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对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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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结构优化问题，是现资领域的热门话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于不同的研究主体来说，资产结构优化问题，具有并不相同的含义。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资产结构优化问题，实际上就是使自身持有的资产结构更好地符合高杠杆的经营特征；而高杠杆的经营特征就内在的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就是在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维空间中寻求最优的平衡点。国有商业银行作为这一特殊行业中的“特殊群体”，它自身的特殊背景和特殊义务使得它的最优平衡点权衡更具挑战。国有商业银行要按照资产组合原理进行风险分散，就必须放任一部分“本是同根”的国有企业的亏损；而国有企业亏损的政治压力又不可避免导致中央政府“网开一面”的政策融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制度“生物链”。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制度难题，它的解决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和配合。以下笔者将从分别从存量资产结构重组、增量资产结构分散、资产营运等微观层面以及引入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推进产权改革、强化外部监督等宏观层面对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存量重组，组合再造，实现存量资产结构的优化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要想在短期内改善自身的资产结构，就必须对其存量资产进行重组。根据第一章关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S-C-P范式分析以及第三章有关资产结构优化的数量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存在总体单一，个别资产主要是信贷资产占比过大，债券资产比重较低，无风险资产的流动备付功能与资产投资功能扭曲的整体特征。在信贷资产内部，又存在过度商业竞争下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超额配置以及趋利动机下中长期放款冲动。并且在既定的信贷资产结构下存在着大量的不良资产；在既定的内控制度下存在着不良资产再生的内在机制。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的存量资产进行重组，在原有的资产组合的基础上实施再造，构建自身的理想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资产重组[1]的目的无非是实现管理者的利益与所有者的利益相容，将资产转移给可以对其进行有效利用的所有者。而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现有所有者主体缺位，管理者代行部分所有者职能的情况下，要实现资产重组的优化整合目标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造：

（一）存量重整，增量化解，实现不良资产的良性转化

由于历史和体制问题，国有商业银行衍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部分不良资产作为沉淀资产，一直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障碍。根据香港《亚洲周刊》2003年6月9日披露的标准普尔信誉评级公司估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要将坏帐削减到全部贷款的5％水平，将不得不耗资5000亿元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GDP的近50％。而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与GDP比差不多在26％至27%之间。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00亿元人民币资产，坏帐总额大约占GDP的四成。(纪硕鸣，2003)。由此可见，要实现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首先必须对这部分沉淀资产进行处置。在现有情况下，必须做好存量化解和增量防范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1、从存量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理清思路，重新审视和界定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途径。

目前，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存量化解的建议有很多，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内部消化模式。即：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强化自身业务盈利性能力，通过利润冲抵不良资产所带来的损失；（2）冲抵模式：即：国有商业银行在对不良资产进行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对一部分由于历史原因，政策性因素所造成的债务问题进行冲销。在冲销的资金来源上目前比较集中的主要有三种：国有商业银行呆帐准备金、政府融资、外部参股；（3）流动模式：即：通过对不良资产的流动性处理，来为不良资产的化解寻找出路，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主要有：不良资产证券化、整批出售（BankSales）、打包出售、债转股等；（4）分离模式：即：要求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AMC），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接收，从而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资产结构。

在现有的资产结构下，在现有的竞争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面临着国内同行的业务竞争，而且还要面临国外同业的市场挑战。相比较于内资商业银行（主要指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大量的政策性负担；相比较于外资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在业务创新能力、服务质量等方面显然稍逊一筹。因此，在如此“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期望国有商业银行在短期内实现自身盈利能力的较大幅度提高，并藉此来冲销不良资产，是不现实的；至于冲销模式，在现有的金融背景下，也存在一定的难度。首先针对呆帐准备冲抵来说，根据现有的呆帐准备金制度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按照贷款年末余额的3％计提呆帐准备。根据财务会计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呆帐准备是对未来发生的损失的预提。但现有的银行呆帐实际早已超过3%的计提边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呆帐准备对于银行不良资产变动并不敏感，计提呆帐准备来冲抵不良资产显然是杯水车薪，现实意义不大。即使将来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实际发生的不良资产状况，对贷款余额进行计提，但这又回到了我们探讨的第一个建议上，所以这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对于政府融资，只能说这符合理论逻辑，因为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特别是我国政府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状况下，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来弥补不良资产亏损的空间已相当有限。在这种条件下，仍希冀我国政府出于制度背景考虑，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化解提供国债资金弥补是不可能的；至于股份制改造，引进外部资金，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寻找“买单人”，这显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字背景有出入，因此，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重要的可能不是是否可行的问题，而是是否允许的问题；建议三提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存量的途径；建议四给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的方式。但是它给出的对策多半是国外的“泊来品”。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秉承“拿来主义”的思想运用这些措施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呢？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不良资产的存量化解，通过分离的方式，将这部分资产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这可以在短期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整体质量，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模式只是将风险转移给了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很好控制或者消除风险，特别是它并没有消除滋生风险的源头，因此，这只是治标不治本。至于创新不良资产流动性的证券化、整批出售、打包出售等措施，必须具备一个完善活跃的资本市场，这是这些措施奏效的前提。只有在完善活跃的资本市场上，不良资产的流通变现才能成为可能。而这显然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不符。另外，在资产证券化、贷款转让方面，我国尚存在一定的法律滞后。这显然又制约了这些措施的可行性。目前，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债转股。这比较贴近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债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又多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对象。在目前的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大多具备股份制和潜在上市的背景。因此，在此情况下，如果能够将这部分企业的不良贷款转化为对债务企业的股权，将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出现良性转变。第一：在公司股票上市流通的情况下，不良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情况不同，决定是否转让股权。第二：在公司股票未上市流通的情况下，可以享受股权的资本利得收益以及对公司进行战略重组，实现公司的价值再生。当然，债转股并不是国有商业不良资产存量化解的唯一出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债转股是国有商业银行目前或者是在经后一段时间内必须考虑和将要考虑的不良资产处理方式。这是不良资产化解的主要途径。当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决不能脱离资本市场的充分建设。只有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上，各种旨在创造资产流动性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被嫁接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上。

2、从增量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强化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的增量。

增量防范是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的重点。国有商业银行只有在存量化解的基础上，强化防范才能够真正的化解不良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来看，信贷资产的风险暴露是不良资产滋生的源头，如何强化信贷风险管理，防范信贷风险，是有效降低不良资产的关键。从本质上说，信贷发放前后的信息不对称，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信贷风险，强化信贷风险管理，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贷前的逆向选择以及贷后的道德风险进行防范。从理论上来看，信贷风险的防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信贷风险的预测。信贷风险的预测主要涉及的是贷前的分析调查以及贷后的风险预警。贷前的分析调查主要是要求银行信贷人员能够在事前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正确评判，并且能够对既定投资项目实施所带来的对到期财务状况和最终还款能力的影响进行预测；贷后的风险预警主要是通过事前设定一系列对企业财务状况变动进行监测的敏感性指标(如流动比例、资产负债比率、产权比率等)，来及时发现企业还款能力下降甚至丧失的迹象，能够为银行及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赢得时间，从而能够将风险损失降到最低。由此可见，信贷风险预测，实际上是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动态考察。国有商业银行如果能够在动态考察中真实、全面的把握企业经营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就能够建立在一种风险可控的平台上。因此，强化信贷风险预测是商业银行风险立行的必然之路。

其二：信贷风险组合。信贷风险组合是现资理论对银行信贷工作的重要启示。通过合理的搭配风险资产组合，可以有效地降低自身所面临的风险。众所周知，银行信贷投放的行业过于集中，地域过于单一，期限过于单调，不仅实际内含的风险很大，而且一旦遇到损失所面临的转换成本将很高。因此，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者必须将自己的信贷资产尽可能分散于各种贷款之间，如不同用途（工商业贷款、农业贷款、消费贷款以及不动产贷款等）、不同还款方式以及有无抵押等方面，而且在每一种贷款内部也进行相应的分散。比如不同币种，不同地区，不同期限等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信贷风险吸纳能力，构建符合自身要求的风险警戒线[2]，来指导自己的信贷组合。这样可以比较直观的检验自身贷款组合的风险集中程度，防范信贷风险。

其三：信贷风险转嫁。信贷风险转嫁是通过不同金融工具的运用将自身承受的风险合理地转嫁给其他人，来实现自身风险规避。这是套利思想在现代风险管理领域的运用。因为根据现代金融市场的理论构想，在非完美市场上一旦存在价值被低估的资产，基于“博傻理论[3]”和市场均衡思想的套利行为必定存在，因此，将自己的风险资产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风险转嫁的策略是可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实现自身的信贷风险转嫁，不仅需要现有的制度框架（指衍生金融工具的国内市场有限）的突破，而且需要自身的大胆创新。只有与时俱进的金融创新才能有效的抓住市场的有限机会，实现自身风险的合理转嫁。

其四：信贷风险自留：信贷风险自留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对信贷风险进行防范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可赖于防范信贷风险的屏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自有资本金。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它的主要的衡量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其二：国家信誉。这两块是国有商业银行吸纳风险的主要后盾。目前，我们知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较低，除中国银行外，其余银行均未达到8％的国际标准（TheBanker,1997）。不良资产比率较高，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张杰，2000）。因此，相比较之下，资本后盾的风险吸纳效果并没有国家信誉的政策担保效果明显。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国家信誉担保极易酿成国有银行机构的道德风险，而这种道德风险激励机制的存在又促使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居高不下（见表1-8）。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想真正的走向市场，实现商业化，首先必须打破目前的这种扭曲的风险自留机制，硬化风险约束，通过多种渠道提高自身的资本充足率。

（二）战略收缩，组合再造，重塑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至于资产重组，理论上主要有三种：所有权控制型、扩张型以及收缩型。这三种资产重组的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其适用的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里我们针对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存量资产的重组，比较合适的战略取舍应该是收缩型的资产重组。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自身的资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规模经济的平衡点，出现了规模不经济。（赵旭，2001）。对此，国有商业银行银行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存量资产进行重组：

1、以风险分散与利润贡献为基准，对国有商业银行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项目贷款比例进行重新分配。

基于历史的重新分配是很难的，这里强调的重新分配并不是对各重点行业、地区的已贷项目进行类似于中止性质的干预，而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对已贷资产进行符合《商业银行法》的转让以及对不良资产的重组。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国有商业银行风险责任约束逐步硬化，内部竞争日益加剧，在对重点行业、地区以及国家重点项目的争夺上表现尤为突出。各银行对于国家重点扶植的基础设施项目（诸如：港口、铁路、机场等）超比例投放。比如福州长乐机场就集中了国有商业银行20亿贷款；对重点行业又更多倾向于上市公司。比如：蓝田股份、银广厦分别集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2.8亿、13.5亿的贷款。对于重点地区又体现出扩张性投放的趋势。这一点从第一章我们计算的地区贷款集中度上就可以看出（见表1-3）。这些过于集中的贷款一旦出现负面冲击，就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直接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当年的盈利。因此，在资产组合思想以及资产重组思路的指引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组合进行再造。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调整空间有限，可选择的资产调整方式只能是进行类似于转让和不良资产重组的操作。因此，积极拓展银行间贷款转让市场，推进银团贷款进展，多样化不良资产重组思路，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存量资产重组的必由之路。

在当前情况下，考虑到贷款转让中的信息不对称因素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首先在不动产抵押贷款方面进行突破。由于不动产抵押贷款存在一定比重的抵押资产和比较稳定预期收益流，而且在降低商业银行的交易成本以及进行标准化处理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努力开拓这一潜在市场，并藉此对过于集中的资产类型进行重新调配。

2、以盈利性为基准，重新配置低息资产的比重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要强调商业化就必须强调盈利性。近年来的“惜贷”背景下的大额存贷差以及由此衍生的高备付金比例，一方面彰显了央行准备金付息制度的弊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利润目标的淡泊。从表4－1中可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资产利用率与国外银行相比相去甚远。由此可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低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强化盈利能力，以利润为中心，以安全性与流动性为保障，降低存放中央银行款以及库存现金的比重，消化存贷差。

表4－1：中美银行绩效对比表

年份

行别

ROAROE

AU

1998

中国银行

0.014%

0.263%

5.69%

工商银行

0.112%

1.973%

5.58%

交通银行

-0.137%

-2.844%

5.28%

1999

花旗银行

2.134%

31.839%

11.03%

美洲银行

1.976%

28.133%

8.12%

资料来源：

3、以风险控制能力与利益兼容为基础，强化内部资产市场的退出机制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内部的资产市场，不仅仅涵盖的是各可营运资产的市场运作，而且涵盖的是国有商业银行2000多个营业网点的固定资产运作。对于这样一个资产市场，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从两个方面对其加以重整。

其一：突破内部资产的垄断格局，实现内部资产市场的合理收缩。

在现行的总分行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遍布国内各个地区。这一方面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垂直管理链条过于冗长，机构过于庞大，营业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市场退出机制失灵，以利润为导向的内部行政撤并压力较小，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一部分机构在事实上处于经营好坏一个样的境地。这既不能体现效率，又不能形成良性的激励。内部资产市场的行政模式以及垄断格局增加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保护了国有银行的低效率。更重要的是垄断格局下的“寻租”冲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基层行处的业务导向。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行政目标诱导下，各地县支行往往背离了商业银行的“三性”要求，出现大量越权授信的现象，以致于在商业化初期，各国有商业银行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一点以90年代建行广州恩平支行为典型。目前，在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背景下，在现有的地方特别是地区以下的行政干预权限仍存保留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以风险控制能力与利益兼容为基础，适度集中各地县支行的授信权限，一定程度的强化总行和一、二级分行的审批权，坚决撤除一些长期亏损的基层行处，实现内部资产市场的战略收缩。

其二：重新定位客户群体，实现各资产业务的重新整合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公业务、综合授信业务以及消费信贷业务等。这些优势实际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点。各国有商业银行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构建了自己的客户群体.

透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客户群体，我们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在自身客户群的定位上存在整体趋同的现象。没有体现出自己的细分特色，没有体现出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区分度。换句话说，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歧异化业务发展战略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规模化层面上。针对以上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引入内部资产市场的退出机制，认真审视自身的资产业务，保留并凸显自己的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主动退出一些对自身的整体风险贡献较大，不良资产发生率较高的业务；退出一些对自身利润贡献较小，耗费成本较大的业务。在风险与收益综合权衡的情况下，将市场退出机制引入内部资产市场。比如：逐步退出带有政策性扶植性质的助学贷款市场；撤消一些不能创造利润或者没有通过成本收益核算的资产业务部门。逐步放慢追求大型（资产规模）和市场份额的步伐，增加重点、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方向。逐步形成了一种贷款质量高于市场份额，核心竞争力高于“全面开花”的经营理念，逐步并最终退出亏损业务领域，实现整体业务的集中大逆转。（戴维·罗杰斯，1999）。

二、增量分散，组合重构，实现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实现存量资产结构的优化只是“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源”的问题，而“源”的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上。而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从本质上说主要集中在资金的运用上，或者说是投资资产的选择上。对于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其一：可投资产的范围。这是增量分散的外部边界；其二：如何投资。这是组合重构的实际内涵。因此，在结合第一章的现状分析、第二章的资产组合理论分析以及第三章的最优投资比例选择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楚地构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增量资产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

（一）资产结构单一背景下的可投资产范围拓展。

现有的单一的资产结构，既不利于资产风险的分散，也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弊端。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拓展自己的资产运用空间：

1、流动性与盈利性交融下的货币市场拓展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货币市场的功能通常是和其自身的划分标准相一致，主要是为了创造流动性而存在。因此，根据《巴塞尔协议》，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通常是商业银行二级准备，如同业拆借、票据承兑、贴现、短期债券、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这些资产形式在目前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并不陌生。之所以还要强调国有商业银行要对货币市场的金融资产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主要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很多业务在开展范围和深度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拿票据业务来说，实际上贴现的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而对于普通的商业票据银行并不能进行承兑和贴现；而且在现有的融资性票据业务有所抬头的情况下，央行又加大了对票据业务额度（增幅不得超过上年交易额的5％）的控制。此外，在“经营资产”的理念下，国有商业银行当前持有大量现金（狭义）资产，显然存在较大的机会成本。与花旗银行24小时营运理念相比，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强调与流动性交融的货币市场工具拓展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拓展的一个思路。

2、资产多元化背景下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拓展

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运作，为分业模式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了资产组合的广阔空间。特别是近年来在信贷风险责任逐步硬化的背景下，各国有商业银行加大资产结构调整的力度（如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而对于债券资产的强烈需求则促使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一级市场几乎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垄断。反映在各债券品种的收益率上大幅下降。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主要有：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三种；而在国外债券市场中占据较大比例的企业债券却相对有限。在当前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正处于需求不足到供给不足的功能转换时期，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债券品种的供给，但在我国多年积极财政政策、国债发行空间已相当有限的背景下，出于满足资产结构调整与资金余缺调剂需求的任何努力，必须借助于企业债券市场的拉动。这就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边界拓展的第二个思路。

3、基于混业经营模式下的股票市场拓展

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永远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实际上，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这只是一个是否对国内投资者开放市场的问题。国内的行业分割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莫过于谨慎风险监管的考虑。但是，这并不是理由。“看不见的手”范示的倡导者亚当·斯密早就提出了市场的分割有碍于市场效率的提高，更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论断。(Adam.Smith，1776)在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时候，人为地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进行分割。一方面，保护的是幼稚行业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保护的是非规范市场的不规范。美国人因噎废食，在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通过立法手段（《格拉斯.斯蒂可尔法》）试图抑制商业银行的股票投资冲动。但是，半个世纪之后，美国人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混业经营模式上来。不可否认，这里存在着监管能力提高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是美国银行业混业经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这是市场本身理性回归的结果。（JoaoA.C.Santos,1998）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就开始了针对分业经营的一系列创新活动，比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卡抵押贷款证券、商业用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机器设备抵押贷款证券等（徐昕，2000）。这主要得力于美国跨国银行的成功运作(如：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由此可见，混业经营是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趋势。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中，金融中介(如商业银行)的存在正是由于它们提供了流动性和履行了监督服务的功能。这些与分业与混业的经营模式并不相关。分业与混业的经营模式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驾驭风险与业务拓展的能力。除了防止银行存款的挤兑机制所造成的扭曲外，我们似乎难以找出限制银行介入证券业务的理由（JoaoA.C.Santos,1998）。

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自身资产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现有金融市场开放背景下的外部竞争压力以及混业经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内在竞争优势必然会促使国内股票市场对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开放，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倒逼机制”。在目前的经济政治背景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初步形成，已经暗示了高层的政策意图所在。因此，基于这种背景下的银股互动创新，将有力的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工程。

4、金融创新驱动下的资产二级市场拓展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评价其活力的关键在于其自身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更多的体现的是银行的竞争能力。在现有政策管制以及流动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商业银行必须提高创新能力，推进资产二级市场的形成。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处理上。在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处理上，问题较大的主要是消费信贷的流动性处理。国外的资产证券化一直是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所推崇的对象。这对于解决银行的现金流过长所带来的风险，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优化增量资产的弹性结构以及盈利变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如何突破政策性的障碍，将缺乏流动性，但是具有稳定的未来现金流的住房抵押贷款以及汽车消费信贷等资产形式，进行捆绑与打包处理，并委托特殊的证券化载体（SPV），进行标准化的证券运作，在严格信息披露制度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国有商业银行投资资产的二级流通市场。

（二）资产组合理论指导下的增量资产构建

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是本文的理论支撑，它的组合资产，分散风险，特别是组合负相关资产，分散风险的结论，是对实际投资活动的指南。结合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背景，笔者认为要实现国有商业银行增量资产的分散，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1、现有信贷资产比重的下调

信贷资产是商业银行的核心资产。它的重要性与其自身的行业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资金配置的一个主渠道，起着调配资源的作用。但是，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这一行业功能与建立之初的政治功能在过去的2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商业化背景要求以及大额不良资产背景下的银行挤兑风险压力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旧有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资金调配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的信贷资产规模、比例以及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重新的界定。在第三章中基于最优资产比例的数量分析，我们得出贷款资产的最优投资比例为56.69％，这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实际投资比例出入较大。且各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与其信贷资产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二者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986，并且通过了置信度为9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其信贷资产进行整合，在兼顾风险与收益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合理调整信贷资产比例，将其保持在55％左右，接近于国际银行界公认的理性水平。换言之，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应该与其他盈利资产基本上保持在1：1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创新信贷资产品种和方式，针对服务对象的不同，量身定做各种新的贷款品种，从而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增量结构。

2、增加证券资产的持有比重

证券投资业务是国外商业银行的最主要的业务之一。它在国外商业银行的持有比重一般维持在25％左右。它对于优化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改善信贷资产的整体流动性不足的弊端以及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由于我国目前采取的仍然是严格的分业经营的模式，因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证券业务主要集中在债券市场。在目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为上市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主要围绕的中心有两点：其一化解不良资产；其二优化资产结构。在此目标下，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国债市场囤积大量资金，几乎垄断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一级市场，尽管市场的收益已经相当有限，但是围绕国债以及政策性金融债的申购仍然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市场行为。在综合考虑我国债券发行边界及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性质的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需求，银行间国债市场的市场供给应该说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发行具有高信用的企业债券是政策层的必然选择。2001年上市发行的数支企业债券，如：中移动、中国联通等，良好的市场效果昭示着国有商业银行债券持有结构的变动趋势。因此，在风险可承受的情况下，考虑增持企业债券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优化自身资产结构的可行之路。

对于中国股票市场来说，尽管目前仍然是分业经营，国有商业银行并不能直接涉足股市操作，但是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议案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进入中国股票市场。一方面，提升自身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创新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投资品种，优化自身的资产结构。在目前情况下的银证合作，可望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资本市场业务渠道的成功尝试。

3、提升中间业务比例，为增量资产结构调整创新渠道

中间业务是现代商业银行必争的业务。它在现代商业银行利润贡献中的比例，逐步成为评价现代商业银行市场开拓能力与市场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志。国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度通常达到40％，仅次于信贷业务。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目前的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度还相当低。随着近年来中央政府连续九次调低存贷利率，存贷的利差已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要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盈利能力，就必须提升自己的中间业务的利润创造能力。至于如何提升中间业务，这并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这里要强调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而且能够通过中间业务的创造，来多样化自己的资产投资渠道。众所周知，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的服务性业务。其自身并不能带来资产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很多中间业务本身捆绑着资产业务。比如：信用卡业务是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但是信用卡业务所衍生的信用卡透支，其本身也是商业银行的一项资产，属于贷款业务。但是，这种透支本身与其他的种类的贷款相关性不大。因此，从资产组合理论上讲，它仍然具有资产分散的价值。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创新中间业务，合理实现中间业务与资产业务二者资源的整合，对于创新资产投资渠道，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显然具有外部正效应。

三、资产营运，动态管理中的资产结构优化

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问题，实质上是探讨国有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承受以及流动有保障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强调国有商业银行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资产收益最大化问题。前面我们从存量和增量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进行深入的阐述。以下，我们将结合“资产营运[4]”的理念分别从盈利能力，安全性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一）营运资产与利润创造的关系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的资产管理者必须树立资产营运的理念，将自己可利用的资产始终处于营运状态，那么，这个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率以及资产盈利能力才是符合理性人范式下的利润最大化假设。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对资产结构的调整，毫无疑问，也要本着“资产营运”的经营理念，始终将自己的资产置于一种营运状态，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避免甚至杜绝资产闲置的现象发生。国有商业银行在目前的背景下的大量的现金资产（狭义），以及极低的资产利用效率，均是资产结构不合理的见证。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00年度的统计显示：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总资产周转率为0.0012，美国花旗银行为0.0222，美洲银行为0.0193，香港汇丰银行为0.014。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者要充分认识营运资产与利润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树立“营运生利”的经营理念，积极通过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以及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对自身暂时闲置资产的营运处理。

（二）营运资产与安全性的关系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内生的杠杆特征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必然是与风险共舞的过程。如何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合理的控制自身的风险暴露问题，是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问题必须探讨的问题。

我们强调营运资产的概念，实际上是强调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经营理念。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既然天生要面对各种风险，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只有以营运资产作为出发点，落实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才能有效地在“风险中永生”。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经营过程必然要面临诸如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清偿力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对于以上这些风险，商业银行逐步掌握一系列的风险分析技术：财务报表分析、缺口分析、久期分析、Z分析等。这些分析技术，具有各自的优势及特点，但是它们都是对于既定风险的事后分析，因而并不能很好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进行实时的反映，因此商业银行要对风险进行充分有效的管理，必须树立“营运资产，风险分散”的思想，有效的组合各种资产，以求在风险分散中保证国有商业资产结构的优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经济周期风险，国有商业银行是无法规避的，因为，它属于系统性风险。对于系统性风险，营运资产的运作仍然可以有效的降低遭受风险损失的程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者如果能够及时调整国内资产与外币资产的比重，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内经济衰退的时候，仍然可以通过对外币资产的投资来抵消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大量不良资产所造成的损失；在经济繁荣时期，不动产投资热潮，可能是经济泡沫的表现，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者可以适度的将资产配置于价格敏感度较低农产品行业，寻求风险的分散。由此可见，营运资产实际上强调的是资产的有效运营对于风险的规避。

四、明晰产权关系，强化产权对风险的控制，提供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内在激励

科斯定理认为，在不存在交易成本和谈判费用的情况下，只要产权能够无限明晰，那么无论这种财产的最先所有权属于谁，那么，它的资源配置都是有效的（科斯，1937）。国有商业银行“国有民营”的事实，本身造就了产权界定的不清晰。这种事实上的所有者主体缺位，实际上进一步加重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过程的低效与扭曲。

国有商业银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利益群体。一方面，它具有中央银行的国有特征，但是它不具有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另一方面，它具有商业银行的利润要求，但是它仍然必须承担一部分政策性业务。这种制度本身的不足使得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就隐含着委托与制度的难题。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Hyke）关于制度的功能定义：其一：信息功能；其二激励功能。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现有的产权制度实际上恰恰在这两两个方面均存在问题。

（1）信息功能扭曲：由于所有者主体缺位，国有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代行所有者的部分职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存在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最为重要的是在现有的预算软约束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果并不能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经营绩效的信号指标。这是从下到上信息反馈的失败；同时，中央银行的信贷风险强化，作为强烈的监管信号并不能很好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信贷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的“惜贷”与以前的非理性放贷如出一辙，这说明国有商业银行对信息的吸纳以及传递出现了扭曲。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信息接收过程中利益不兼容。

（2）激励不相容：一种制度如果有着良好的激励，那么这种制度至少在管理上是成功的（斯蒂芬森，1995）。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现有的激励机制显然存在着不相容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惜贷”与本身的上存激励是一脉相承的。国有商业银行强化内部风险控制，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下的责任终生制显然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在国有体制下，信贷人员的微薄工资收入需要为自己从事的风险贷款提供后续动力，这显然是强人所难，利益的不兼容，很难带动贷款业务的拓展。在现有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存依赖越来越强烈（如表1-1所示）。这种资金的营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沉重的付息压力。

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在根本上控制风险，构建合理的资产结构，必须打破现有的信息不通畅、激励不相容。而要从根本上打破信息不畅通，激励不相容，就必须打破现有模糊产权格局。

在当前情况下，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国有商业银行打破产权模糊格局的可行之路，也是必行之路。结合英国《银行家》杂志，2002年的全球200家最好的银行的评选种，除四大国有银行外，其余全部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不仅说明了股份制商业银行运行模式的可行性，而且从补充资本角度，股份制经营模式也更具有现实性。因此，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了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按照“先对外，再对内”的原则，引进国际和国内两种战略投资者参股，引入公司治理机制，淡化银行内部组织机构的行政色彩，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通过对行政性组织体制的重整和政策性业务的彻底剥离，最大限度的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引入，强化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色彩实现所有者主体切实到位和管理者实体的充分落实。之所以要先对外开放，这是因为转型经济再制度变革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妥协与规范上均有相当大的帮助。内资的最后参与，将主要体现在公司治理和控制权的约束，最终能够带动国有商业银行的两性运作。

股份制改造本身并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产权主体的到位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强化，强化经营过程的透明度，利润中心的追逐以及风险约束的硬化。这是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的制度基础。

五、引入外部监督，规范市场机制，构建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外在激励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本身是一种制度转型的产物。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出纳职能，商业化初期的非理性扩张以及当前市场背景下的“惜贷”现象，充分的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运行的不规范。这种不规范的深刻背景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国”字背景。更坦率的讲，就是政府干预的始终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出纳职能，商业化初期的“财务公司”角色无不反映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浓厚的政府色彩。根据著名经济学家，ADB执行总裁Dr.MasaruYoshitomi的观点，亚洲银行体系的失效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干预的大量存在(Dr.MasaruYoshitomiandDr.SayuriShirai，2002)。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减少政府的“点贷”行为，就必须引入外部监督，增加自身经营过程的透明度。一方面，要强化央行的标准化监管，比如：对资本充足的达标要求（8％），对信贷集中度的限制等；另一方面，要强化市场的监督，比如：引入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外部信用评级制度，避免内部人控制下的“道德风险”行为。实际上，对于一个市场来说，诸如信息、法律、规则等要素是这个市场的特定基础。一旦这个基础不存在，那么这个市场主体的行为不是背离市场的公平原则，就是背离了市场的效率原则，或者是二则兼有。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强化外部监督，规范市场运行机制，才能有效的实现其资产结构的优化。

值得一提的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并不是仅仅依赖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它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在当前的情况下，最关键的就是要为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一方面不仅仅包括制度环境，自身产权改革的到位，而且包括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这是任何一个商业银行良性运行所必备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它不仅仅包括一个严格的外部监管环境，而且包括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比如存在比较完善的衍生金融市场，为商业银行的规避风险提供各种适用的操作工具等。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企业通过兼并、合并、收购和出售等方式，实现企业资产结构的优化组合以及自身整体资产质量的提升，最终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充满竞争力的资产组织体系。

[2]指商业银行对单个贷款对象、集团、行业以及时间段的信贷额度进行比例控制。

[3]在信息不完全的股票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信息占有的不同，对股票价格的预期迥异。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价格总存在一个最后的“接棒者”。这种看似非理性的博弈，实际上成为股票市场运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