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国家外资银行溢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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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银行的跨国经营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展迅猛，到1985年后，由于美国银行国际性收缩而趋于停滞。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东欧和拉美国家掀起了银行私有化浪潮，外资银行借机收购，又开始了大规模扩张。2006年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后，外资银行纷纷参股中资银行，一时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能够促我国银行的发展，尤其是在内外资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国内银行能否从外资银行的进入中获得一定的技术溢出效果尤为值得商榷。由于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时间较短，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不足。相比之下，中东欧国家完成经济转轨与银行业开放已经近二十年，数据翔实，且经济转轨国家的经济特征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期望通过研究外资银行中东欧国家的溢出效应，为我国银行业引进外资提供借鉴。

2理论综述

对于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业的发展，不同研究的实证结果不尽相同。随着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银行溢出效果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溢出效应本身的存在性，而越来越多的集中于东道国特征对外资银行溢出效果的影响方面。如LensinkandHermes（2004）的研究显示外资银行对内资银行产生影响与东道国的发展水平有关；Bayrak－tarandWang（2004）发现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外资银行进入与本国银行的效率改进没有必然联系。Uiboupin（2005）针对中东欧样本的研究则发现东道国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国内银行所受冲击的大小。由于我国引入外资时间较短，国内不少学者也将视角转向与中国类似的转轨国家。张荔、张蓉（2006）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亚洲与拉美转轨国家为研究对象，证实外资银行的进入对转轨国家银行体系效率的改进会受到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初始条件、外资银行经营水平和规模等的影响。谭鹏万（2007）的研究显示外资银行进入对中东欧国家内资银行绩效的影响依赖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银行业发展程度。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的技术溢出效果离不开东道国的制度安排，因此要考察银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就必须同时考虑转轨时期制度变迁的因素，包括经济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产权改革等。这些措施改变了金融市场的扭曲与压抑的状态，为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从而使银行个体有可能，也有必要追求自身效率的提升。此外，经济转轨也提高了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并由此增加社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进而从需求方面拉动了银行业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在考察转轨国家外资银行溢出效果时将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因素纳入到了分析当中。

3实证研究

3．1模型建立为了考察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业效率的影响，构建动态面板建立模型如下：LnTEPDit＝Ci＋a1LnFDIi，t－1＋a2LnTFPDit－1＋a3Ln（EFi，t）＋a4LnRFi，t＋a5LnGDPPi，t＋μi，t模型中，TEPiDt为内资技术进步情况，EFi，t为内外资部门的技术差距，RFi，t为对金融深化等制度变迁的衡量，GDPi，t代表东道经济发展水平，Ci为度量的个体差异，μi，t随机变量扰动项。FDIiD，t－1为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其系数a1体现了外资银行的技术溢出效应。

3．2样本及变量的选取由于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时间较短，本文将以中东欧五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为样本。为了避免政治因素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样本期选择中东欧五国政治状况相对稳定的为1996－2006年，具体指标选取方法如下：

3．2．1外资银行进入程度FDIit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FDIit，拟考虑选取外资银行资产占东道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来代表外资的进入程度，资料来源于EBRD（2007）数据库的统计。

3．2．2经济发展水平GDPit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以样本国家的实际GDP来代表，数据来源为BVD宏观数据库。

3．2．3内资技术进步TFPIDT与外资技术优势EFit内资银行的技术进步考虑用全要素增长率来衡量，内外资银行的技术差距考虑用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全要素生产率之比来进行衡量。为了避免模型设定偏误引起的估计结果偏差，本文考虑以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来构建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以投入效率为基础进行，利用Bankscope数据库，本文选取5个国家大规模类别中的银行1996－2006年的数据，按照控股股东分为内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形成每个国家的内资银行部门与外资银行部门共计10个部门单位作为测算基础。具体测算以银行的总资产与银行费用支出（包括工资）作为投入变量，以银行的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作为产出变量，计算出内资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TFPiDt和外资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TFPiFt。以此为基础可得外资银行相对于内资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优势指标：EFit＝TFPFit／TFPiDt

3．2．4金融深化与制度变迁RFit由于金融深化本身的抽象性和多元性，金融深化与制度变迁变量的选取则较为困难。所幸的是EBRD（2007）曾对中东欧转轨国家各个方面的制度转轨进行了指数化的度量。结合理论分析，本文从中选取了以下几个指标：公司治理结构、市场竞争指标、私有化程度、价格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其他金融中介发展程度等作为解释变量。然而由于各项改革措施互相影响，变量之间容易存在自相关等现象，因此不能进行简单的加总。这里考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对各国各年度的改革情况进行评分。在利用主成分方法得到各国制度变迁得分后，为了方便回归模型取对数，将得分采用最大最小值法对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值落在［0，1］区间。处理过程为：RFit＝（Scoreit－min（Scoreit））（max（Scoreit）－min（Scoreit））

3．3检验结果按照广义矩（GMM）估计方法，首先对原方程进行差分以消除模型中的固定效应。即：ΔLnHTFPi，t＝α1ΔLnFDIi，t－1＋α2ΔLnHTFPi，t－1＋α3ΔLn（EFi，t）＋α4ΔLnRFi，t＋α5ΔLnGDPi，t＋Δμi，t由于式中解释变量△LnHTFPi，t－1与模型中的△μi，t存在相关性，为解决这一问题，选取LnHTFPi，t－2、LnHTF－Pi，t－4、LnRFi，t做为LnHTFPi，t－1的工具变量。其原因在于根据GMM原理，LnHTFPi，t－2、LnHTFPi，t－4、LnRFi，t与LnHTFPi，t－1高度相关，但是与△μi，t不相关。利用Eivews5．1进行GMM回归，结果及sargantest检验值的置信区间P如表1所示：回归结果显示选取的变量金融深化等改革方面LnR－Fi，t、内外资技术差距方面Ln（EFi，t）、外资资产所占国内资产份额方面LnFDIi，t－1均有显著性。表中Sargantest值显示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进而对残差进行检验如表2，ADF与pp检验结果说明原方程差分后残差不存在非平稳现象，Q统计量检验的原假设为序列不存在高阶自相关，表2结果说明原假设不能被推翻，差分后方程残差不存在一阶、二阶及三阶自相关现象，回归结果是成立的。

4研究结论

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外资银行的进入份额对内资银行效率的提高的贡献显著为负，这说明外资银行进入并没有发挥示范、竞争等溢出效应；金融深化等转轨中的改革因素对内资银行效率的贡献为正，且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制度变迁是中东欧国家银行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结果还显示内外资银行效率差距越小越有利于内资银行效率的提高，因此内资银行只有提高竞争实力才能在竞争中获利。这些结论对探讨我国银行业的引资策略有一定的意义。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重要动机是开辟新市场、获取改革中管制放松的租金、利用我国对外资的政策倾向降低进入成本等，由于同国内银行存在直接的竞争，因此外资银行为保持技术先进性，往往会限制东道国银行业对本企业产品的模仿，利用优势抑制本土银行的发展。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拥有具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是我国能够平等的获取世界经济发展利益的重要前提。开放金融市场为我国银行业提供了接触先进的产品研发、管理水平及服务理念的机会，也是银行业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与市场结构所必需的。但是外资银行利益寻求的动机必然使其与本土银行存在利益竞争，在竞争压力下我国银行一方面要提升吸收能力积极学习外资的先进理念与技术，另一方面更要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及金融深化带来的良好契机，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提升竞争力，迎接世界市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时，银行业引资政策应着重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保证竞争的有序性，循序渐进的引进外资，不宜对外资有过多的政策倾斜。总之，引进外资过程中既要反对片面的保护主义，一味的闭关锁国，同时也要考虑到本土银行的发展，避免外资银行与本土银行过度竞争，造成本土银行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