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革新商行经营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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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国际金融环境竞争日益激烈，对于银行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日益受到重视，有关银行业经营绩效提升的相关课题，成为近年来政府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政府正积极推进金融改革，转变银行经营方式，并提供完善的制度和法规环境，在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趋势下提高国内商业银行的竞争力。若要进行组织绩效改善，必须设计具体衡量指标工具，以做为绩效提升参考标准。刘春初(2004)［1］认为通过效率衡量的结果可以帮助组织了解自身相对优劣势，使各项资源达到最有效的运用。大量的学者对各国银行业经营效率进行了研究，如Mester(1993)［2］、CuestaandOrea(2002)［3］、Weill(2004)［4］分别对美国、欧洲以及西班牙的银行业经营效率进行了测度，而FuandHeffernan(2007，2009)［5］［6］以及国内王勇(2008a，2008b)［7］［8］，文玉春(2010)［9］等对中国银行业效率以及动态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然而，以上研究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从我国银行的所有制来看，既有国有性质的银行，也有股份制银行;从银行规模和资产总量来看，既有经营规模、资产总额较大的银行，也有中小型银行，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银行的经营效率状况。此外，在目前文献中，尚未有学者讨论风险性变量对于中国银行业效率值的影响。本文试图克服以上不足，系统、全面地评估我国银行业的效率及变动情况。

二、研究方法

传统上常见的衡量银行业经营效率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以及随机前沿方法(StochasticFrontierA-nalysis，SFA)。DEA方法的优点在于无需事先设定参数形式，大量研究者采用该方法分析银行业经营效率(如0ShermanandGold，1985;Whee-lockandWilson，1995;BergerandDeYoung，1997)。然而DEA方法容易受到异常值(outlier)的干扰，进行影响整体效率评估结果。SFA方法属于参数估计法，其缺点为须在模型中事先设定函数的形式，优点是模型设定中除了无效率项(inefficiencyterm)外，对于随机误差项所产生的效果亦加以考量，所以采用SFA方法，更能客观针对决策单位的经营效率进行评估衡量。另外，在采用SFA方法对银行业经营效率进行分析时，多数研究都是从生产面角度设定生产函数形式，观察生产的技术效率(如KudaligamaandYanagida，2000;BatteseandRao，2002;O''''Donnelletal．，2007)，至于从成本面出发，设定成本函数做为随机前沿方式的文献较少。如Huangetal．(2010)［10］采用随机前沿成本函数探讨东亚6国银行业的成本效率情形。本文采用BatteseandCoelli(1992)［11］的随机成本前沿(StochasticCostFrontier)函数模型可表示为:Cit=f(Xit，β)*evit+uit，i=1，2，…，Nk，t=1，2，…，T．(1)其中，Cit为第i家银行在t期的总成本;Xit代表第i家银行在t期的产出及要素价格矩阵;β为待估参数向量;vit为独立同分布(i．i．i．d)的随机变量，且服从N(0，σ2u)的正态分布;uit是非负的无效率项，常假设其服从截断的正态分布(TruncatedNormalDistribution)，亦即N+(μit，σ2v)，且与vit相互独立。

三、数据说明与变量选择

1．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为中国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①、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及民生银行。样本区间为1985—2010年。由于数据大多数不全，以及样本数量太少等原因，本文不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合和外资银行。事实上，本文所选取的14家样本银行的资产总额占到中国商业银行业的80%以上，其成本效率可以认为代表了中国银行业整体表现。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从1979年开始，30多年来的金融改革，遵循了一个以市场为取向的、渐进化的改革逻辑。以1993年为界，其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3)，主要是突破过去高度集中型的金融机构体系，朝多元化体系方向改革，许多中小型银行在此期间建立。②第二阶段(1994—至今)，1993年底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尝试建立一个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金融体制模式。中国金融业在1993年后进行了较大的变动，而改革的措施可能改变银行业的竞争及经营绩效。有鉴于此，为了比较改革前后我国银行业的绩效变化，本文将以1993年作为临界点，将观察区间分为1985年至1993年，以及1994年至2010年两个时期。

2．变量选择

本文从成本面出发，设定成本函数做为评估银行经营效率的指标。采用成本函数相较于生产函数，可用于分析多产出情况，且根据对偶理论，当生产技术满足正规条件时，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存在着单一对应关系，隐含成本函数仍间接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成本函数进行银行业经营绩效的评估。成本函数中主要的设定变量为产出与投入价格，故本文首先针对银行业产出项的设定加以说明。关于金融服务机构产出的衡量主要有生产法(productionapproach)与中介法(intermedia-tionapproach)两种，BergerandHumphrey(1992)［14］指出生产法以存款“账户数”来衡量金融机构产出，以避免通货膨胀困扰，而生产过程中的人事成本、原料投入及资金投入成本可视为总成本项，至于中介法则以“金额”来衡量金融机构产出，并将资金成本纳入总成本计算。回顾与银行业相关的研究文献中，多数学者最常使用中介法衡量产出(如黄台心，2002;Heffernan，2005;FuandHeffernan，2007;王勇，2008;文玉春，2010等)。因此，参考上述文献，本文同样采用中介法衡量银行产出。根据中介法概念，设定存款总额、贷款总额、投资总额以及非利息收入为产出变量。除产出项外，本文设定三项投入价格，分别是资金、资本以及劳动价格。各数据来自我们对历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原始数据的加工整理。实证中所有变量说明、计算方法及描述性统计见如下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可变要素替代弹性超越对数函数(TranslogVES)，以增加分析的灵活性。其中下标it表示第i家银行在第t期的数据，TC为总成本，z为资产额，yp为第p项产出，wit为第m项要素价格。p=1，2，3，4;m=1，2，3。

为了满足成本函数中要素价格符合一阶齐次(homogeneityofdegreeone)函数的要求，本文以资金价格w3做为标准化过程基准，分别标准化总成本、劳动价格以及资本价格;另外根据HardyandPatti(2001)［15］，为了控制银行规模差异可能造成的偏差，本文将总成本TC以及银行产出yp分别除以对应的银行资产z。v为随机误差项，u为非负无效率项，其概率密度分布需事先给出，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假设其服从截断正态分布(u→N+(μ，σ2u))。①根据BatteseandCoelli其中η为无效率项待估参数。模型估计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的一步回归法(BatteseandCoel-li，1992)，参数由FRONTIER4．1软件得出。考虑到所有制形式可能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状况产生影响，本文将我国商业银行区分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两种类型，并给出了对各群组以及总体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在表2中分组随机成本前沿(SFA-Group)，为采用随机前沿法针对各群组样本(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估计得出;而混合随机成本前沿(SFA-Pool)则是对商业银行总体回归得到的结果。我们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模型，γ值均显著，达到了0．85以上。①此γ值证明σ2u≠0，即模型中存在无效率项，因此不能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否则估计结果会产生不一致(inconsistency)现象。

观察表2中参数η的估计结果，可知各群组中均呈现较小的正值，意味着随着时间增加，无效率项uit会逐渐递减，亦即群组内成本效率存在改善现象。的成本效率值，结果由表3给出。从表3中可以看出，无论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金融改革的第二阶段成本效率均取得了较大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除中国银行外，其它3家银行第二阶段平均值均具有显著性提高。而多数股份制银行效率值也具有显著提高。其中在1994—2010年期间，招商银行的成本效率值最高，为0．74;而深圳发展银行的成本效率值则相对较低，仅为0．41。另外我们发现随机误差项在不同概率密度假设下(H、E、T模型)所算出的成本效率值并无明显差异。根据表(2)中所估算的各项系数，我们计算得出中国商业银行各群组前沿成本效率值CE，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结果显示，在1985—1993年期间，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值为0．357，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值0．393。但是，在1994—2010年期间，则呈现相反结果。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成本效率值提高为0．757，超过国有商业银行平均值0．611。这可能是由于金融改革过程中，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重组、上市等途径逐步完善风险控制机制，经营管理较为规范，生产规模较为适度，且与国有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灵活、竞争意识强烈、注重产品创新和多元化经营，能够提供更为优质和便利的服务，从而技术水平和成本效率值迅速提高。

我们发现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二阶段的成本效率值CE均存在显著提高。可以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措施是成功的，确实有效提高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及经营绩效。但整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业成本效率值仍然较低，且近几年来银行成本效率值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文玉春，2010)。这可能是由于我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革时间较短，公司治理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短，治理成本过高;此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国银行业按照约定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国际业务增多，更易受到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冲击，造成风险成本上升。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sub-mortgagecrises)后，我国银行业成本效率值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如何加快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未来中国银行业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最后，我们尝试探讨成本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由于前文计算出的样本银行成本效率值介于0与1之间，具有明显的截断数据特征。此时若仍以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回归参数将有偏且不一致(biasedandnonidentical)。本文引入Tobit模型对成本效率值进行多元回归，由回归系数的数值以及统计显著性，我们可以判断出所选变量对成本效率值的影响方向及影响强度。根据相关学者研究成果以及中国银行业的现状，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我国银行业经营效率影响因素:市场份额、职工人数、所有制形式、是否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不良贷款率、直接融资额比率、非利息收入比例以及时间趋势项。具体来说，市场份额(share)为样本银行存贷总额占中国银行业总存贷款额比例;职工人数(labor)，用在职员工总数来表示①;所有制形式(own)为虚拟变量(dummyvariable)，对于国有制商业银行该变量取值为0，而股份制商业银行该值为1;是否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FSI)亦为虚拟变量，若样本银行1985—2010年间曾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该变量值为1，否则为0;不良贷款率(NPL/TA)，以不良贷款量占贷款总额的比例来表示;直接融资额比率(DF/TA)为直接融资总额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非利息收入比例(NI/PT)为非利息收入占税前总利润的比例。

另外，为了检验1985—2010年间银行成本效率值是否存在显著的确定性趋势变化，我们加入时间趋势项(TT)。各变量具体说明以及描述性统上述模型中成本效率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大多数估计参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成立。其中，市场份额、职工人数与成本效率呈负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规模较大的银行往往机构臃肿、资源浪费率高。另外，规模扩张以及职工人数的增加可能会造成管理成本的显著上升，超过了相应的收益增加值，从而减低成本效率。此外，所有制形式与成本效率为正向关系，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所有制形式与银行成本效率值以及技术水平存在相关关系，本文使用群组回归方法是合适的。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差异，假设所有银行存在相同技术水平，则可能会造出估计结果的偏差。是否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与银行成本效率则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国有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提高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证实了发达国家银行以持股形式进入对东道国的银行绩效和经济效率都会产生正作用(伍志文、沈中华，2009);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同样带来了控股、定价以及金融安全等多方面的问题(史建平，2006)。另外，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以保证外资银行与中方银行保持长期而稳定的战略关系，进而带来“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防范国外资本获利出逃现象给中国金融业乃至中国经济带来的不稳定亦是中国银行业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不良贷款率与成本效率值之间为负向关系。相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控制效率相对较低，股份制商业银行无法享受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主要是靠自身获利来进行不良资产冲销和坏账准备金提取，所有在贷款风险管理方面表现出更加谨慎的态度，从而带来成本效率值的改善。直接融资额比例的系数为显著的正值。直接融资比例的上升有利于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成本效率的上升，而且能够通过上市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增强信息披露和公司监管机制，从而有效减低社会风险。非利息收入方面，非利息收入比例与银行成本效率关系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例仍然较低。调查数据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例在13%左右，而国有商业银行该比例仅为7%，与发达国家银行业相比(约44%)具有较大差距。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14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作为研究目标，根据金融改革阶段将研究期间区分为1985—1993年以及1994—2010年两期，采用分组随机前沿成本函数模型以衡量不同类型银行间经营绩效差异。另外，我们通过Tobit模型具体分析了我国银行业成本效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在第一阶段(1985—1993)，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值CE较高，该群组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生产成本较小;而第二阶段(1994—2010)，股份制商业银行CE平均值较高，意味着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股份制商业银行把握“后发优势”，技术水平迅速提高，成本效率超过国有商业银行。另外，通过对成本效率影响因素Tobit模型的分析，结果发现直接融资额比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这些因素的提高，都会改善银行的成本效率值。而银行规模、不良贷款率则与银行成本效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基于以上的研究和分析，我们针对目前中国银行业发展状况，提出以下建议:

1．以公司治理进程为契机，提高我国银行业经营效率。我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革时间较短，公司治理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短，治理成本过高。我们建议从以下角度出发积极推动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建全和治理水平的提高:健全组织结构、明确清晰的职责边界、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加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同时银行业做为公共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2．继续推进金融改革，促进中国银行业健康发展。从1979年中国进行金融改革以来，中国银行业迅速发展，竞争程度加强、经营效率显著提高。然而，目前中国银行业仍存在政府干预过度、经营方式单一、金融垄断以及效率低下等现象。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我国银行业需要根据宏观金融体系的变化进行转型，提高金融市场竞争程度，扩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在增加银行机构数目及规模的同时，重视银行结构调整，建立健全金融体系。

3．转变经营方式，注重集约型可持续增长。中国商业银行业应改变贷款额粗放式增长，注重规模效益，杜绝“规模偏好”对管理者不顾利润最大化的要求而盲目扩张的诱因。同时扩大中间业务占营业总额的比例、增加金融产品组合的多样性，加大对金融人才的投资。另外，注意加强风险控制、完善内部管理，切实维护金融体系健康稳定运行以实现集约型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