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金融工具革新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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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美国金融工具创新的过度泛滥和监管部门的疏于监管。本文从商业银行和政府监管部门各自利益的角度分析他们在金融工具创新方面的策略选择，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大力发展金融创新和政府疏于监管是利益驱动的结果。由于金融创新是现代商业银行主要盈利手段，政府也乐见以银行业的发展拉动经济增长；而在衰退期，政府一般会对大银行进行救助，这使银行更愿意在经济繁荣期进行创新，扩大规模，从而获得未来风险向政府的分摊。

一、模型构建的理论分析

金融创新作为现代商业银行盈利的主要增长点，是银行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受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共同关注。凯恩(1984)认为。金融创新是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韩农和麦道威(1984)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业新技术的采用和扩散与市场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认为新技术的采用是导致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希克斯和尼汉斯则提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其首要动机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竞争的加剧，商业银行在利益的驱动下，为获得超额利润和扩大市场份额会对金融产品进行创新。起先一家银行研发出新的衍生工具，投入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其他银行也相继推出类似的金融衍生品，最后达到市场和利润均衡。这时，又有一家银行为扩大市场份额，获得超额收益而进行金融创新。又打破了这一均衡。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增多，衍生产品的标的物便会由优质资产慢慢转为劣质资产，各银行不惜在高成本的情况下将劣质资产打包出售，抢占市场份额。获得超额收益。2007年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40％左右。而2008年比2007年。美国商业银行净利息收入略有增长。而非利息收入为负增长，债券利得降幅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波动是决定其盈利或亏损。以及盈利大小和亏损大小的主要因素。

二、大银行与小银行之间金融工具创新策略选择

假设某地区市场中只有两家银行A、B，A为大银行，B为小银行。初期两银行经营产品相似，经营成本为零，获得正常收益A。它们共同面临的市场需求曲线为线形的，都能准确的了解市场的需求曲线。

对于是否进行金融创新。商业银行A、B的策略选择矩阵如下：

若A、B均选择不进入金融衍生品市场，它们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其超额收益为0。若A选择进入市场，而B不进入，则A会获得EPal-Cal的超额利润。其中。Epa为其发行这种产品的超额利润，Ca为发行成本，包括其所带来的社会效用(如是否会引起金融市场动荡而使商行声誉下降，遭受资产损失等)，而Ca是经济衰退和风险发生可能概率的函数，即Ca=f(P1，p1)；同时银行A也因为其规模效应而有可能在危机时获得政府救助从而获得相应隐含利益SP大于等于0.SP是政府可能救助和危机发生可能概率及其规模大小的函数，即SP=f(P1。p2，w)。而这时小银行B若选择不进入，其超额利润为0，但由于银行A的扩张使其市场份额减少，正常利润遭到侵害，超额利润为一P。若银行B选择进入而银行A不进入则情况正相反，但是由于B银行是小银行EPbl-Cbl+SPblPa，由智猪博弈模型可以得出。小银行B金融工具创新的最佳策略是等大银行A金融工具创新后再对其进行模仿。所以，大银行A先进行金融工具创新而小银行B跟风进入，则两者面对的市场规模发生变化，假设A可以获得超额利润EPa2-Ca2+SPa，银行B可以获得超额利润EPb2-Cb2+SPb，SP的大小受制于其在金融系统中的影响大小和政府态度。其中，由于银行A的先进入而获得较大的规模收益，即EPa2>EPb2，最终虽由于对市场的不断瓜分，创新收益趋于一致，但由于先进入市场的银行所获得的规模收益较高，受政府关注程度大，所以其SP相比后进入的要高。显然，大银行为获得收益，其包括超额利润和政府所给与的隐含收益，更趋于先进行金融创新，扩大其经营规模，以抵御可能会发生的风险。所以大银行更注重对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抢占市场份额，扩大自己在金融系统中的影响力。而小银行为不被大银行挤出金融市场，并能在金融市场分得一杯羹。也选择跟从大银行进入。

三、大型商业银行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金融工具创新策略选择

政府对金融衍生品有采取较松监管和较紧监管的两种选择，银行也有选择较多或较少金融创新的两种选择。假设政府在较松和较严的情况下监管成本分别为为GC1。GC2，且GC2>GC1，其包括发生危机时政府的救助成本；商业银行的正常收入为A，其超额收入和因工具创新而付出的成本在较多创造和较少创造下分别为EP1，EP2和CC1，CC2，且EP1在经济增长稳定，人们对未来预期较乐观，即人们普遍认为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能性较小时，商业银行是盈利的，即A+EP1>CC1。A+EP2>CC2,而在这种宏观环境下一般来看A+EP1SC1为正数。这时，从表内不难看出，假设银行面对的风险是一定的，在经济稳定增长周期里，作为银行更愿意进行较多的金融创新，因为A+EP2-CC2>A+EP1-CC1：而作为政府更愿意获得较高的社会正效用，由此带动GDP的增长，所以也趋向于较松的监管，因为GP1-GC1>GP1-GC2。这时，银行和政府的选择是较多的金融创新和较少的监管。

四、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经济高涨期，商业银行策略的选择为趋向大规模进行金融衍生工具创造。从而抢占市场份额，获得超额利润，扩大自身经营规模，以便在经济发生动荡时获得政府救助，而宽松的政策环境使其更愿意进行金融创新。而政府处于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的需求下，也放松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

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还处在萌芽阶段，政府为加快金融业的发展。对金融创新监管较松。当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以优质产品为标的的金融创新工具使各商业银行的利润趋于平均，市场格局已经形成。这时为了瓜分市场，获得超额利润，金融创新便会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其中就可能包括对次级资产的打包出售，所以政府部门要制定相应的预警机制，规范金融衍生品工具市场，减少金融市场发生动荡的可能。

金融工具创新对一个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不断进行金融工具创新是其自我生存的需要，是银行多年经营经验的选择。而政府的监管就应当审时度势，具有前瞻性，否则将引起更大的经济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