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外资银行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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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继续增加，业务扩展速度加快，新业务层出不穷。截至2003年7月末，上海市已有的57家营业性外资银行中，获得经营全面外汇业务的外资银行有26家；获得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有34家；外资银行主告行23家。全市所设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已达74家，其中外资银行总代表处4家。全市营业性外资银行的机构数量已占全国营业性外资银行机构总数的30％，资产总额折合人民币1872.78亿元，负债总额折合人民币1721.81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202.45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295.72亿元。不良资产率为3.31％，比全国外资银行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在上海银行业中也是不良资产率最低的经营群体。

继2002年东亚、汇丰、渣打、恒生银行等第一批外资银行内地分行获准开办网上银行业务以来，花旗、德意志、摩根大通和瑞穗实业银行又获准开办网上银行业务。先后有花旗、汇丰、渣打、德意志等银行上海分行和新加坡发展银行等获准QFII证券托管业务和网上银行业务。部分外资银行还相继推出了结构性存款、多币种账户、活期存款账户透支和买方付息票据等业务。经国家外汇治理局批准，上海最近又在全国率先实施外资银行外汇贷款治理改革试点，在沪经营的外资行可自行审核办理外汇贷款利息和费用的收付。

经营特点显著

客户选择趋同。我们在对上海近20多家外资银行的调查中发现，外资银行的贷款对象中有80％—90％的客户是其本国在华的独资或者合资企业以及相关的外籍人士。这一方面是因为外资银行是随其本国在上海和江浙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服务而来到上海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往往与其本国银行签订了全球合作协议，其在华子公司将理所当然地选择其母国银行的在华分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本国的企业有可靠的信息和资信评级，可以做出相应的贷款和投资。

业务经营集中。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其母公司的主办银行也随之纷纷进入中国，为这些老客户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截至2003年7月，上海市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商投资企业贷款余额为54.29亿美元，占全部外汇信贷的79.6％。大多数的外资银行，非凡是欧洲的银行、日本的银行和韩国的银行，批发和公司业务占80％以上。外资银行业务集中不仅表现在公司业务上，还表现在外汇业务上，在34家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中，九成以上外资银行的外汇业务占其全部业务的八成以上。

地区差异性强。在沪的外资银行，无论是在客户方面还是业务取向以及经营战略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区差异性。如美资银行实力雄厚，客户资源丰富，业务拓展能力强，金融品种差异性大，经营方式灵活。欧洲的银行则表现出了稳健成熟的特征，他们更关心未来的发展空间。亚洲的银行由于文化差异小，进入市场更轻易一些。

人民币融资渠道狭窄。截至2003年7月末，在沪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人民币资产已达418.83亿元，人民币业务已经成为外资银行盈利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外资银行人民币资金的主要来源仍局限于本币存款和同业拆借，分别占人民币负债总额的54.14％和29.17％。外资银行普遍反映人民币融资渠道狭窄，放贷的人民币绝大部分来自于同业拆借。因拆借多是短期资金，因此外资银行很难发放中长期人民币贷款。央行提高存款预备金率后，近期国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要求各分支机构停止向市场拆放，这意味着外资银行的人民币资金融资更为趋紧。

在沪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有下降趋势。在沪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的存款余额占比从2001年底的0.99％提高到2003年8月末的1.6％，贷款余额占比则由2001年底的3.92％下降到2003年8月末的2.7％。外资金融机构的外汇存款余额占比由2001年底的11.54％略提高为2003年8月末的15％，外汇贷款余额占比则由2001年底的48.40％大幅下降到2003年8月末的5％。竞争有冷有热

来沪的外资银行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当年就可以开展全面的外汇业务，但对开展个人零售业务的准入顺序不同，中外资银行在竞争方面表现出了如下特点：

同一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大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竞争。调查中，瑞穗实业、三井住友和日联银行均表示，他们的目标客户仍是日资企业，原因是对其资信比较了解。所以，日资银行间公司业务的竞争就格外激烈。

在外汇结算业务上也是如此，由于同一国家和同一地区的币种相同、业务特点相同，因此，竞争也就更为激烈。

同质业务的竞争大于不同质业务的竞争。同质业务是指那些性质相同，差异化不大的业务，如贸易结算业务，这是上海中外资银行共有的业务。所以，中资、外资、中外资银行间都存在激烈的竞争。企业的偏好，银行的服务水平，地区的渗透能力，以及与其他业务的连带关系都可能成为决胜条件。比较而言，中资银行间的竞争更为激烈。我们应当十分注重这类业务的恶性竞争问题。

此外，在托管、信用卡，咨询服务方面，各外资银行间也有激剧的竞争。当前，渣打银行、东亚银行与汇丰控股以及汇丰控股与花旗银行间也存在全面的竞争。

公司金融业务的竞争大于零售业务的竞争。公司金融业务对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的要求没有个人业务那么多，限制也比较少。目前零售业务开展较好的只有花旗、汇丰几家大银行，且又集中于高端客户。欧洲的大部分银行暂时都不想在中国大陆开展零售业务。目前，已有德意志银行和荷兰银行上海分行开展了个人零售业务。合作逐渐深入

今年，外资银行与中资商业银行多方合作正在进一步加强。

在资本合作方面，外资银行与中资股份制银行合作的意愿强于与四大国有银行。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的外资银行更愿意与中小商业银行进行股权合作，因为他们创新能力强，经营灵活，不良资产率低，有很强的后发优势。如汇丰集团收购上海银行8％股权，随后又参股平安保险公司；花旗银行收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股权，成为浦发行的第四大股东。

在具体业务合作方面，外资银行更倾向于实力雄厚且信誉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如花旗银行为了提高客户资金到账速度，安装了工行和农行的资金清算系统。三井住友等银行也倾向于与中资的大银行合作，认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的战略资源更轻易提高其业务处理能力。

从合作意愿上来看，美资和日资银行明显要比欧洲银行强。日资银行和美资银行在个人业务、零售业务、网上业务和中间业务方面的竞争尤为激烈，他们都倾向于与中资银行合作，以缓解网点的不足，比如瑞穗实业就希望与民生银行合作开展保理业务，花旗银行预备和浦发银行在银行卡领域开展合作等。相比而言，由于欧洲银行在经营策略上不预备在个人业务上投入较多，他们与中资银行的合作意愿便不那么强烈。焦点初现端倪

目前，外资银行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和对中国经济的理性预期，仍处于战略布局阶段，但是，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兑现，中外资银行竞争的帷幕渐次拉开，竞争的焦点也初现端倪。

国内优质客户的争夺愈演愈烈。中资行与外资行优质客户的定位都集中于：世界500强在华企业、跨国集团分支公司、信誉良好的三资企业、部分经营情况良好的国有及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个人高端客户。据统计，目前外资银行在华机构的绝大多数的客户对象是其所在国或地区的对华投资企业和跨国公司，以及三资企业，大致比例为50％-60％，中国国内的企业只占10％—20％。甚至有些外资企业，非凡是日资企业，直接在董事会章程中写明，一切外汇业务需在本资银行办理。问题是应设法避免中资银行已经拥有的大量优质客户不断流失的状况，中资银行应设法避免再出现“爱立信事件”。据统计，中国银行业60％的利润是来自10％的优质客户。外资银行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全方位的服务优势，中资银行则有本土优势和现有的政策保护，基于此，对国内优质客户非凡是国内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和高端的个人客户的争夺将会日趋激烈，成为竞争焦点。

国际结算业务的较量寸土不让。虽然外资银行在客户资信调查、金融咨询服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上有很强的优势，但是，由于约束较多，比如，目前外资行对中国市场占有的份额有限，非凡是零售业务方面，利润低、周期长、风险大、机会成本较多，外资银行不想过多涉足。

当前，中外银行真正的业务较量就是国际结算业务。这种业务以国际贸易为背景，风险小，操作规范。其客户基础是在华的三资企业，其中部分客户是外资银行从本国带来的，外资银行正是把这批客户作为“抢滩”点，巩固其在华的立足点后，再拓展其他客户群。外资银行凭借金融结算技术先进、国际网点多、操作规范以及与跨国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与中资银行抢夺市场。外资银行的进出口结算虽然限制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结算以及经批准的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结算和放款项下的进口结算，但因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大，国有银行受冲击仍很严重。比如外汇汇款外资银行通常1天可以到账，而中资银行要2至3天，所以大型三资企业基本上都在外资银行办理国际结算业务，随着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量的大幅提高，外资银行的国际结算优势会进一步显示出来。

公司业务争夺近于白热化。外资银行大多实行全能银行的经营模式，与严格分业治理的中资银行相比，其全方位的服务易于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业务需求，外资银行竭力与国有商业银行争夺的企业或行业，除了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外，还包括中国的外向型企业，跨国企业、大型集团公司和高新科技企业以及有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因外资银行能为这些企业提供包括现金账户的支付、抵押贷款、融资租赁、职工养老保险计划、消费贷款、企业资产治理和投资顾问等一揽子服务，且有助于其扩大出口，降低成本，所以这些企业会选择那些服务方式灵活、效率高、态度好的外资银行。

在沪部分外资银行已经开始在零售业务方面做好充分的预备，他们布设网点，与中资银行合作，建立信用卡中心，非凡是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进入中国后，将会对国内四大银行的银行卡业务和消费信贷业务带来极大的冲击。

此外，花旗等8家外资银行抢先注册多项专利，仅花旗就有19项专利进入最后审批阶段，而国内四大国有银行目前只有11项专利。花旗的19项专利有3个共同特点：第一，大多冠以“系统”、“方法”之名，是一些商业方法；其次，他们主要是配合新兴的网络技术或电子技术而开发的金融服务与系统方法；其三，多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发明专利。花旗银行19项发明大多直指网上银行业务，这是外资银行争夺国内客户最快和最有效的途径。同时，这些专利申请一旦成功，不仅可以强化花旗自身的服务能力，从专利转让授权中获利，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同台竞争，稍有侵犯就有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最终面临被迫退出市场的危机。

人才竞争决定中外资银行的成败。外资银行的雄厚实力、有效的激励措施和灵活的用人战略以及丰厚的待遇都对中资银行提出了挑战。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甚至央行和政府机关的部分资深职员以及高级治理人才，流失到外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给中资银行带来损失，同时，也为外资银行带来了大量的客户资源和无形资产。相比之下，中资银行对人才的重视远没有落到实处，应当充分熟悉到人才的竞争将是一个焦点问题。

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恶性竞争不利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某些银行，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争夺客户，不顾风险、不顾回、不计成本，打擦边球，有些中资银行对外资银行的人民币同业借款利率不断下降，甚至下浮到30％-40％。如此低的利率在使外资银行获利的同时，也使他们对中资银行的风险意识和治理水平疑虑重重。类似的恶性竞争，只能加大经营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最终导致系统风险。

中外资银行的差别待遇和经营模式的不同，不利于公平竞争。目前，外资银行享受了部分超国民待遇。从中外银行税收负担差异来看，中资银行比外资银行至少高出五个百分点；外资银行的外汇贷款可以结汇，而中资银行则不可以；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经营地域可以扩展至江浙两省和其他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城市，中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却不可以跨地区经营。这种不平等的情况扩大了外资银行单个机构的经营地域，降低了外资银行的网点成本。毋庸置疑，税收、中间业务治理等，外资银行其实也部分享受了超国民待遇。

外资银行混业经营，中资银行分业经营，经营方式的不同带来了竞争力上的差异。尽管外资银行在中国必须按中国的法律要求来做，比如，花旗银行由银监会监管，所罗门美邦由证监会监管，旅行者集团由保监会监管。花旗的代表处、分支机构不能兼营，人员也不能交叉，建筑物要分开。但是，花旗集团内信息共享，网络统一，其保险客户、证券客户和银行客户之间可以相互影响。而中资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却是各自为战，无法共享信息。

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在竞争和风险的考虑上就稍嫌不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议，我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外币业务、人民币业务、营业许可等方面的限制，履行如下承诺：正式加入时，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在客户对象方面的限制，外资银行可以立即向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全面提供外汇服务，且不需要进行个案审批。正式加入时，立即答应外资银行在现有业务范围基础上增加外币兑换、同业拆借、外汇信用卡的发行、国外信用卡的发行等业务。2003年底开放外资银行对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2006年底，答应外资银行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这意味着加入后五年内，外资银行将享受国民待遇。三年宽限期很快就到，中资银行在经营目标、治理模式、金融创新和体制改革上都没有根本的改变。中资银行在国家信用的担保下，在各种政策的保护下，依靠其本土优势，仍然占据着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不少人很快就淡忘了“爱立信事件”之痛，放松竞争意识，淡化风险意识。以美洲银行为例，其非利差收入构成就有存款账户服务费、银行卡服务费、信托服务费、交易收入、私有权益投资服务费、贷款销售服务费、证券销售服务费和分支机构及业务销售收人等11项内容。而我国的商业银行，实行严格的分业治理，普遍存在着中间业务起步晚，范围窄，创新能力差，产品单一，缺乏吸引力的问题，中间业务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筹资功能较强、日常操作简单的结算类和类业务。近年来，中资银行加强了金融创新的力度，纷纷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推出买方付息票据和保理业务，同时，央行和监管机构也积极鼓励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减少审批环节，从结算账户到银行卡的推广都给予足够的支持。但是，如若中资银行不从根本的观念上进行改变，不把利润和风险收益回当作经营的目标，没有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以及风险内控机制，就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赖以形成垄断的本土优势和网点优势，就会成为桎梏和战线过长的成本劣势。

虽然，中外银行之间，已经从不同层面上展开了合作，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还来沪鼓励外资银行参股，但是，在沪的大部分外资银行仍对合作持谨慎观望态度，外资银行的股权合作意愿不强，尤以欧洲的一些银行为代表，其根本原因在于担心合作成本太高，失去控制权，像合资企业那样产生摩擦和经营风险。外资银行的合作更多考虑的是成本收益的对比，是抢滩中国的市场。

在中外资银行的竞争与合作中，存在着金融安全问题。一方面是货币政策效应受到影响。由于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来抵消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这样就弱化了货币政策效应。非凡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资本流出流入更加频繁，使央行对资本流动风险的控制难度更大。而且在短时间内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后，将增加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确定因素。根据国际经验，一旦国内金融市场稍有不稳，外资就会通过外资银行撤出，可能引发或加剧金融波动。一方面QFII业务会打通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的管道，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可能受到削弱，金融风险可能加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人民币汇率面临着与1990年前后新台币同样的问题，境外各种利益集团正企图迫使人民币升值，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以往每年都有巨额负的统计漏损，而从去年开始，统计漏损变成巨额正值，说明有境外资金从地下渠道进入境内，原因就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QFII无疑为这种性质的资金找到了了合法的进出渠道，这一点是值得外汇治理部门重视的。另外，国际资本一旦有机可乘，就有可能从汇市、股市、期市三个市场同时运作，冲击我们的金融体系。这对中国境内股票市场而言，似乎是在一颗炸弹上增加了一个引爆装置。另一方面就是股权合作中可能引起的控制权转移以及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应警惕可能诱发的金融安全的风险问题。现在，中外银行的股权合作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放开，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中资银行的股权就可能转移到外资银行手中，控制权也可能转移。如花旗集团有权在2006-2008年增持浦发银行股权至24.9％。到2006年后增持的结果如何，浦发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股权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控制权的变化都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对这些不确定性进行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