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产权革新绩效与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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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2003年12月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为标志，中国国有银行开启了汇金公司注资、财务重组、设立股份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公司治理框架、择机上市的强制性产权制度变迁历程。此后，四大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益明显提高。2003年至2010年，四大国有银行的总资产额由1.2万亿增长到4.5万亿元，累计增长272%，年平均增长率为38.9%；国有银行的净利润总额则由753.9亿元增长到5056.54亿元，累计增长571%，年平均增长率为81.57%。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的全球排名更是迅速提升。201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全球银行税前利润排名，中国工商银行荣登榜首，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列第二和第七位。在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中国，国有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导与支撑作用也远胜于其它国家。因此，国有银行效益的提升是否仅仅源于规模的扩张、产权改革是否起到了提升商业银行微观效率的作用、金融危机是否是难得的发展良机等问题已不仅仅关乎国有银行的竞争力，更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科学地评价国有银行现有的成绩，从产权权能的有限性和行为性出发判断我国商业银行产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就成为推动国有银行进一步改革的必然要求。

理论的争论需要逻辑和实证的检验，本文将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国有银行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混合回归面板模型找出影响国有银行效率的环境因素和微观因素,以寻求提升四大国有银行竞争力的制度创新路径和改革策略。传统产权理论认为，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机制使私营企业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莫迪利亚尼和米勒的“无关性定理”则证明了在一个理想的无税收的市场中，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现代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公司化组织形式，使银行的股权和经营权分离得较彻底，同时，银行业在经济中的枢纽地位又使政府持有部分银行的股权，这使企业所有权结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银行业。国有银行的所有权及控制权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争论不休的论题。一些学者认为非私营商业银行面临着诸多环境压力,其效率并不低于私营商业银行。如Fama提出经营者除市场监督外还面临着经理人市场的竞争及其他形式的监督①；Miles进而提出无论是公共产权银行、私营商业银行还是合作银行都能有效控制经营者②。对转轨国家的研究则表明，私有化或者外资所有权主导化对成本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私有化不是提高银行效率的充分条件③。甚至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国有银行更有效率，如Zaim指出土耳其国有银行的效率高于民营银行④；Bhattacharyya指出印度自由化最初，国有银行的平均效率最高，民营银行次之，外资银行最低⑤。以LaPorta为代表的学者则指出国有化程度与银行效率负相关，政府干预是导致国有银行低效率的主因⑥。

研究中国国有银行效率的文献也支持这种结论。迟国泰指出股份制银行的资源配置及产出指标都优于国有银行⑦；姚树洁测算出国有银行效率低于非国有银行11-18%⑧；Berger运用SFA方法指出，1993-2004年间，四大国有银行的利润效率最低，外资银行最高⑨。对中国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研究，从反面支持了这种观点，即伴随国有产权比重的降低，银行效率得到了提升。王付彪等证实国有银行的效率改进明显要强于股份制商业银行⑩；蔡跃洲等证实股份制改造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輯輥訛；王聪等指出国有银行的规模效率好于股份制银行，但利润效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輰訛輥。柯孔林等则证实国有银行效率虽然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但生产率改进明显强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輱訛輥；张健华则证实产权制度变革后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显著提高輲輥訛，四大国有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为18.36%，而股份制银行为8.04%輳訛輥。现有研究有助于我们分析产权改革的效应，但仍存在以下疏漏和不足：第一，产权改革后，对国有银行的专门研究逐渐被对商业银行的整体研究所取代，更缺少对农业银行产权改革效率及金融危机影响的分析；第二，目前，绝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截面数据的效率测度上，运用面板数据研究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生产率的跨期动态变化及效率影响因素的并不多见。因此，本文力图运用DEA法在静态描述国有银行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基础上，测度反映全要素生产率跨期动态变化的M指数，进而分析影响国有银行效率的因素。

二、国有银行的效率及其动态变化

银行效率反映了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情况，是对所有投入产出项目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因此，分析产权改革前后国有银行的效率及其变化趋势就成为衡量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绩效的有效方法。

1.模型和指标选择

对商业银行生产效率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才逐渐兴起。BergerandHumphrey（1997）对130多篇研究金融机构效率的论文进行了综述，指出估计银行最佳业务边界的两大类估计法（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估计出的平均效率相似，非参数法中的DEA方法应用最为广泛。作为DEA方法的BCC模型可以分析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DMU）的静态相对效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则可以分析DMU的全要素生产率跨期变动。BCC模型是DMU规模报酬可变下的相对效率值测度模型，可以将技术效率（TE）分解成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将样本中每个机构的投入和产出进行加权平均后与样本中的最佳机构（效率值为1）相比，由此得出样本中哪些机构有效以及哪些无效。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通常用第t期和第t+1期的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0t和Mt+10的几何平均数来计算，具体函数表达示为：M0=（x-t+1，y-t+1，x-t，y-t）=（M0t×Mt+10）1/2=D0t（x-t+1，y-t+1）D0t（x-t，y-t）!"D0t+1（x-t+1，y-t+1）D0t+1（x-t，y-t）#!"$1/2=TECHCH×EFFCH=TECHCH×PEFFCH×SECH其中TECHCH、EFFCH、PEFFCH和SECH分别代表技术变化指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各效率变化指数若大于1，表示生产率呈上升趋势；若小于1，表示生产率呈衰退趋势；若等于1，则其生产率没有变化輴訛輥。按照分析角度的差异，DEA又可分为投入导向型和产出导向型。考虑到现实中银行的各种投入基本确定，沉淀成本和现有的人事管理制度使银行难以减少某一种资源的投入量，因此本文选择产出导向型的BCC模型测度效率值与M指数。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商业银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主要以“生产法”、“资产法”和“中介法”为主。中介法更适于分析公司总体水准的效率，而生产法则更适于测量分支机构水准的效率輥輵訛。本文侧重于分析国有银行总体效率水平及其与非国有银行的差异，因此采用“中介法”计量银行的投入和产出，投入指标采用营业费用和人员数量，产出指标采用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本文侧重于分析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贷款和投资只能反映产出的数量，无法反映产出的质量，将营业收入视为产出能反映包括中间业务的总体产出情况，将利润总额视为产出则强调了产出的质量。Coelli指出在非参数法中增加指标的个数将会减少技术无效的个体数量輶輥訛。在存贷款利率统一由中央银行确定的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不能自行确定存贷款利率，以包含净利息收入的营业收入为产出指标即可以体现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活动又能降低指标数量。本文并未将营业收入细分为利息收人和非利息收入，是为了避免银行在某一方面收入的增减对整体效率的影响过大。1998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实改造，拉开了国有银行改革的序幕。本文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深发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14家商业银行作为决策单元（DMU），数据期间为1998-2010年，所有数据来源于各银行公开的年报（含首次发行时公布的前三年报表），采用Win4-DEAP软件进行计算与分解。

2.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14家商业银行效率值表明，1998年至2010年间，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及非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效率均呈现向上增长的趋势。在国有银行内部，建设银行的效率最好，处于生产前沿面上6年，中国银行为3年，工商银行为2年，农业银行最差，尽管在2007年效率达到了最高值0.97，但仍未能处于生产前沿面上。为了直观展示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及全部商业银行的效率值变化趋势，我们取各类银行当年效率的几何平均值将其绘制成图1。如图1所示，产权改革后国有银行的效率逐年提高，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的效率差距逐年缩减，但国有银行的效率总体上仍低于非国有银行和行业平均水平。2010年国有银行的效率曲线出现了一个大幅下降的显著拐点，与非国有银行的效率差也由2009年的0.007扩大为2010年的0.317。可见，尽管金融危机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全球排名显著提升，但金融危机非但未能提高国有银行的效率，反而使其效率提高的趋势出现了逆转。

3.国有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跨期动态变化

基于产出导向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表明，1999－2010年间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62%，其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规模效率的贡献较低。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启动的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建设，使中国银行业加大了ATM机、POS机和支付网络等技术投入力度，技术边界的快速扩张，推动了国有银行技术指数出现了200余倍的增长以及行业生产效率的整体改进。1999-2010年间，四大国有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3%，远高于非国有银行的58%。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尽管国有银行的生产效率仍低于非国有银行，但其生产率跨期动态变化高于非国有银行，演进过程中两者的差距在缩小。在整个样本期间（2006年和2009年除外）国有银行实现了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技术进步增长对四大国有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为68%，技术效率增长为3%，规模效率增长为0.5%。这说明在国有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不良资产处置、财务重组、充实资本金等系列倾斜政策大幅提高了国有银行的技术水平，盈利方面的技术前沿扩张明显。产权改革过程中，四大国有银行的技术效率增长呈上升趋势（2010年除外），而且2006-2009年技术效率的增长大于技术进步。这说明国有银行的相继上市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提升了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

三、国有银行效率值的影响因素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出的效率值（EV），我们运用4家国有银行1998-2010年间的相关财务数据，通过面板模型分析影响其效率值变动的因素。

1.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

一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代表了一国宏观环境变化；（2）金融危机的机会（OFC）。波特的钻石理论表明，机会是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辅助因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内外市场环境突变，也正是在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的国际排名迅速提升，因此，选择虚拟变量使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年份即2008-2010年取1，否则取0以判断金融危机对国有银行效率的影响。二是内部管理水平的变化，包括：（1）治理结构（GS）。根据Berger等的研究，我们选择虚拟变量GS代表动态治理变量，国有银行上市之前取0，变化以后取1，以衡量国有银行在上市前后的效率差异；（2）管理费用率（MCR）。银行的效率水平除了与盈利能力指标相关外，还与成本费用息息相关；（3）资产收益率（ROA），用来衡量银行的盈利能力；（4）非利息收入比（NIR）。非利息收入比不仅体现了银行经营的创新性，更能在业务扩展等多方面反映银行的获利能力；（5）资产总量（GA），用来反映银行的业务覆盖和扩展能力；（6）股权结构（SS），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说明银行股权的集中程度，判断国有控股程度对国有银行效率的影响。

2.数据检验与模型选择

一是数据平稳性检验。面板数据如果不平稳，则需采用面板协整的估计方法，否则估计结果会有偏差，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便采用合适的方法估计模型。如表1所示，Levin等（2002）的t检验以及Maddala&Wu（1999）的Chi-sauqre检验都在5%水平上呈显著性。因此，所有变量既不含普遍单位根也不含个别单位根，均具有平稳性可用于估计。二是面板模型选择。基于上述影响因素分析，设定如下面板模型：式中的n表示横截面数据，代表四家国有银行；t表示时间序列数据，代表年份；β为回归系数向量，分别代表各影响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截距项为β0+αn+Υt，β0是常数，αn度量个体间差异,Υt度量时间上的差异，随机误差项εn，t代表模型中被忽略的随横截面和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面板数据模式可分为普通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基于模型形式设定的协方差分析检验，F1和F2的数值都小于临界值，因此模型符合混合回归模型。去除t值不显著的变量，获得如下的计量结果。回归方程的调整R2=0.6439，F统计量的P值为0，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均大于2，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很好。回归结果表明，资产收益率（ROA）对效率值（EV）有显著正向作用，而管理费用率（MCR）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资产收益率越高说明银行的盈利能力越强，其对银行效率的贡献就越大，而管理费用率越高，银行运营的成本越大，高成本会降低银行的效率。资产总量（GA）对效率值（EV）的显著正向作用说明国有银行存在显著的规模效应。资产总量也是对效率值影响最大的变量，影响系数为0.452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工商银行既是全球市值最高银行也是利润最多银行的现实。金融危机（OFC）对效率值的显著负向作用，则说明危机冲击扰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危机降低出口减少了国有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危机初期经济增长放缓和企业破产倒闭降低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危机中后期国有银行为支持“保增长”政策发放的大量中长期贷款，在增大其信贷风险的同时降低了当期盈利能力。治理结构动态变量的估计值为正，不过并不显著（显著水平为74%），所以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产权争夺机制、信息监控和投票机制对完善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股权结构对效率值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显著（显著水平为52%），使国有控股的股权结构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也无法判定。非利息收入比对效率值有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四大国有银行的中间业务比重不大，2010年仍仅占收入的23%，致使创新型金融业务未能成为影响银行效率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率对效率值有极不显著（显著水平为85%）的负向影响，说明国有银行的效率水平并未受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这可能反映了国有银行在危机期间的非经济目标降低了其生产效率。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们通过使用1998-2010年四大国有银行的面板数据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资产规模是影响四大国有银行技术效率的最主要因素；产权改革以来国有银行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推动了四大国有银行经营绩效及全球排名的提升；资产收益率对效率值的正向影响以及营业费用率对效率值的负向影响，符合银行经营的规律；金融危机作为外生的偶发因素，非但未能提升国有银行的效率，反而对国有银行的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对国有银行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表明，产权改革前后国有银行的效率都低于非国有银行，但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产权改革后高于非国有银行，使两者的效率值趋同。计量结果也进一步证实，治理结构的动态变动与股权结构虽然对国有银行的效率有正向影响，但未能成为显著的影响因素。这说明产权改革后国有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仍有巨大的改革空间。我们需要警惕2010年国有银行效率值显著向下的转变，这可能是2009年国有银行超量中长期贷款负面效应显现的开端。经济增长率对国有银行效率极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则体现了这样一种现实：在“保增长”的政策导向下，经济高速增长可能会以国有银行效率的降低为代价。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涵义是明显的：产权改革后国有银行效率仍低于非国有银行，所以要进一步深化国有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淡化危机期间国有银行经营的非经济目标，增强国有银行贷款的商业化导向。未来改革的政策重点应着力于：（1）注重对国有银行中效率最低的农业银行的改革，提升国有银行的总体效率；（2）在继续推动国有银行扩张资产规模的同时，注重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资产结构；（3）警惕国有银行“天量贷款”的不良贷款风险，转变危机期间国家对国有银行的干预程度和方式，在提高拔备覆盖率的同时，增强国有银行贷款的商业化导向；（4）鼓励国有银行大力发展不消耗资本的中间业务和消耗资本较低的零售业务，通过提高资产收益率，提升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