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行履职论文：国有商行履职机理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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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沈伯平孙建娥工作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相关文献综述

要研究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必须追溯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KeithDavisandRobertL．Bloomstrom(1975)［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经营者在谋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对于保护和增进整个社会福利的义务。而EdiwinM．Epstein(1987)［2］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努力使企业决策结果对其利益攸关者产生正面而非负面的影响。企业行为结果的正当性是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核心。而CarrollandBuch-holtz(2000)［3］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对企业所提出的在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层面的责任和义务。世界银行对此的定义则为•77•企业与关键利益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目前我国企业界普遍认同的理念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实现利润和股东收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应有责任，其中包括恪守商业道德和商业准则，时刻关注生产的安全性和员工的职业健康，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最大限度节约资源和能源等。［4］由此可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从最初只是关注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到关注股东利益和利益攸关者的利益并重，最终拓展到企业还必须致力于对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尊重。借鉴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本文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是指其在追求股东收益最大化的同时，所应该承担的对于社会、环境、员工以及金融消费者应有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社会责任问题的关注却较为鲜见。吴念鲁(2007)［5］将积极配合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和协调发展界定为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并提出商业银行应把承担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和树立良好形象、打造品牌、为客户所认同等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李可佳(2009)［6］则把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界定为商业银行在维护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对社会、客户和国家金融稳定、安全，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而负有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王松华(2007)［7］将其概括为在创造企业价值的同时，积极支持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行业调控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还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公平正义地对待弱势客户群体。黄建新(2007)［8］则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性角度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对其员工、储蓄存款户和中小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张杰(2007)［9］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海南案例”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特殊的转型背景下，由于长期以来政府总是通过对银行体系的高度控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责任，因此金融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市场化悖论”，我们无法在保持金融控制以履行其社会责任与金融市场化改革之间取得利益目标的一致。从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商业银行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更多关注一般意义上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而对作为中国金融体系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关注不够;二是没有将商业银行社会责任问题放到中国转型，尤其是金融体制转型与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三，赋予了国有商业银行过多的社会责任，忽视其作为商业银行本身所应该承担的经济责任。而造成以上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学机理研究不足，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性”与“商业性”这两者的关系拿捏不准，本文试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

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现实基础

(一)公共资金注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2/3以上的国有企业陷入大面积经营亏损的困局。1998年，朱镕基同志提出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并且通过债转股改革方式剥离国有企业所欠银行的大量债务，致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大规模上升。国有商业银行危若累卵的资产质量甚至影响到了宏观经济的安全性和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营。1998年，中央政府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充实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13939亿元。但是，由于这一阶段的改革没有触及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等核心问题，其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和不良资产比率进一步攀升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按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方法统计，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除交通银行以外)的不良贷款总额为21350亿元，不良贷款比率高达25.12%。②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在约定的5年过渡期结束以后，中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应基本形成，届时外资金融机构将不再受业务和地域的限制，进而可以享受国民待遇，与国内金融机构开展公平竞争，其先进的管理方法、良好的服务态度和成熟的经营技术，必然会对国有商业银行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未雨绸缪，党中央、国务院在2002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正式决定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列入决策层的议事日程。2003年12月30日，为推动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上市，国务院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动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450亿美元，同时核销和二次剥离不良资产2787亿元。2005年4月，中央汇金公司再向中国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同时核销和二次剥离不良资产近5000亿元。③截至2005年10月，除农业银行以外的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财务重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基础上相继成功上市。2008年，为了将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中央政府加快了对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步伐，再次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向农业银行共同注资2600亿元人民币(380亿美元，两者各占农业银行资本金的50%)，同时由中央财政核销其不良资产8000亿元，并于2010年7月如愿公开上市。④至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完美谢幕。从以上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近十余年以来改革进程的回顾可以看出，1998—2008年，政府动用公共资金40025亿元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和股份制改革，为中国金融体系安全化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累计注资10299亿元，核销或者剥离不良资产29726亿元(详细参见表1)。在国家投入巨资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的基础上，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向社会公众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2009—2011年，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分别达到4115.41亿元、5392亿元和5446.96亿元，其不良贷款比率也下降至1%以下。⑤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能交出如此令人满意的成绩单，是与政府历年以来动用巨额社会公共资金对其进行的注资、核销和剥离不良资产以及社会公众对其长期不懈的支持分不开的。既然中央政府多年以来举全国之财力为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稳健和安全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对改革成本支付者的一种补偿，国有商业银行为广大金融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使社会各阶层共享我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理所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二)国有产权性质尽管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革实现了资本来源的多元化，为其建立更为完善的现代银行治理结构奠定了多元化的产权基础，但其国有性质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2004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时，作为代行国有产权主体的中央汇金公司，是其初始上市之时的唯一出资人。而对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则由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分别持股50%。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的国有性质，决定了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巨额利润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分享，而不应该由本行业、本部门的职工所独享，这也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谁投资、谁受益、谁承担风险”原则的具体体现。近年来，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自然垄断行业与一般竞争性行业之间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一直是社会公众诟病的话题。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公众不满的最大诱因。事实上，过去十多年以来，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在内的中央级国有企业，其利润一直留在企业内部，困难时要求国家巨额补贴，赢利时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却并不分红。经营风险由社会公众买单，而投资与经营收益完全留给自己，这种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正是社会公众质疑国有金融机构以及国有企业价值何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同样也是其陷入“亏也挨骂、赚多了也挨骂”这一怪圈的深层次社会因素。⑥目前，自然垄断行业的中央级国有企业须向国家上缴10%～15%的红利，而国有商业银行至今尚未执行这一政策。因而，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分利润上缴政府财政，让社会各阶层共享金融业改革和繁荣的成果，对于体现其国有性质、改善其公共形象，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和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格局及其利润来源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

(一)垄断经营格局截至2009年底，尽管在国内经营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达到3857家，基本形成了以国有商业银行(5家)为主体，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和城市商业银行(143家)为补充，多种所有制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⑦但5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为50.9%，在存贷款市场的份额则分别达到了59%和54%。中国银行业呈现的实际上是国有商业银行寡头垄断与众多中小银行竞争并存的双轨竞争格局。在以存贷款利差和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作为商业银行主要利润来源的经营模式下，大银行机构因为能够获得政府设置的垄断租金而感受不到来自于外埠市场竞争的压力，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的内在动力并不急迫。这种垄断经营格局正是国有商业银行利润大幅度增长的重要原因。(二)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国外商业银行的总收入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间业务，而我国商业银行营业收入的80%以上却来自于存贷款利差，而非利息收入占比仅有20%左右。在实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政府通过设定储蓄存款利率最低限和贷款利率最高限的方式，在确保巨大利差从而确保国有商业银行巨额利润的同时，又通过其向国有企业源源不断输送低成本的融资支持。⑧寡头垄断经营格局下的政策性、制度性力量，仍是国有商业银行“日进斗金”、享受饕餮般的利润盛宴的基本途径和方式。这实际上是通过利率这种强制性的再分配手段将本应属于广大金融消费者的财富持续不断地转移给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并以此不断冲销其因大量政治性贷款所造成的巨额不良资产。在国内居民投资渠道狭窄，股市自2007年10月以来处于下降通道的条件下，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纷纷涌入银行。因为社会公众朴素地认为，既然银行是国有的，隐含着国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最终风险承担者，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出了问题政府不可能撒手不管的意味，这正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金融机构普遍面临信贷紧缩的问题而中国金融体系仍然保持充足流动性的重要原因。既然社会公众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提供了如此巨大的显性和隐性的支持，作为对改革支持者的一种利益补偿机制，国有商业银行应该为社会公众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这或许并不为过。

履行社会责任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一)资产负债结构的特殊性商业银行自有资本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较低，这就决定了银行的资产收益率相对于一般工商企业要低得多。银行经营者为了实现股东收益的最大化，会通过提高负债的杠杆效应想方设法提高资本收益率，也会激励银行经营管理者将客户资产投入高风险运营状态的道德风险。因为高风险意味着高盈利，但也必须承担资产损失的巨大风险。一旦冒险成功，所取得的巨大利润悉数归银行股东所有，而广大储蓄存款户只能获得固定收益的利息收入;而一旦冒险失败，所产生的巨大成本则由储蓄存款户及广大社会公众共同承担，银行只需以为数极少的自有资本承担有限责任。这实际上是以牺牲广大储蓄存款户和普通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银行利润的最大化。此外，由于“太大以致不能倒闭”(“toobigtofail”)问题的存在，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明白，一旦银行经营失败，政府一定会伸出援手全力救助，这必然会进一步滋长银行经营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行为所导致的高杠杆比率是引发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导火索。2007年底，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资产总额为4.3万亿美元，而自有资本只有2003亿美元，杠杆比率为21.3倍;而到了2008年年底，其真实杠杆率则达到了惊人的88.8倍⑩。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使银行经营管理者有着强烈的、以牺牲金融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为代价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冲动，承担起对金融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应有的社会责任似乎与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对于金融机构自身而言，一旦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必然会在相当程度上严重挫伤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信心及其投资和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还会极大损害金融机构长期经营过程中所积累的声誉资本，甚至导致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数众多的华尔街百年老店均遭重创，五大投资银行相继倒闭、出售或转为银行控股公司，两家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和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AIG)也都由政府接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和关注。而且，从长期而言，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对外开放，国有商业银行也必然会面对来自于国外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其垄断经营的格局最终也必然会被逐步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唯有珍惜多年来若干代金融人打造的来之不易的声誉资本，在确保广大金融消费者金融资产和整个社会金融体系安全性的基础上，为广大储蓄存款户提供有价值的回报，才能树立国有商业银行在广大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为我国金融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有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个别金融机构的过度冒险行为也许在短期内提高了其资本收益率，但由于有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的存在，一家银行倒闭会导致该区域金融体系连锁性倒闭的蝴蝶效应，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更进一步放大了金融机构资产风险的传染性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性(阙方平，2000)［10］。这既是若干年前墨西哥和泰国的汇市风险最终演变为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基础，更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得以在全球蔓延和扩展的重要原因。而且，相对于国外商业银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规模过于庞大，在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条件下，更容易陷入大而不倒的魔咒(索尔金，2011)［11］。由于有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或者传染性的存在，作为担纲我国间接融资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应当切实承担起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的社会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切实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既是我国金融业健康稳健运行的迫切需要，也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国有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将外生性道义责任要求转化为企业的内生性要求，转化为国有商业银行一种自觉、自愿和自律的责任行动，避免因为负面新闻而屡屡将自身置于社会道德审判的风口浪尖，更要避免因此而不断侵蚀和透支多年以来金融消费者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任和偏好，这对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研究结论及一些引申性讨论

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金融改革的实际，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学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的研究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的国有性质以及十多年以来政府动用四万多亿社会公共资金对其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的寡头经营格局以及巨额利差的存在，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基础和前提。作为对改革代价支付者的一种利益补偿机制，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切实履行为社会公众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以及通过向政府财政上缴部分利润的方式使社会各阶层共享金融业改革和繁荣的成果等社会责任。此外，由于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有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的存在，作为担纲我国间接融资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还应该承担起维护金融消费者金融资产和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的社会责任。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要防止以下两种倾向:一方面不能因为过度强调其社会责任而忽视其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所必须承担的经济责任。因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责任和目标，既是国有商业银行得以生存的根本，也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更是我国金融体系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需要。事实上，近年来政府着力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的就在于要将其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改变在传统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因为承担过多社会责任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过度集聚的问题。如果过分强调国有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而忽视其所应该承担的经济责任，则会导致原有体制性弊端的复归。我们需要防止的另一种倾向是:国有商业银行会最大限度利用政府高度金融控制所形成的封闭式寡头垄断格局获取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对其原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则想方设法转移或者“外化”到政府和社会身上。这一行为所产生的收益更多地由股东、战略投资者和银行经营管理者等“内部人”分享，而其产生的成本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则更多地由政府“兜底”，这就是张杰所言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市场化悖论”。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在国有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责任和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同时在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域和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领域之间进行某种“制度隔离”或者“制度分解”，以防止“市场化悖论”;另一方面，作为金融市场化改革方案设计和实施主体的政府，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要切实履行起出资人和金融监管者的角色，防止其以市场化改革为借口而“甩包袱”，进一步硬化国有商业银行的预算约束，通过外在的强制力量使国有商业银行将履行应有社会责任的外生性道义责任要求转化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种自觉、自愿和自律的内生性责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