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业银行存贷利差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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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构建

我国长期实行利率管制，利率管制的基本特征是由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制定利率或利率变动的界限。在这一时期，调整官方利率是我国利率政策操作的主要形式。利率调整的程序是先定出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再推算出各期限档次的存款利率，最后定出贷款利率的各个档次。

但按照上述程序确定的利率及其利差是否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充分体现利率作为资金价格所应有的“信号灯”和“调节器”作用，从而对资金配置和银行经营产生良好导向，尚需进行验证。下文运用计量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的合理性进行实证检验。

（一）模型理论依据

根据R.Randall(1998)和J.Sudirman(2001)的研究,一国银行利差主要取决于该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银行运营成本、银行体系的利率风险和信贷风险,以及通货膨胀、显性和隐性税收(存款准备金)、金融法规(资本规定与存款保险)等因素。此外，Demirguc-Kunt（1999）根据银行收入和利润的会计恒等式对银行利差进行结构分解,从而得到影响银行利差的直接因素：非利差收益率、营业费用率、贷款损失准备率、银行税率、总资产报酬率等。

借鉴上述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按照一般规律，利差的形成与变动受经济环境、金融制度、通货膨胀和银行经营等多种因素决定，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市场经济规律的集中体现。在市场经济中影响利差的因素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李成，1996）：资金供求状况、通货膨胀率、金融制度和金融深化程度、银行经营成本、金融业国际化程度、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全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

下文的实证模型纳入了上述前四个因素，全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在现实中由于行业差异、统计困难等而难于计算，所以模型中将这一变量舍去；此外，由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不大，所以金融业国际化程度对我国现阶段商业银行利差的影响不大；同时，在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经营程度还不高，利率调整还不敏感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结构对其利差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我国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用IS(InterestSpread)表示，由于分别对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之差进行了计算，故用IS1、IS3、IS5加以区分。对同一年里利率作了调整者，按各个利率执行时间长度进行加权平均。

2．自变量。包括：资金供求状况、通货膨胀率、金融深化程度、银行（整体）经营水平等。分别用各年末全社会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RLD,RatioofLoantoDeposit）、通货膨胀率（IR,InflationRate）、金融制度与深化程度描述指标[注：本文选取金融深化程度指标（即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和“信贷支持率”（即年信贷总量与GDP的比值）来表征金融制度与深化程度因素。]（FD1和FD2，分别为“金融深化程度”与“信贷支持率”）、主要银行费用率[注：以国内主要几家银行（鉴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各银行的市场份额，选取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中信实业银行等六家）的资产费用率、资本费用率作为描述指标，这两个指标是将这几家银行的资产费用率和资本费用率进行了加权平均处理得出的行业平均费用率指标。]（REA和REC，分别为资产费用率和资本费用率）来表示。

（三）模型形式

根据上述理论依据及现实情况，建立对我国商业银行利差合理性检验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ISn=a1RLD+a2IR+a3FDm+a4REA(或a4REC)

（1）

（注：n=1,3,5分别代表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贷利差；m=1,2，分别为“金融深化程度”和“信贷支持率”。）

二、实证分析

鉴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国商业银行一直处于严格的利率管制之下，九十年代起才加快了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故本文的研究时间段为1993—2005年。利差数据来源于《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报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5）[注：2005年利率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网站。]，并经加权平均处理。1993—2005年各年年末全社会贷款余额、存款余额来自各年《中国金融年鉴》。1993—2005年各年通货膨胀率、M2、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主要银行（前述六家银行）的费用率数据由《金融年鉴》中各家银行年末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数据计算出各行资产费用率、资本费用率并进一步采用加权平均法得出。

（一）实证检验

将上述数据输入模型（1）式，可以得到回归及有关检验的结果如下表1。

表11993-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利差合理性实证研究的回归及有关检验结果

注：表中标黑者表示未通过t统计检验。

总体来看，各个方程的调整后样本决定系数（AdjustedR2）都接近于1，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F检验的值较大而其相伴概率均为0.000000，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回归方程高度显著；D.W.值接近2，表明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此外，赤池信息量（AIC）较小，也表明模型的准确性等较高。

二）模型结果分析

1．资金供求状况（RLD）基本上与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贷利差（IS）呈现较弱的负相关关系。

这与一般理论相悖，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并没有随着信贷资金的供不应求而增加或随着资金的供过于求而减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国银行的利率多由官方调整而非市场调节——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国内金融风险的凸现，自1995年以来我国银行开始出现“存差”，银行处于防范风险等原因而产生了“惜贷”行为，致使信贷资金出现表面上的“供大于求”。一般来说，此时银行存贷利差应相应缩小，但政府在这一阶段出于理清多年的利差倒挂关系、为银行减轻存款利息负担、拉动内需促进投资等目的而进行了宏观调控，多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且由于存款利率下降的幅度较贷款利率降幅更大，使得存贷利差人为地增加了——这样就造成了利差与资金供求出现反向变化的现象。此外，由于资金供求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这一阶段由政府控制的利差的主要决定因素，所以两者的相关系数不大。

2．通货膨胀率（IR）与各个期限的利差间均呈现较弱的负相关关系。

这也与理论不符，其原因仍然主要归咎于：在1993-2005年间我国利率管制较严格的情况下，利差形成时的非市场化。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通货紧缩期”，通胀率下降，根据前述理论，这期间的利差也应该相应缩小，但是由于金融当局对利率的直接调控是人为将利差扩大了，故而两者之间出现与一般理论相悖的负相关也就不足为奇了。

3．金融深化程度与一年期、三年期存贷利差的统计关系不显著，其与五年期存贷利差仅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

这表明，无论是以“金融深化度”还是以“信贷支持度”表示的金融深化程度对我国商业银行利差形成过程的影响不显著，而是由其他因素（主要是中央银行政策等人为因素）决定的。

4．资产费用率和资本费用率对一年期利差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三年期、五年期利差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其中资产费用率的影响还相当大。

从短期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与银行经营成本之间的关系不明显；而从较长时期来看，其费用率尤其是资产费用率对其利差调整的影响还是较大的。本文计算出1993-2005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加权平均资产费用率和资本费用率基本上呈现先增加然后稳中趋降的走势，而三年期、五年期利差的走势也大体如此。这样看来，经营成本状况是本文实证检验中唯一一个依照市场经济规律对中长期利差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因素。

因此，在1993-2005年间，我国处于较严格的利率管制阶段，利率更多地是作为政府宏观政策的工具，其制定多由人为因素控制，银行存贷利差与经济规律大多不相符，这种按政府意志确定的利率及利差，有较大的不合理性。而在我国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渐行渐近的今天，实现存贷利差确定的合理化和市场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未来存贷利差定价模型

1．市场存款利率的确定。存款利率的确定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物价变动率。物价变动率是存款利率的下限，否则就会出现负利率，银行吸收存款的难度将增大；（2）证券收益率。这是因为未来投资多元化的趋势将使存款和证券等直接融资方式争夺资金的竞争加剧，故必须考虑替代性投资方式的收益问题。（3）保险、基金等新的金融工具的收益率。这是考虑到目前储蓄型保险、开放式基金等是居民储蓄存款分流的新渠道。

综上，可以初步得出一个存款利率定价模型：

T1＝（T0+P0）（1＋P1）＋P1≤H（2）

（其中，T1为当期存款利率；T0为央行确定的当期基准利率；P0为前期物价变动率；P1为本期物价变动率；H为证券、保险、基金等的平均收益率）

2．市场贷款利率的确定。影响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内在因素有：资金成本、通胀因素、风险程度、盈利目标等。

我们在贷款利率定价时，应考虑企业投资决策的两个价值观念，即货币的时间价值和投资的风险价值，货币的时间价值与利率关联度最大。

同样，可以初步得出一个贷款利率定价模型：

T1＝［（T0+P0）（1＋P1）＋P1］×（1+F）（3）

（其中，T1为当期贷款利率；T0为央行当期基础贷款利率；P0为前期物价变动率；P1为本期物价变动率；F为目标盈利比率）

3．未来银行利差的状况。根据前文确定的存、贷款利率，就可以得到未来银行的利差。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放开贷款利率限制，给商业银行以一定的定价权之后，银行承受风险的能力将会增强：按照2004年10月29日的利率政策，完全放开了商业银行（不含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以一年期为例，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是5．58%，假如上浮动四倍，也就是22．32%，扣除运营的成本中间可能出现的利差，在新的体制下，银行可以容忍的贷款违约率和风险是18%-20%左右，比原来可以容忍的贷款违约率水平有非常大的提高。在原来利率管制条件下决定的银行利差结构使得银行对于经济风险波动、反应能力和承载能力非常弱小，而在新的利率体制下，银行承受风险的能力将会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