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业银行脆弱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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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脆弱性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混合型脆弱性，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银行市场脆弱性共性，又主要表现为体制性的脆弱性。随着非国有经济部分在我国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逐步提高和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四大商业银行的特殊脆弱性必然向一般意义上商业银行的脆弱性转换，其管理也纳入市场条件下一般意义上商业银行脆弱性的管理。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金融制度

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业特殊脆弱性的特征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间的特殊情况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业不仅具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具有的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脆弱性，还具有经济转轨时期我国银行特有的脆弱性，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银行脆弱性存在根本差异，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脆弱性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混合型脆弱性，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银行市场脆弱性共性，又主要表现为体制性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脆弱性，另一类是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转化和相应的摩擦、错位等因素导致的特殊的体制性脆弱性。

（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的体制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金融企业，只考虑在市场制度安排的既定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我国，由于社会的稳定是经济体制渐进转轨的约束条件，基于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存续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家所有的银行，其行为方式也必须首先满足国家的效用函数，满足低效的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避免其破产倒闭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逐利行为既失去了传统计划的制约，又缺乏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机制的制约，转换的新旧体制使得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脆弱性更大程度上体现为体制性脆弱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经营货币信用的现代金融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商业银行有足够的激励建立一套相对健全的内控机制和风险防范与化解机制，使其脆弱性不致太严重。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各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主要是市场力，银行与企业也是产权清晰，彼此平等的经济主体。政府不要求银行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企业也不能向银行转嫁其经营失败的风险，再者，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追求，商业银行也不可能接受政府的干预其正常经营的活动和企业经营失败的转嫁。所以，商业银行脆弱性的生成在于其固有不稳定性被其他市场因素触发的结果。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的生成固然有商业银行一般脆弱性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在体制面。具体地讲，宏观上财政、投资、金融、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造成“财政挤信贷，投资挤信贷，保障挤信贷”，微观上银行和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国有企业存在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刚性依赖。一方面，银行自身无力改变这种造成银行极大脆弱性的体制，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也不可能使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现代金融企业，银行自身也就没有动力弱化其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不是银行自身的缺陷造成的，尽管银行自身也具有因宏观体制因素导致的制度缺陷，但是这种缺陷不能通过自身努力而改进。

（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业脆弱性的阶段性特征。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转轨完成之后，确立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制度成为规范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主要制度安排，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企业。而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性脆弱性所赖以生存的体制性土壤也随之消失，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这种特殊脆弱性自身也就随之逐步弱化，直至消除，而融入市场体制下商业银行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脆弱性。也就是说，我国特有的银行脆弱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阶段性特征。相应的，弱化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对策选择也具有特殊性，对于一般市场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脆弱性，其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弱化脆弱性的对策选择是在商业银行内部，强化内控制度等；在商业银行外部，加强监管以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主要侧重于技术型防范。而对于体制性脆弱性，就不能离开制度变革而单纯追求技术防范，而是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市场金融制度，运用经济政策调整制度结构，从制度构建和完善的角度予以处理。

（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业脆弱性的社会性特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业脆弱性的社会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脆弱性生成的社会性。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各种社会经济问题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为了社会稳定和为经济体制改革融资，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的扭曲的、非经济的、强制的信用关系以及财政向银行转嫁的责任和风险因素只是国有商业银行体系越来越脆弱的原因之一。为了积聚居民储蓄资源，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融资，国有商业银行曾不计成本地向居民提供零风险、稳收益的存单，居民的存款风险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嫁，相应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就承担了居民的一部分风险。非国有经济赖以生长的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国有经济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来的，而低效的国有经济是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的扶持维系的。因此，不仅财政、国有企业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嫁不稳定性，国有商业银行也被动承担了居民、非国有经济的不确定性，即承担了整个社会的脆弱性。第二，脆弱性影响的社会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承担了国家、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以及居民的不稳定性，换句话说，垄断了全社会的脆弱性，以此为代价换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因此，一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脆弱性以危机、甚至破产倒闭等显性形式表现出来，必将作为导火索引发整个社会经济危机，甚至社会的动荡。也就是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脆弱性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而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商业银行，虽然当其脆弱性以危机、破产倒闭等形式显性化时，也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由于其脆弱性的形成主要是其自身，而不是全社会转嫁的结果，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就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了。

二、规定国有商业银行业脆弱性]变的两大经济趋势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的特征和表现深深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中，形成于20多年来的渐进改革之中，为了更深入细致地考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业的特殊脆弱性，必须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业的历史路径有一个梳理。

（一）需求制约型的经济趋势使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性脆弱性严重化和显性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称国家专业银行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成立时，我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农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提高，在城镇推行的放权让利改革也极大提高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中国居民实际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使短缺经济条件下长期受抑制的消费需求爆发性地释放出来，旺盛的消费需求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利润，产品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够以保证高额利润的价格销售，也刺激了企业的投资需求，供给远远不能满足旺盛的需求，属于供给制约型经济。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即使效率较低的、成本较高的国有企业也有足够的盈利还本付息，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脆弱性也就并不严重。但经济过热带来的乐观预期，理所当然地导致国有经济大量重复建设。大量的重复建设使潜在的供给能力以及现实的供给迅速增加，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居民的消费日趋谨慎，消费增加很少甚至负增加，降息等措施也难以刺激居民消费，供给制约型经济向需求制约型转变。这种转变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得到验证。拉迪的研究表明，1978－1996年中国绝大部分经济增长来源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换句话说，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1998年经济“软着陆”后，居民的储蓄仍然居高不下。国家为了刺激经济的复苏，也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但经济增长却仍然乏力。为什么改革初期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能够有力地刺激经济增长，而后来却无能为力了呢？这也可以从经济增长由供给制约型转变为需求制约型得到解释。随着供给的迅速增加，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经济增长由供给制约型转为需求制约型，大规模的投资也就很难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戴园晨（1999）认为我国投资乘数失灵原因在于国家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这些投资产业产联度小、存在挤出效应等。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经济由供给制约型向需求制约型转变应是一般趋势。供给制约型经济面对的是大量潜在的供给无力满足的需求，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在供给边，投资的增加可以增加供给，所以，投资对经济景气的贡献度也就较大，投资所形成的供给也立即会被巨大的需求所吸收，投资的乘数效应也就比较明显。但需求制约型经济中存在过剩的供给，经济能否增长的关键在需求边，消费对经济景气的贡献度也就较大，投资所形成的供给要经过市场的检验，甚至相当一部分形成无效供给，无法被有效需求所吸收，投资的乘数效应自然较弱。需求制约型的经济特征恶化了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更为严重的是，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不但加速了这种转变，而且对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使得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更加急剧恶化，无力偿还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也就是说，需求制约型经济的形成使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性脆弱性显性化、严重化，作为脆弱性主要表现之一的巨额不良资产主要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经济由供给制约型转变为需求制约型产生的。

二）非国有经济大规模扩展的经济趋势为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了由特殊脆弱性向一般转换的入口。改革初期，非国有经济规模较小，国有企业（当时称国营企业）在经济总量中占绝对份额，它不但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承担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责任，为了满足渐进转轨的约束条件，国家必然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输血，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性脆弱性也就不可能消除。而且，在经济总体中主要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少时，国有商业银行也只能向国有企业交易。而当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体中已占相当大的份额，国有企业对经济、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影响较小的情况下，由于非国有企业更富有效率和活力，而经济总量的增长又符合国家的效用函数，因此，在保证政权稳固的前提下，国家就有激励取消原有的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甚至转而对非国有经济发生交易。由于国有经济更多地带有计划的色彩，与行政垄断、等级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所以，国有经济占主体的经济很难]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非国有经济更大程度上是市场的产物，从生发之日起就更多地与自由竞争、天生平等的市场理念联系在一起，最有可能]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因此，随着非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逐步提高，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性脆弱性将逐步弱化，而融入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脆弱性。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非国有经济大规模扩展的经济趋势为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了由特殊脆弱性向一般脆弱性转换的入口。

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业特殊脆弱性研究的启示

（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固然有商业银行一般意义上脆弱性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为特殊的体制性脆弱性。在经济转轨得以完成、进入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之后，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所赖以生存的体制性土壤消失，这种特殊脆弱性自身也就随之慢慢消除了，融入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脆弱性；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脆弱性，弱化的选择只能是商业银行加强内部等其他自身建设以及强化约束，如完善金融安全网的建设等。而对于体制性的脆弱性，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市场金融制度，运用经济政策调整制度结构，从制度构建和完善的角度予以处理，不能离开制度变革而单纯追求技术防范。

（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是前渐进改革阶段国家信用替换商业银行信用的结果，国家用其自身信用替换商业银行信用，从而控制国有商业银行是前渐进改革阶段国家的必然选择。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国家面临着两难选择：不改革，国有经济的极端低效造成的经济低迷、人民困顿，在外部竞争对手（尤其是周边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激发下，很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威胁国家安全；改革，由于改革对象的“一大二公”的国有经济不但提供了国家的主要税收，而且承担了就业、医疗、教育等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以及其他责任，而且在改革之初，非国有经济还很弱小，没有能力吸纳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释放出的巨大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大量的劳动力，而国家又无力承担大量失业工人的安置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改革在经济总量中占有绝对份额、具有极端重要性的国有经济存量和旧的经济体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极端重要的国有经济必须得以维持并保持增长，不能急剧地衰退，国家只能努力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价格双轨制等）将稀缺资源向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倾斜，作为重要稀缺资源的资金自然也必须配置于低效的国有经济。为此，国家必然控制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安排正是为此量身定做的。国家信用对商业银行信用的替代不仅造成委托人惩罚缺乏，直接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残缺、经营低效，而且诱发了国有商业银行巨大的道德风险和本位主义偏好。国家对银行的控制也保障了国有企业失败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嫁，这些都直接导致和恶化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性脆弱性。但国家以国有商业银行特殊脆弱性的积累为代价换取社会的稳定和渐进改革的平稳推进，仍然满足了国家效用函数的最大化。

（三）既然渐进改革初始阶段国家控制银行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将稀缺的信贷资金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国有经济，避免占有经济总量绝对份额的庞大的国有经济的急剧衰退引发社会问题，那么，随着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的下降，国有经济的衰退或大规模变革不再对国家构成威胁时，国家通过提供声誉资本控制银行的收益已经大大降低。更进一步，由于国有经济的低效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国家控制银行的收益会加速递减，而其成本（突出的体现就是巨额的不良资产）则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败德行为而急剧上升。而且，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国家以真实资本置换其声誉资本，以商业银行信用置换国家信用也符合商业银行自身的效用函数。在金融相对封闭的制度背景下，国家的声誉资本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几乎不付出任何成本就凭借国家声誉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信誉，而且，还可以将其经营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国家。因此，虽然国家声誉的银行资本化使国有商业银行丧失了一定程度的信贷自主权，但其收益仍是远远大于其成本的。而随着经济金融制度的变迁，我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必将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与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而日益激烈，一国银行业的国际信誉必然影响其国内外的业务开展与竞争。而国际评级机构在考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时，是不会将国家声誉资本纳入其视野的，只可能考察可测量的真实资本。也就是说，金融业的开放使得国家声誉与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信誉的同质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异化。为了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同外资银行竞争，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重建其市场信誉，而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正是市场信誉高低的重要标志，国家以真实资本注入也就符合了商业银行自身的效用函数。正如国家信用替换商业银行信用，国家控制银行是前渐进改革阶段的必然逻辑那样，商业银行信用对国家信用的置换是后渐进改革阶段的必然逻辑。

（四）随着国家经济重要性的下降和非国有经济的凸显，在保证政权稳固的前提下，国家就有激励取消原有的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甚至转而对非国有经济采取政策倾斜。国家也就不会再强迫国有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而且，随着商业银行信用的回归，银行成为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也就割断了商业银行与低效的国有企业的交易。更进一步，由于国有经济更多地带有计划的色彩，与行政垄断、等级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而非国有经济更大程度上是市场的新生力量，从生发之日起就更多地与自由竞争、天生平等的市场理念联系在一起，最有可能]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