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风险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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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外资银行信用风险监管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拥有比较健全发达的银行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渊源各不相同，各国纷纷建立了各具特色的银行监管体制。通过研究美国、英国、这两个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风险监管的经验，对我国建立符合新开放时期的现代化银行监管制度是不无裨益的。

1、英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1）比率风险监管体系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所谓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监管措施、价值评估的综合体系，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FSA参照COMELB指标和COM指标对银行进行风险初步测评。COMELB指标包括资本、资产、市场风险、盈利、债务、业务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组织、管理三个方面。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A、B、C、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如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成立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信用领域进行检查；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及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等。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2）习惯法

在立法方面，尽管在欧共体各国的中央银行中，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较差，但它却在银行监督方面比之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在英国，法律常由“习惯法”替代，金融管理机构与信贷机构间的关系更多地使用“道义劝说”或“君子协定”原则来理顺，而不是采取强制性的命令方式。70年代以来，英国已正式结束了银行业的“自我管制”状态，代之以用法律的形式对银行实施管制，外国银行机构也不例外。“1979年银行法”生效后，管理走向正规化，但是对大型银行的管理仍沿用传统方法，很少采取强制性措施。目前英国管制外国银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1987年银行法》、1971年《竞争和信用管制条例》等。

2、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

（1）双重评估体系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状况和流动性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作业调控、遵守法规、资产质量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在美国通货监理署（OCC）现行的监管体系中，骆驼评级和风险评级是两个并行的体系，他们一起构成风险监管的整体方法，二者之间有一些区别。camels是对历史形成的存量也就是运行结果进行评价，风险监管（评级）是对经营过程的控制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前者出现的背景主要是针对信用风险，后者主要针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

（2）var（valueatrisk）风险测定方法

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风险监管的实质是重视对过程控制的评价。（3）争取实现统一立法

在立法方面，当前各国银行目睹并经历了不断加剧的银行国际化分支运作，银行界也在呼唤着实施统一的国际化资本法规，以维持一个健康的国际银行操作环境。美国的立法机构已经单边制定了两个法规，即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规》（IBA）和1991年的《外国银行的强化监控法规》。《国际银行法规》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其目的在于让大量的外国银行受到类似于美国国内银行的监督与管理，并减少人为的不必要的银行机构间的竞争。

二、巴塞尔协议体系给国际外资银行风险监管带来的影响

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设定了资本充足率。通过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业监管机关可以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及风险资产的监管，也对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有了量的标准。加上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信贷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其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监管等。

2001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资本协议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此次协议被称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包括欧洲银行界在内的国际银行界对新资本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有关风险的范围在协议中不断扩充：从信用风险到市场风险，进而又涵盖了操作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名誉风险等其他风险。这是监管当局对日趋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的必要应对，是走向全面而准确监管的步伐。

作为国际银行界的监管准则，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针对风险管理提出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为将来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监管指明了方向。内部评级法比标准法更能敏感地反映信用风险，但同时也意味着商业银行要在资产组合层面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匹配，并相应地进行经济资本配置。欧洲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将在新协议影响下面临不同的选择路径。这种选择也将对未来若干年内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概括而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出为国际银行业的风险监管提供了统一的框架标准，为银行业风险有效监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协议及其补充文件倡导的原则和方法对银行业的监管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规范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发展，并成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的指导蓝本和实践框架。

三、国际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完善我国的外资银行准入制度，选择资本雄厚，经营业绩、资产状况良好，熟悉国际金融市场，具有丰富管理经验、良好经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具有先进的IT技术和国际网络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高素质的外资银行大都资金雄厚，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管理先进、控制经营风险的能力强，能够做到稳健经营。且资信较好，能遵守法规，注重公平竞争，重视自身市场形象。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二，充分考虑中外资银行的差别。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化金融体系构建进程，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等在资本结构、经营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各异。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关风险监管指标的制定和监管某些选择方面，要根据各个银行所处的具体情况，提出针对性强、灵活度大的方案，进行分类监管。同时，在逐步融入国际金融大环境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也不再仅限于信用风险，而是要迎接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等来自各方的考验。因此，在制定监管指标时应具有预见性，充分考虑到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银行可能面临的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其他风险，为未来银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留有足够空间，不至于使监管法规陷入被动的境地。

第三，加强科学的外资银行风险评估体系化研究。外部监管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相结合，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由对抗型向协作型的转变，是银行监管的趋势。银行内部风险模型的建立不仅是银行自身经营的必要，也是确保监管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除了可以参照国际上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外，考虑到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三种形式（外国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与国内银行的“camel”评价体系相区分，采用“roca”等级评估制，将重点放在风险管理、作业调控、遵守法规、资产质量上，以加强风险控制。

第四，完善与健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规。参考国际监管经验可以看到先进的监管体制离不开成熟的法规的配合。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专门性规范。面对开放时期可能的外资银行数量激增，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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