会引起产能过剩行业产品价格下降,效益下滑,从而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升。其次,信贷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和有价证券等具有高回报率的部门使得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而房地产、股票价格膨胀又使得利用这些资产进行的抵押贷款进一步膨胀。如此循环下去,泡沫加速放大。当泡沫破裂时,巨额的不良贷款便相应生成,银行危机难以避免。第三,信贷规模的扩张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更加不平衡,企业融资方式单调,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风险加剧向银行集中。

2.影响资本充足率。作为信贷市场的供给方,银行接受资本监管和存款准备金管理。虽然有新巴塞尔协议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规定,但是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达到8%的约束并不强。在经济增长时期,由于不存在破产风险,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国有体制主导下的商业银行无须考虑贷款风险和资本多寡,而增加贷款投放。在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硬性约束下,银行通常会软化资本监管的约束,因此资本充足率就达不到标准。这也会影响当经济衰退时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一)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定性分析

在中国,银行体系至今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危机,即便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中仍能安然无恙,不少人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有国家信用做坚强后盾,因而具有对风险的免疫功能。1999—2000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剥离四大国有银行1.4万亿不良资产。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由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后,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比迅速降低。2008年第四季度商业银行次级类不良贷款比例、可疑类不良贷款比例、损失类不良贷款比例分别是1.15%、1.06%、0.25%(中国银监会网站)。据银监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继续保持双降。不良贷款余额15334亿元,比年初减少17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4.5%,比年初下降0.42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535亿元,比年初下降6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比年初下降0.24个百分点。截至2008年6月份末,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是8%)的银行已有175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84.2%(中国银监会网站)。从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看,中国银行业的稳定性越来越好,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银行业面临的潜在风险:中美利差扩大、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热钱”,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信贷激增,金融危机的波及和深远影响等等。

(二)从信贷规模角度测度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1.数据与定量指标说明。本文使用1978—2008年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单位:亿元)作为对信贷规模的考察(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的定量指标采用CMAXt指数。CMAXt指数编制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当期指标值与过去十年来该指标的最大值求比以反映该指标的变化程度。具体表达式为:CMAXt(x0/Xmax)。这里引入一个偏离度指标:T1=平均值±1个标准差。如果某一年的原始数据在依据T1指标计算出来的正常区间范围之内,则初步认为该年是稳定的。

2.实证结果及分析。根据以上数据和计算方法,CMAXt的平均值=1.18,标准差=0.06,TI=1.24和1.12。信贷规模的CMAXt指数在1993—1995年、1998—2000年、2004—2005年偏离了正常区间范围,可以初步认为,在这些年份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不稳定的。

199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30%以上,这是一轮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可以倒推银行信贷膨胀。这轮投资热潮不仅在当时引发了通货膨胀,而且在几年内形成了新增生产力,部分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导致之前的贷款成为“呆账”、“坏账”,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增加。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出于风险的考虑“惜贷”。2001年之后信贷开始新一轮扩张,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并在2003年接近偏离度指标的上限。政府为了控制流动性,在2004年实行紧缩的信贷政策。而信用紧缩则意味着不良贷款已经形成,并且所形成的资产泡沫有破灭的危险。

四、政策建议

1.合理控制信贷规模,调整信贷结构。信贷的过度膨胀和收缩都会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威胁。由于中国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而使银行业在2009年第一季度放贷4.58亿元。这些资金不均匀的流向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可能导致某些行业局部的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上升甚至暴涨。要控制对房地产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规模,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的比例。新巴塞尔协议实施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将导致会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信用紧缩。而在中国主要反映在银行的贷款行为的调整和选择上,即对中小企业贷款明显减少。而中小企业恰恰是资金最迫切的需求者,尤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银行普遍“惜贷”,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受到很大的威胁。

2.增强银行体系风险控制能力。增强银行体系自身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是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体系不稳定问题的关键。只有从银行体系自身出发,整合其内控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防范和避免外资过度流入对中国银行体系产生的冲击性影响。首先,必须增强银行体系自身管理水平,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从银行体系自身出发,改革银行治理的制度,强化银行约束。其次,健全风险识别、评估、监测和防范控制机制,对风险的管理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结合。最后,加强银行业风险的预警机制。在冲击形成以后,增强银行降低风险冲击和缓释不利影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