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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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性监管侧重于指导性，硬性指标规定较少。

要确保流动性监管有效，必须注意监管针对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这要求监管当局对银行流动性监督检查时考虑银行所处具体环境和所面临风险，对法定比率适当调整。例如美联储在其所制定的骆驼评级制度中，具体评估因素和评级标准均是定性的，没有定量的要求。英联邦国家监管当局流动性监管也少见正式的比率或指标。相比之下，在西方各主要工业国中，日本和法国较多使用定量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从总的趋势分析，各国监管当局以考核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和利率期限结构搭配是否合理两个方面为基础对其流动性系统评价，同时注意每个银行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提高针对性与灵活性。

3．对流动性的监管兼顾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

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局对商业银行实施流动性监管时考虑的5个因素中，除了一个因素涉及资产的变现能力外，其余四个因素均与负债流动性管理有关，包括：存款的构成及其稳定性、对利率敏感性资金的依赖程度及借入资金的频率和数量、负债结构、融资能力。

综上所述，各国监管当局都从本国实际出发对银行经营活动进行限制，要求其在维持盈利性的基础上保持适当的流动性资产或减少一定的流动性负债，同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银行增加长期负债，减少短期资产。流动性比例管理的范式是一个指标体系，但流动性比例毕竟只是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预警指标，对流动性指标的监管并非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制度的全部，银行自身有效的流动性管理措施才是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关键。

我国对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的相关规定

如前所述，各国对流动性的监管分成两种做法，一是法律或监管机构不规定具体的比例要求，由银行自行决定流动性比例，监管机构则对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以及应对政策、措施进行监管；另一种做法是法律或监管机构规定了具体的监管比例要求。

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流动性监管采取了后一种做法，《商业银行法》第39条第3款规定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第4款规定银行“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的规定与商业银行法相同，但《商业银行法》没有对流动性资产和流动性负债做出界定。2006年出台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中对银行流动性资产和流动性负债做了明确的解释，并要求外资银行参照适用。

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体系，在保留原流动性比例的基础上，增加了核心存款比例和流动性缺口率的规定，要求分本外币同时计算考核，并对指标含义进行了解释。但总的看来，该规定仍有待细化，且只要求外资银行参照适用。

完善我国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制度建议

(一)我国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制度的缺陷

与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流动性监管国际标准和主要发达国家流动性监管具体制度规定相比，我国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制度存在以下三点不足：

1．单纯考核时点数，容易助长银行冒险行为。

现行监管规定一是缺乏反映外资银行不同时点的流动性指标，现有监管指标仍按月末或旬末余额考核，而未突出具体某一时点流动性考查，而巴林银行李森正是利用此一监管漏洞逃避监管，在特定考核时点上达标并不等于整个考核期内都达到流动性标准。而且单纯考核时点数必然助长被监管者的侥幸心理，引发机会主义行为，对流动性风险管理危害更大。

2．评价外资银行负债流动性管理能力的指标过少。

在法规层面，现有监管指标中流动性相关的仅有流动比率一项，而随着资产负债管理战略的出现，银行的流动性已经不仅仅是资产搭配问题，而且还体现在银行从市场获取额外资金的能力上。作为衡量银行流动性状况的指标，应成为衡量资产保值变现能力和负债充足与否的综合指标。尽管《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通过引入核心存款比例和流动性缺口率建立了同时涵盖资产流动性和负债流动性的更完善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体系，但只是要求外资银行参考适用，此处监管刚性相对不足。

3．监管刚性有余而灵活性不够。

单纯以比率方法监管流动性的缺点是过于僵化，不够灵活，具体而言：一是其暗示不同资产负债项目的流动性可以确切决定，而忽略了当市场信心和利率、汇率等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特定资产负债流动性可能大幅波动的事实；二是比率监管本身就是一种静态分析，没有考虑银行业务的动态特性。

因此考查流动性应结合每一银行的特点，综合考虑各种影响流动性因素做出公正准确的评价。这也正是美、欧等国以定性指标分析为主的原因。

(二)入世过渡期后完善我国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的立法建议

1．督促外资银行建立完善科学的流动性预测系统，运用先进的流动性管理方法。

现阶段，银监会应督促各外资银行建立和完善适合自身特点的流动性监测系统。引导外资银行研究影响自身流动性的各项因素，并加以量化，设定合理的系数，同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科学的预测模型，使流动性预测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外资银行不仅要加强对存款流动性需求的预测，更要注重对资产流动性需求的预测，为流动性的科学管理提供可靠的保障。

此外，运用状态处理法，制定外资银行流动性应急方案。针对银行自身短期危机、银行特有的长期危机和整个银行系统的长期危机三种危机状况，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在危机状态下，要保证管理的协调性，并明确责任分工，使相关人员了解在任何一种危机状态下应采取何种措施。

2．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多种途径增加流动性供给。

为完善我国流动性监管制度，除了设计合理的监管体系外，还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货币市场，为银行流动性监管创造条件，并准许符合审慎监管条件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货币市场。当前我国立法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各项法律相互之间缺乏制度设计协调，使设计良好的一部法律，在现实中无法有效实施，违背了立法者初衷。因此，在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完善相应配套措施，这里主要考虑完善和发展货币市场。

3．进一步完善流动性指标考核体系，构建定性分析与定量考核相结合，以流动性比例监管为主体、银行期限缺口管理为补充的二元制流动性监管体系。

(1)在我国同母国签订的双边监管合作协议下对外资银行子行、合资银行与分行流动性监管责任明确划分。在母国与东道国签订双边监管合作协议的前提下，应当考虑外资银行子行、合资银行和分行等不同组织形式在法人资格以及监管规则适用时的区别。具体而言，对在我国注册的外资银行子行和合资银行，应当适用我国外资银行法的有关审慎监管措施规定；而对于外资银行分行，由于其是外国法人，应由其母国监管当局在并表基础上实施监管。但考虑到母国监管当局在对银行流动性实施并表监管的困难，加之母国监管当局认可我国规则是双方签订监管合作协议的前提，故应由我国监管当局即银监会承担监管外资独资银行、合资银行以及外国银行分行流动性的责任，换言之，法定流动性比率对外资银行的三种组织形式统一适用。

(2)完善现有流动性监管比例指标。具体措施一是增加对流动性负债的考查，明确规定外资银行适用《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的有关规定，正式引入核心负债监管指标，即核心负债与负债总额之比，并要求其不低于60％；二是在考核期限上实行期末余额与月平均、旬平均、周平均余额相结合的考核办法，预防和减少外资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三是引入“风险迁徙”概念，既考核外资银行某一时点上的流动性比率，又关注一个时期以来流动性水平的动态变化，坚持流动性风险水平的绝对量和相对变化两手抓，两手硬。

(3)引入流动性“缺口管理法”。由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规定的流动比例为静态方法，只提供流动性考核的静态观点，有必要正式引入流动性缺口管理法，对流动性进行测量，所有资产负债按到期时间排列，对每部分不匹配的余额加总。借鉴国外经验，设立流动性缺口监管指标，规定流动性缺口为银行90天内表内外流动性缺口与90天内到期表内外流动性资产之比，该比率不得低于10％。

这一监管规定的制度逻辑是：流动性比例设定了对各类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的最低标准。对某一特定银行，可能达到前述最低标准的基础上，按照缺口管理法设定更高、更具体的流动性限制余额和比例。

(4)将流动性监管基点建立在各外资银行加强自身流动性管理上。在前述措施的基础上，外资银行法应赋予银监会定期检查评估外资银行流动性管理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权力，确保外资银行内部控制管理体系有效，使管理层确信有关政策持续地发挥作用。这种方法对大型国际性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尤其适用，因为后者流动性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临时性资金来源或高利率敏感性负债。监管者必须明确，唯有银行自身有效的流动性管理措施才是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