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业银行债权保护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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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禀赋决定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出于国家控制金融收益目的，国有银行在经历不同于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积累了巨额金融风险。本文比较了贷款人和借款人在不同法律及法律执行力约束下截然不同的博弈结果；分析在法律不完备环境下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贷过程中存在故意逃债的道德风险激励行为；并认为新《破产法》中也存在一些模糊权利界定，对债权人权益保护不利。

关键词：可置信博弈；不可置信博弈；道德风险激励

一、序言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国家主导整个经济变革，改革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尤其是金融体制变革。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禀赋出发，改革必须要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这是政府目标函数中最为关注的两个变量，为此国家就必须垄断金融收益，以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如果说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一个重要特征是产权多元化和国有产权收缩，这个特征只在非金融国有工业企业表现明显，而对国有银行来说，尽管形成了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国家垄断金融收益，增量改革即非国有的金融产权则始终没有达到像非国有工业产权那样的规模及在经济中的地位。与非金融企业的产权结构调整方向正好相反，在其他国有产权开始调整、重组乃至相对收缩时，而国有金融产权的形式却经历了迅速的扩展过程（张杰，1998）。正是因为相同产权性质却经历两种不同的产权结构调整方式，导致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一直滞后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滞后于非金融国有经济的过程也是制度性金融风险积累的过程。人民银行在2001～2002年对不良贷款成因做的抽样调查统计显示，在不良资产的形成中，由于计划和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企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0%，此外，社会信用环境，企业逃废债务严重（周小川，2004）。从上面的数字比例可以看出在国家主导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性风险的积累占了近80%的比例。这80%的不良贷款是政策、政府行为施加在商业银行身上造成的，这一方面和政府不当干预有关、一方面和转轨经济政策要求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司法、法律和执法对债权人保护不足有关。尽管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原有产生不良贷款的原因如：政企不分、政策性贷款、不当行政干预等因素逐步得到解决，而且新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过程中，但是完善的法律法规如果执行不力也形同虚设，有效的法律执行力和完备的法律对保护债权人权益是同样重要的。

本文比较了贷款人和借款人在不同法律及法律执行力约束下截然不同的博弈结果，分析在法律不完备环境下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贷过程中存在故意逃债的道德风险激励行为，并认为新《破产法》中也存在一些模糊权利界定，对债权人权益保护不利。

二、在相关法律缺乏和法律执行不力背景下借款人道德风险行为分析

信贷市场交易是一种跨期交易，涉及跨期交易的契约并不总是可以自我实施的。在信贷市场上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违约，一种是由于经营不善或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非自愿违约”，另一种是主动违约或策略性违约——债务人有能力也不偿还债务。不管是哪种性质的违约，对于债务融资，违约状态就意味着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转移（哈特，1999）。因为在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债权人获得固定的合同收入；在企业陷入困境无法偿还债务时，债权人可以通过没收担保品、债务重组或破产等获得企业的控制权。

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支柱之一，该制度是对信贷交易中违约方的法律约束，也是对债权人权益的法律保障。通过《破产法》相关条文和相关程序，可以保证当借贷方违约时，资产控制权由债务人转为债权人，债权人成为资产新的所有者，债权人有权决定对资产的处理方式。有效的破产法规、破产程序等相关制度可以抑制缔约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产权提供保护，增强经济活动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降低债务融资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及时对闲置资源进行再配置，从而促进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

外部投资者保护程度一方面取决于界定外部投资者的法律和条款；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些法律条款的执行力，任何法律如果没有负责执行机构的支持，无论条文中对权利的保护多好，都是无用的。法律完善，但由于执行机制的无效，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实际很差（LaPorta，Lopez-Silanes，ShleiferVishny，1999）。Pristor等人（2000）也指出许多转型经济国家书面上的法律已经达到了西方的标准，但这些标准由于制度原因实际上没有实现。缺乏透明性、法庭行为不端、腐败等都是影响法律效率，从而影响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程度的重要原因。

一个有效和正式第三方机制存在有助于产生对合同可实施性和产权安全性稳定预期，从而扩大交易域范围（青木，2001年）。在信贷交易中，如果没有明确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缺乏规范的破产程序、没有公正的裁决机构和有效的执法机关，外部投资者利益不能受到明确和有力的保护，导致即使有支付能力的借款人也不愿偿付债务。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借款人不愿偿付债务的原因在于：违约收益大于他所预期受到制裁时的成本支付。

这个预期成本高低除取决于债权人是否积极主动实施制裁外，更取决于管理信贷市场整个制度安排，否则任何事前达成的合约在事后都可能作废，正因为如此，不同法律背景下的信贷博弈出现不同经济均衡。原因在于债务人面对跨期交易博弈，可以根据法律完备程度差异、法律执行力区别做出不同的对策。以可置信博弈和不可置信博弈分析受到不同程度法律保护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博弈均衡。我们把缺乏完备法律、法律执行不力或者二者蒹具统称为缺乏法律保障。

可置信博弈就是博弈一方对不遵守契约者宣称如果对方不遵守交易契约将进行惩处的威胁是可信的，因为慑于惩处，交易将按契约进行。所谓不可置信博弈就是博弈一方对另一方宣称如果对方不遵守诺言将进行惩处威胁是不可信的博弈。我们以银行和借款者为例分析惩处的威胁由于法律执行力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均衡结果。具体如图一图二分析。

在此博弈过程中，企业向银行借贷。借贷前，银行企业收益为（1，0）；现在企业有一项目进行生产，如果能融资成功，且经营成功赢利则双方的收益都会增加，银行、企业的收益分别为（2，2）。面对借贷者，银行有两种选择：贷或者不贷。如果不贷则博弈在第一阶段就结束，银行企业收益不变为（1，0），如果银行选择贷，则企业就会有两个选择：还款还是不还。如果还款则银行企业收益分别为（2，2）出现帕累托改善。如果企业选择不还，银行的选择也是两个，诉诸法律维护自己的债权权益或者听之任之。如果法律严格保护债权人利益且执行严格，则银行会选择打官司。当银行选择诉诸法律且法律严格时则双方的收益变为（2，-2）。在法律执行严格的社会里，违约者要受到法律严惩收益为-2。所以从其理性选择角度，他会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就选择还款，出现可置信博弈均衡（2，2），此博弈是帕累托改善均衡。反之，如果是在法律执行力度小，法律保障不足且法律执行成本较高的社会里，对企业不还款的行为，银行将诉诸法律威胁就是不可置信的。具体分析如图二。

图中如果企业不还款，银行诉诸法律，但是没有对债权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或者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而没有有效执行的机构支持，法律执行力度有限，执行成本很高，高到足以使银行的收益由于打官司而最终变为负值的结果，企业对银行诉诸法律的威胁就是不可置信。因为债务人清楚知道法律对债权人保障不足，法律执行成本很高，而且知道如果银行对企业不还款行为诉诸法律，银行不但收益不会增加，而且还会因为高额法律执行成本收益减少，所以企业的对策选择就是不还款，因为对银行打官司是不划算的事情。同时，银行也预期到企业不还款的选择，为了避免损失就选择不贷，从而在第一阶段就结束博弈，出现不可置信博弈均衡，即社会福利没有改善的非帕累托改善均衡（1，0）。由于法律保护不足及法律执行高成本导致原本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福利的信贷交易却没有实现，从而导致信贷交易效率低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对债权融资关系，债权人权益能否得到保证一方面要依靠法律制度和破产制度的有效性（Levine，2003），另一方面还要依靠有效的低成本的法律执行机构。如果存在严格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破产制度，但是没有执行有力法律执行机构，那么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博弈，就是不可置信博弈。

设想假定是重复博弈，只要不存在有效且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执行有力的执法机关，足以对违约者进行可信的强有力威胁，则债权人的保护就是不足的，债务人就有道德风险激励，存在故意逃废债的行为，则信贷双方的博弈就是不发生交易。

在上文分析中没有考虑抵押贷款，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抵押贷款发挥甄别和激励作用，可以减少信贷风险，是银行应对道德风险的重要手段。它在借款人违约时直接减少贷款人损失，既使抵押品的清算价值比预期要小，也可以有效降低银行贷款损失。但是，如果法律条文对有担保的债权人的保护置在无担保的债权人、普通债权人之前，清算不是按照规范的方式来处理债务人资产的，则有担保债权人也不能获得偿付。如果裁决执行不力，抵押品清算成本太高的话，银行宁可放弃清算，所以债权人在缺乏相关法律保护下，抵押贷款对借款人机会主义行为惩戒作用也是有限的。有效法律和相关执行机构的支持是债权人权益保证的关键，也是决定借贷交易效率的关键。

三、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博弈分析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是基于信贷市场的契约交易关系。但是我国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既不同于规范的可置信博弈，也不同于不可置信的银企博弈，而是银行企业之间的不可置信博弈同可置信博弈一样在经济中运行，该种信贷交易持续运行的结果导致了大量金融风险。尽管我国书面上的法律标准已经很完备，由于同质为国有经济，这些标准对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信贷契约执行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形同虚设，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借贷关系明显具有不可置信均衡的特征。

国有企业违背交易契约一方面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另一方面又会受到相关法律和一些受制于政府的司法、执法机构的偏袒，因为以上两个原因，国有企业即使盈利也存在逃债的道德风险激励。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企业承担了许多原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当国有企业在不能履约时就会冠冕堂皇以承担社会责任而不能专注与经济目标为理由。另一方面，借款者违背契约时，法律条文、裁决机构、执行机构首先都不同程度地偏袒企业，企业不可能破产、重组。出于考虑企业破产的外部效应，即企业破产下岗职工的生存问题、社会稳定等问题，地方政府干预案件的处理，导致法律执行成本极高。地方法院迫于地方政府压力，在司法过程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公正，偏袒企业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导致法院判决执行上软弱无力，案件执结率低，执行过程漫长，即出现所谓的“起诉不处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宣判，宣判不执行”，造成债权人赢了官司输了钱，极大挫伤债权人利用法律维护权益的积极性。

当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权益不能得到保证时，那么为了减免损失，面对预期道德风险违约的贷款申请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为了保证自己的权益就应该不理会。按照不可置信的博弈，很多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易不可能发生。可事实上，二者之间的交易关系却如同可置信博弈在经济中一直运行。国有银行预期到国有企业的违约行为，仍然给予其贷款，而贷款的结果就是国有企业亏损违约，贷款变成银行的呆账、坏账。不可置信博弈均衡等同于可置信博弈发生作用。交易的结果却既不同于可置信博弈均衡，也不同于不可置信博弈均衡。既不是不可置信博弈维持交易前不交易的均衡结果；也不是可置信博弈均衡双方都获得利益帕累托改善的均衡结果，而是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博弈的均衡发生了变异，出现国有银行因为实施借贷交易关系发生受损，而获得信贷的国有企业也亏损的结果，具体如图三。法律制度是否完善以及法庭执行是否有效率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

如此博弈结果在经济运行中持续导致严重后果，企业获得贷款，并没有赢利，反而是亏损，银行贷款给企业，作为债权人，债权权益因为法律、执行不力而受损，收益没有增加，而是出现违约的呆账坏账，债务人、债权人都亏损。违约企业因为政治目的、因为法院的不公正、因为司法机关的偏袒和执行的高成本不能做到破产清算，金融债权权益不能受到保护。这种现象渗透到跨期交易过程中，具有很强示范效应和传染效应。导致整个信用环境恶劣，欺诈现象充斥市场，社会信用关系扭曲，严重影响正常信贷交易，影响经济正常运行。

在我国经济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时，由于国家、银行和企业之间相互博弈，信贷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已不是纯粹信息经济学意义上的道德风险，很多是公然的欺诈。作为国有企业的债务人知道司法部门对债权人权益要求的执行反映很慢且成本很高，那么他就可以不偿还债务，因为不偿还也不会受到惩罚。显然，法律的约束力不足、法律的执法效率低下，都某种程度对借款人违约激励，社会信用败坏、金融风险的积累起了助推的作用。

四、对新《破产法》关于金融机构债权保护的思考

在转轨经济中，作为债权人的国有银行的债权权益能否得到保护及受保护的程度，取决于《破产法》法律条文的规范性、破产重组阶段政府管理人的态度、司法机关的公正性及执行机构执行力度的有效性。这些因素决定了对信贷违约人惩罚的可信度。

从新近出台的《破产法》条文中可以看出，该法律对金融债权保护体现在把有担保偿付放在了清偿顺序的第一位，《破产法》关于多个债权人清偿的顺序确定问题直接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清偿率。按照规范的破产程序应当保留要求权的绝对优先权，即最有优先权的债权人应当得到在有次优先权的任何偿付之前首先得到偿还，以此类推，即有担保债权人、职工债权人、税收债权人、普通债权人，而普通股东位居最末。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债权人主要考虑职工债权和到金融机构债权偿付的先后问题。1986年的《破产法》考虑到政策性破产首先要安置职工，所以把职工债权人置于有担保债权人之前，导致了地方政府高估职工债权权益（职工安置费）挤压金融机构债权人的清偿率的道德风险激励。新《破产法》承认了担保权的权利人优先受偿的地位，而把职工债权放在了有担保债权人之后、无担保债权人之前，但也规定了历史遗留问题，在新《破产法》正式实施之前（2007年6月1日）形成的职工债权仍然在有担保债权人之前优先清偿，在新《破产法》之后形成的职工债权的清偿放在有担保的金融债权清偿之后，这就消除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但是新《破产法》相关条文上仍然存在对法律权利及权利行使的模糊之处。破产过程中，破产管理人有很大的权利，破产管理人的任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管理人制度是我国新《破产法》引入的新制度。1986年《破产法》中相关的职能是由清算组来行使的，而清算组成员是由法院“从企业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的；而新的《破产法》设置的管理人是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小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但是法院按管理人的规定仍然可以像以前一样指定政府官员组成清算组担任管理人，而由债务人主管部门和政府官员组成清算组操作破产重组是债权人权益得不到有效法律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张春霖，2006）。在许多情况下，大的优先债权人最有能力做出管理人的任命。在英国优先债权人通常是银行经常把任命破产案管理人的权利作为债务合同的一部分来谈。当不存在这种自然的大债权人的时候，可以由法院来进行这种任命。

对于金融机构债权权益的保护，仍然存在法院在接到债权人破产申请时是否受理、是否重整及是否公正、公平地对待出资人权益等问题，而这些直接决定债务人惩罚机制是否对债务人构成可信的威胁。

从上面不正式分析中可以看出新《破产法》中仍然存在相关权利界定不清、裁决机构、执行机构公正与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正是银行和企业博弈过程中债权权益不能得到保护的原因所在，也是企业可以钻法律空子逃脱法律约束的原因，因为违约受惩罚的威胁是不可信的，而只要违约受惩罚的威胁是不可信的，信贷交易中的策略性恶意违约就会发生。

五、结论

从上文的分析中看出债权债务关系作为一种跨期交易，必须要求有第三方公正法律的有效支持以保证整个交易和约的自我实施。因此要求国家要进一步完善保护外部投资者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要求法律要得到负责执行机构的公正支持。让不尊重债权人权益的借款人受到法律的严惩，要在全国形成良好信用文化和健全的征信机制，让敢于逃债者永远进不了信贷市场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