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竞争结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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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投资环境的日趋完善、金融产品与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加等因素加速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步伐，而2001年的加入WTO更是使得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银监会2010年年报》显示，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从1998年的2829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7423亿元，年均增长约43%，营业性机构数和法人机构数在同时期内也分别增加一倍。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动因主要是服务母国企业的海外经营和利用东道国的发展机遇获取利润(Yamori，1998;Claessensetal.，2001)，其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系统的影响则是个有争论的问题。支持者认为能促进银行系统的竞争，提高经营效率，降低金融服务的价格，并最终通过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Crystaletal.，2002;Demirguc－Kuntetal.，2004)。而另一方面，反对者则指出外资银行会挑选高质量和低风险的借款人，而将高风险的客户留给国内银行，这会使得国内银行利润下降，效率低下而且缺乏竞争力(Barajasetal.，2000)。其次，外资银行的母国遭遇的经济冲击会传导到东道国，这会破坏东道国银行系统的稳定(Levy－YeyatiandMicco，2007)。最后，凭借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高效的经营管理技术，外资银行的进入必将威胁到国内银行的生存和发展(Moguillanskyetal.，2004)。总体来看，对于外资银行进入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系统的影响而言，实证研究并未取得共识。近年来，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也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更多地是基于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田国强和王一江(2004)指出，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助于打破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形成稳定的国有、民营和外资的三方制衡体系。张红军和杨朝军(2007)强调，外资银行网点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等三大经济区域。朱晓艳和徐光(2007)认为，外资银行的业务重点是具有比较优势，不依赖分支机构网络的中间业务;并以客户为中心，围绕客户的需求设计和销售金融产品，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殷孟波和石琴(2009)利用1999—2008年16家银行的数据发现，随着金融业全面开放，我国银行业竞争度迅速上升，同时伴随着银行的规模效益下降和风险倾向的增加。张金清(2010)利用14家主要商业银行2001—2008年的数据，发现外资银行进入水平与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所谓的“阙值效应”，但该效应并不因商业银行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作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吸引力逐年增加，外资银行进入的步伐也显著加快。实证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系统竞争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若干应对外资银行进入的政策建议，有助于中资银行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应对外资银行的挑战。也有助于监管层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管政策，促进中外资银行的协调发展。

二、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伴随着1978年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开始启动。30多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逐渐实现经营地域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城市再到内地中心城市，业务范围从外币业务到本币业务，服务对象从外国居民到本国居民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外资银行的资产、人员和机构数量均不断壮大，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总体来看，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1979—1993:进入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拉开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序幕。外资银行早期仅允许在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等四个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机构。随着银行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外资银行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营业网点也从经济特区扩大到沿海城市。

(二)1994—2001:走向内地中心城市1994年，《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颁布并实施，外资银行经营地域进一步扩大，开始从沿海走向内地。1995年，武汉、西安、成都、重庆、杭州等11个内地中心城市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1996年，开放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所有中心城市，并于年底允许外资银行在上海试点人民币业务。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成员国，自加入之日起即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并允许其设立同城营业网点。

(三)2002—2006:入世后的过渡期加入WTO后的五年过渡期内，我国按照WTO关于金融业开放的市场准入原则以及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地域、服务对象以及设立形式的非审慎性限制。2003年底，银监会将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范围从原来的15—20%扩大到20—25%，这一举措极大地鼓励了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不仅增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改变相对单一的股权结构，更重要的是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推动管理技术和经营理念与国际良好做法的接轨。

(四)2007至今:过渡期结束后的法人导向政策五年的过渡期结束后，银监会于2006年11月24日《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取消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以及在华经营的非审慎性限制，并实施法人导向政策①，这促进了中外资银行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目前，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充足，资产质量良好，盈利稳定，流动性充裕，主要指标均高于监管要求。

三、数据与模型

实证研究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利用PanzarandRosse(1987)的方法计算度量竞争程度的H指数，并分析不同类型银行系统内部竞争程度的大小，再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

(一)样本选择和研究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22家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包括大型银行5家、股份制银行9家、城市商业银行5家和外资银行3家②。22家样本银行2009年的资产为55万亿元，占商业银行系统总资产的90.5%，因此可以很好地代表中国商业银行。研究期限是1998—2009年，22家银行在12年的时期内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一共得到264个样本。数据来源包括:BankScope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和《中国银监会年报》(2006—2009)。实证研究使用的变量包括银行层面的变量9个、行业层面变量4个和宏观层面变量2个，具体内容见表1。

(二)竞争程度的度量PanzarandRosse(1987)定义的H指数被用来估计行业的竞争程度，NathanandNeave(1989)则首次将其应用于银行业中，具体方程为:ln(Yit)=α+∑fβfln(Pf，it)+∑kγkXk，it+εit其中:i代表第i个银行，t代表时间。Yit是银行的产出价格，Pf，it是银行在提供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的过程中要素投入的价格向量，Xk，it是影响银行行为的控制变量。H指数度量的是要素投入价格的变动反映在均衡收入上的程度，即H=∑fβf。在垄断情况下，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导致边际成本增加，均衡的收入会下降或者保持不变，这样，H会小于或者等于0。垄断竞争时，投入品价格上涨导致收入下降，但是前者变化的幅度更大，因此H在0到1之间。完全竞争时，价格变动的幅度与收入变动的幅度相同，因此H等于1。H的计算需要的假设条件较少且H指数易于比较，因此越来越多的实证文献采用H指数去研究银行业竞争。ClaessensandLaeven(2004)研究1994—2001年50个国家的35834个年度银行样本数据，发现大部分的银行市场是垄断竞争，H在0.6到0.8之间。黄隽与汤珂(2008)则发现1996—2005年间，中国台湾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很高，而韩国和中国大陆的竞争则较低。遵循ClaessensandLaeven(2004)、Levy－YeyatiandMicco(2007)和Schaecketal.(2009)的思路，并考虑到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我们采用如下的方程来检验银行业的竞争程度:ln(INTRit)=α+β1ln(AFRit)+β2ln(PPEit)+β3ln(PCEit)+∑kγkXk，it+εit(2)其中:INTRit是银行总收入与总资产之比，度量的是银行提供的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的产出价格;AFR(AverageFundingRate)是银行资金的投入价格，本文用利息开支占总存款和货币市场融资之和之比来度量，而非传统的利息开支占总存款之比;PPE(PriceofPersonnelExpenses)是人力资本的投入价格，用人力开支与总资产之比来度量③;PCE(PriceofCapitalExpenditure)是固定资产和设备的投入价格，本文用其他开支占固定资产之比度量，而非传统的其他开支占总资产之比。即本文对AFR和PCE的度量方式进行了优化。就控制变量X而言，考虑到风险承担行为和规模，我们使用如下三个控制变量:Liquidity是银行贷款与总资产之比，度量银行的流动性;Capitalization是银行的权益资本与总资产之比，度量银行的资本化程度;Size是银行资产的自然对数，度量银行的规模。根据PanzarandRosse(1987)的定义，有H=β1+β2+β3。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竞争的影响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竞争的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我们采用如下模型来度量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其中:H为上一节中计算得到的年度H值;Foreign为外资银行进入的度量，具体含义是外资银行资产的市场份额④;X为行业的控制变量，遵循以往研究，我们采用如下四个控制变量:Capitalization是银行的权益资本与总资产之比，度量银行的资本化程度;Riskiness是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与贷款之比，度量银行资产的风险含量;Profitability是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returnonaverageassets，ROAA)，度量银行的盈利性;Liquidity是银行贷款与总资产之比，度量银行的流动性，将行业内每个银行的数值平均得到行业的数值。另外，g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度量宏观经济发展水平;Money为广义货币供给(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度量金融发展水平。

四、实证结果

(一)不同类型银行系统内部的竞争我们首先使用平衡的面板数据来度量不同类型银行系统内部竞争程度的大小，由于22家银行并非从全体银行样本中随机选择，因此我们舍弃随机效应模型，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不同类型银行之间的竞争状况，实证结果见表2。从模型的拟合优度、F统计量以及其相伴概率来看，方程(2)均很好地描述了不同类型银行系统内部的竞争状况⑤。根据H值的定义，四种不同类型银行内部均是垄断竞争。具体来看，大型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最高，高达0.902的H值意味着接近完全竞争，其次是外资银行(0.815)和股份制银行(0.750)，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则相对较低，H值为0.741。1998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不良资产的剥离、股份制改造、补充资本金、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在境内外公开上市，这一系列举措使其从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国家专业银行转变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凭借遍布全国的营业机构和150万员工，国有银行之间开始展开全方位、多角度和深层次的竞争。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公司治理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为其高效经营提供了制度保证。但由于经营规模的限制，这两类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不如国有银行高⑥。城市商业银行受资产规模和历史包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管理水平、体制机制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相对薄弱。更重要的是，城市商业银行网点往往局限在注册地所在城市，很少跨区经营，其竞争程度相应地较低。

(二)银行系统竞争情况的变化我们再利用每年的横截面数据来研究中国银行系统竞争程度的变化，结果见表3。从模型的拟合优度以及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来看，方程(2)也较好地描述了中国银行系统竞争程度的年度变化⑦。我们重点关注的是H指数的变化，虽然H在个别年度有下降的趋势，但总体上仍然在增加，H值从1998年的0.151提高到2009年的0.653，年度平均值则为0.463，年均增长0.046。H指数的大幅提高表明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显著加强，这主要是因为:大型银行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日趋完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也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入世前后的良好开放环境也刺激了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为全面了解中国银行系统竞争的情况，我们同时研究集中比率CR和HHI指数的变化⑧，具体内容见图1。集中度比率CR和HHI指数均稳定地下降。最大三个银行资产的市场份额之和CR－4从1998年的87.90%稳步下降到2009年的70.02%，平均每年下降1.6%。在集中度比率和HHI下降的同时，H指数则总体上处于上升的趋势，因此，综合来看，中国银行业的集中程度下降而竞争程度则上升。表4给出方程(3)的估计结果。从拟合优度、F统计值以及其相伴的P值来看，各个模型都很好地刻画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系统竞争程度的影响。在控制了银行系统的资本化程度、风险含量、盈利性和流动性之后，度量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For-eign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地提升了我国银行系统的竞争程度。在争夺市场份额和利润的过程中，外资银行的进入必将使得中资银行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并影响到其生存和发展，迫使中资银行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这从总体上促进了银行系统竞争程度的提高。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Money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深化有助于提高于银行系统的竞争。度量经济增长率的变量g的系数也为正但总体上不显著，意味着经济增长也能促进银行系统的竞争，但效果并太明显。五、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利用我国22家商业银行1998—2009年的数据，通过PanzarandRosse(1987)的H指数来研究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银行系统竞争程度的影响。

结果发现:

1.四种不同类型银行系统内部均是垄断竞争，但竞争程度差别较大。具体来看，大型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最高，接近于完全竞争，其次是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则相对最低。

2.1998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系统的集中程度稳定下降，竞争程度则相应提高。这主要是因为伴随着银行业的改革开放，银行业结构日趋合理，发展日趋成熟，各类商业银行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互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3.在控制了商业银行系统的资本化程度、风险含量、盈利性和流动性之后，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地提升了我国银行系统的竞争程度。凭借高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中资银行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在银行业对外开放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银行业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正确引导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充分发挥银行系统优化资源配置并促进经济增长的职能，是值得监管层和学术界思考的问题。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以下四个基本原则:符合国内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履行加入WTO的承诺，为中外资银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我国的金融稳定。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提升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效益，增强银行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履行加入WTO承诺，充分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但也必须通过审慎监管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通过优化服务改善开放环境，继续支持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各种机构，鼓励外资银行通过多种商业形态在中国发展，但也要注意防止利益冲突并限制市场垄断行为。

3.加大中资银行的改革力度。通过股份制改造，鼓励条件成熟的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争取上市，使其发展成为财务基础稳健、治理结构完善、发展战略清晰、决策机制健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商业银行，从而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