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国际化与经营绩效的经验研究

导语：制造业国际化与经营绩效的经验研究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企业国际化与绩效文献评述

Hitt(2007)认为国际化是一种战略，企业跨越边境扩张其产品或劳务进入不同的地理市场。国际化战略绩效对国际商务和战略管理有重要的理论含义，国际商务就是在国际化能增进企业经营假设下进行研究的(Contractor，2007)。战略管理理论认为国际化能为产品多样化或发展其他组织能力提供一种十分有效的选择，提高和应用现有组织能力、搜寻有价值的特质性资源。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的研究迄今已有三代模型。早期研究大多强调国际化水平对企业经营的正向影响。Hameletal(1985)认为国际化企业能增进市场势力;Vernon(1971)强调国际化过程中能沿着学习曲线的迅速增长;BartlettandGhoshal(1989)主张跨国经营企业在多市场接触中培育多样化能力;Rugman(1981)、Caves(1971)和Dunning(1988)认为跨国企业更有机会获取低廉的特质资源从而培育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使得国际化企业获得竞争优势;Hennart(2007)则强调企业特定资源在市场交易中难以定价，通过国际化经营活动内化这些高昂的交易成本。早期的经验研究大多致力于寻求国际化水平和绩效间的正向线性关系，但这些研究结论各式各样甚至相互冲突，一些研究支持正向效应，另一些研究却是反向效应或没有系统性联系(Sullivan，1994)。对于国际化水平和经营绩效关系早期研究结论使学者对于二者间简单线性关系产生怀疑，同时也是出于构建更为复杂理论的需要，第二代研究考虑到国际化水平和绩效之间的二次关系。对于国际化水平和绩效二次关系的研究结论同样饱受争议，其中LuandBeamish(2001)、Wagner(2007)支持了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存在“U型”关系，但GomesandRamaswamy(1999)、Hittetal(1997)的研究支持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很自然，“U型”假说和“倒U型”假说分别代表国际化－绩效关系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U型”假说表明因为规模经济水平和国际化早期阶段对新市场的适应等不利因素使的企业必须越过某个国际化水平的门槛后才能充分分享到因为国际化带来的利益。对“U型”理论的通常解释是国际化经营的部分成本支出具有固定成本的特性(Overheadnature)，如对国外市场知识获取、培育跨国交易的能力、国外市场合法性地位的获得和总部经济运营等活动都可能包含初始的装套成分(setupcomponent)，而不论企业处在国际化水平的哪个阶段。某些经营能力和跨国经营所需的知识需要通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渐渐培育，以克服在国际化进程早期企业对新市场的陌生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经过某个国际化水平的门槛后，国际化经营企业处理这些不利因素能力提高和规模经济开始作用，使得企业开始从国际化活动中受益。相比之下，国际化水平与绩效关系的“倒U型”假说表明国际化水平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在某一水平上停止，因为协调不同国际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带来成本超过从进一步国际化中获得的累积利益。于是超过某一水平后，国际化水平与绩效的正向关系被负相关系取代。目前关于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文献处在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理论实际上将前述理论进行了综合，国际化水平和绩效的关系随着企业经历三个连续的国际化扩张阶段而变化。依照“U型”假说的分析逻辑，国际化初期国际化绩效与水平的反向变动关系。初期的负相关系随着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外跨境经营经验和知识的累积，国际市场经营合法性的确立以及从国际商务中获得的规模经济等因素作用而逐渐淡化。在第二阶段中，对于大部分国际化水平来说，从国际化经营中获得的增量收益超过这一过程中的增量成本，使得国际化水平和绩效间呈现正向联系。最后，在“倒U型”的分析逻辑下，三阶段模型预测超过一定国际化水平后，跨国运营中困难的协调成本会超过进一步国际化的增量收益。构成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的理论基石是在不同国际化水平上的收益和成本比较，对不同理论关于国际化活动中收益和成本变动的基本原理进行梳理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研究者例举了一系列企业从国际化经营中获得的优势，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强化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Caves，1971;Dunning，1988;Vernon，1971);延伸和增进市场势力(Hameletal．，1985;Hymer，1976);获取低廉的特定地方性资源的机会(Rugman，1981);通过国际市场分散风险(Bartlettetal．，1989);通过对更广范围市场刺激的反应，培育多样化能力(Hennart，2007)。国际化的利益主要是从这一过程中实现的规模经济中获得，而成本则直接来自于国际化经营活动本身:从事跨国商务活动各种困难如不同区域经营活动管理、增加的协调和信息处理成本、应对不同制度环境的需求反应等都会直接增加国际化经营成本。概言之，已有关于国际化利益的大多数理论都直接或间接与规模经济相关，但是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完全可以通过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化来获得。换言之，这些文献最大不足之处是未能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国际化企业从国际化经营本身中获得利益。与此相反，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企业面对新的市场和环境等不利因素却直接给跨国经营企业相比较国内经营企业增加额外成本。Hittetal．(1997)强调地理上分散组织单元的协调费用;Denisetal．(2002)强调信息不对称和总部经理与分市场经理的激励冲突;Luetal．(2004)强调信息在管理层传递过程中组织成本。国际化经营不可避免地增加企业必须面对的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数量，随着国际化程度上升，这些不同投资者利益的协调将变得异常困难。国际化企业管理信息处理需要面对不同的政府规章制度、贸易法规和币值波动等，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这些信息处理难度将成倍上升(Hittetal．，1997)。近年来国内对于国际化程度和绩效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鲁桐(2000)提出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蛛网模型，包括跨国经营方式、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组织结构、人事管理和跨国化指数六个方面;季春礼、李振东(2010)以2007年中国国有控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嵌套层级模型方法着重考察企业管理层特征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学习能力、持股比例和年龄对于企业国际化绩效有显著影响。但季的研究将国际业务销售占总业务销售比重来衡量企业国际化绩效值的商榷，显然企业外销比例做为国际化程度而不是国际化绩效更为合理。钱海燕、张骁、杨忠(2010)认为关系网络对于知识和经验缺乏的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尤为重要。以江苏省184家中小企业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横向社会资本和纵向社会资本与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结果表明横向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绩效有正向影响，而纵向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绩效存在负向影响。许晖、邹慧敏(2010)研究国际化企业感知风险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对463家中国国际化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国际化感知与国际化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影响因素与政策支持方面，夏清华(2003)认为，国际市场选择、投资能力和战略方式方面的差异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产生不同影响，国内企业要提升国际化竞争能力和维持竞争优势，必须在创利与创牌、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战略目标上进行权衡;宋渊洋等(2010)认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CEO特征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有一定影响，发现CEO的教育程度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呈负相关，CEO年龄与国际化程度之间表现为“U型”关系。总体来看，这些文献是国外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际化企业的简单应用，未能体现出转轨经济中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殊性。

企业国际化与经营绩效关系经验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

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对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关系的理解不同，对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的测算指标也不完全一致，这或许是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对于国际化程度很多研究采用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衡量，而另一些研究以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FETE来表征，还有一些研究以海外雇员比例FETE或海外机构占总机构的比例FOTO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尽管采用单维指标简化了问题分析和数据收集难度，国际化程度指标间存在或多或少的相关性，但是由于不同企业所处的国际化阶段和类型不同，任何单维指标只能刻画企业国际化的一个侧面，无法完整揭示企业国际化全貌。一般而言，对国际化程度衡量指标的单维简化会影响其对绩效的作用程度和显著性，特殊情形下这种简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接导致变量的影响方向发生突变。企业国际化动因可以归纳成六种类型:市场获取型、资源获取型、效率增进型、战略资产获取型、获得制度优惠型和产业推动型。对于市场获取导向的国际化企业，使用FSTS是一个十分不错的国际化程度指标，但该指标肯定会低估资源获取导向的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程度。而对于资源获取导向国际化企业，使用FETE指标更能体现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同时，国际化程度指标通常都是相对指标，忽略了企业绝对规模大小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一家针对某特定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小企业其FSTS可以高达95%以上，而另一家大企业FSTS虽只有60%，但在多个国家拥有海外子公司，仅使用FSTS衡量国际化程度就可能给研究带来重大偏误。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测量指标也不完全一致。多数研究使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企业经营绩效，而有的研究采用托病Q值做为绩效指标(Grant，1987)。尽管绝对财务指标数据增加了研究可信度，但获取准确的财务数据相当困难，因而许多经验研究采用相对绩效。通常认为财务绩效能反映国际化企业经营的一个侧面，而主观绩效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企业绩效水平且便于横向和纵向比较。

研究设计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鉴于以往研究对于国际化程度的测度上存在分歧，因此建立科学的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是获得可靠研究结论的前提基础。(一)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关于国际化程度，过去研究常用指标包括海外销售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A-TA、海外雇员占总员工比例FETE、海外子公司数目OSC和跨国经营国家数OCC等指标。但在具体某项研究中，很少有文献同时使用这些指标并探求指标间内在关系。任何一个单维指标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国际化程度，但每个指标又不能完全蕴含国际化的全部内涵。Sullivan(1994)发展了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提出国际化程度模型，包括外国销售占总销售的比重、外国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程度等指标。值的一提的是，海外市场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不能准确反映国际化深度，因为企业海外销售既可以源于国内生产，也可以源于国外分支企业生产。参照Hitt等人的研究，这里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从国际化深度(depthofinternationalization)和国际化广度(breadthofinternationalization)两个层面展开。国际化深度可以从国际化企业海外具有承诺价值的资源投入程度，一般可以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中得到体现。如通过出口能有效降低企业在海外承诺资源价值，国际化深度较低，而对外直接投资兴办海外工厂的承诺资源价值高，代表国际化深度较高。国际化广度指企业海外运营市场的范围和分布。结合Sullivan(1994)发展的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将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ATA，海外雇员占总员工比例FETE和海外子公司占总子公司比例FOTO视作企业国际化深度指标。国际化广度可以应用国际化企业跨国经营国家数OCC和分布范围OCD来衡量。据此，这里建立如下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二)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在本研究中，将企业国际化定义成那些在海外市场有大量稳定的贸易或商业活动，不包括零星或偶然的出口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拥有或控制海外分支分配机构;海外生产设施的投资、收购或控制;拥有海外重要的R＆D机构;总部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基于数据可获性与真实性考虑，这里选取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较多国际化经营业务的制造业为研究样本。以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不低于10%为界限，排除该会计年份股票被特别处理、破产重组或者年报中审计师出具否定或保留意见的企业，经过筛选后共得到137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包括纺织业、灯具制造、重型制造业、家用电器、建筑材料、钢铁、医药、化工、汽车制造和冶金等行业，基本包括所有制造业子行业，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北京色诺芬CCER数据库200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库，部分数据源于上市公司年报。(三)研究假设与变量设计1、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设计根据前文对单维指标衡量国际化程度局限性讨论，我们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两个层面设计了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定义如下:其中海外资产比例核算中仅统计实物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用以体现出国际化企业海外经营资产的承诺价值，更准确反映企业所处的国际化经营阶段。海外经营国家数OCC和海外经营地区分部从不同侧面反映企业国际化广度，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对于中国某个制造业外向型企业，在亚洲15个国家有国际化业务与在分属亚洲、欧洲、美洲、非洲15个国家开展国际化业务，其国际化程度不能相提并论。具体核算海外经营地区分部OCD采用打分法，考虑到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业务赋值1，相应地非洲赋值2，欧洲、美洲和亚洲日韩赋值3。在核算总国际化程度时，为了与国际化深度指标相匹配，对国际化广度指标做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通常认为，国际化企业强化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延伸和增进市场势力、获取低廉的特定地方性资源的机会、通过国际市场分散风险、培育多样化能力等优势。除了从规模经济角度，近年来许多文献从学习视角研究国际化经营的优势和利益。主要观点有:企业面对不同的环境和经验的积累增加自身知识基础，助长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不同阶段的革新能力(Huber，1991)。国际化经营企业在特殊的环境下开拓市场，学习机会随着企业面对各种制度环境、竞争条件和消费者行为而得到提升，这反过来也激励企业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不断尝试新方法，从一个市场上获得的知识在另一个市场上发现新的问题。产品扩散使企业有足够激励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迎合按购买行为和购买力分层的不同市场单元消费全体的需求，也会提高企业的技术和营销能力(BarkemaandVermeulen，1998)。有理由认为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经营绩效越好，于是提出以下假说:假说1: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好。2、经营绩效变量绩效主观变量的准确性受到质疑，这里采用客观财务指标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尽管用财务指标衡量国际化绩效也有不足之处，如一个富有远见的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会通入更多资源在研发、开发新的市场渠道等方面的投入获得未来更多的收益流，而这些投入对企业短期财务指标影响甚微，但客观财务绩效指标仍是一个不错的次优选择。由于本研究样本是制造业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最大化在于股东财富最大化，净资产收益率最能体现企业的获利能力。故在各种财务绩效指标中，我们选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利用企业税后净利润与所有者权益比值来衡量。3、企业国际化与管理层特征委托理论主张增加企业管理层持股水平可以作为一种内在激励机制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管理层持股部分协调了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减少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管理层学习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高经营绩效的关键，对于从事国际化业务的企业管理团队更是如此，只有尽早适应东道国的经济、文化，企业才能从国际化中获得收益，克服国际化带来的不利成本。一般说来，管理团队的学习能力与高管人员的学历、海外经营经验和年龄等因素相关。年轻化的管理团队比年长的管理团队更有国际化视野和锐意进取的意识，从而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青年管理团队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强，更容易适应不同国际市场文化、制度差异，管理决策更好把握国际市场需求。故提出以下假说:假说2: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越高、管理团队越年轻和学习能力越强，国际化绩效越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中国国有经济成分仍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制造业上市公司国有经济比重更为突出。对那些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有一般公司制企业的共性，其特殊性表现在管理人员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管理者本身就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行政官员。由于此时管理者经营的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监督缺位使得这些企业比普通公司制企业面临更严重的委托问题，管理者更便利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发生短视行径。因此，我们在分析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时，将产权结构变量进入分析模型增强模型分析稳定性与解释力，这也构成本研究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特色。依据经典产权和激励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说:假说3: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国有经济比重越低，国际化绩效越好。关于变量的选取。学习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管理团队的学习能力一个简单易行的衡量方式可以应用管理团队中拥有硕士以上学位人员比例(DBR)。管理层激励度用公司高管(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数的比例来衡量(MSR)。管理层年龄用管理层年龄平均数的自然对数来LnMGA衡量表示。产权结构变量简单起见选用国有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重Rsown衡量。4、其他控制变量为增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对国际化绩效的经验研究中需要对某些变量进行控制。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该企业在行业中市场势力越大，越容易通过控制价格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国际化绩效许多文献研究都将公司规模纳入控制变量中，这里也借鉴这一做法，以企业资产的对数Lnsize衡量企业规模水平。其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营运风险高低对经营绩效也有一定影响。通常情况下，资产结构指标如资产负债率可以反映企业经营风险，这里选用更为稳健的长期资产负债率LDR作为风险控制变量，它等于企业长期负债总额与总资产比例衡量。

经验研究结果

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建立后，为了明确国际化测量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使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莱提取公因子。由于企业国际化程度六个变量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相关性，需要将变量适当缩减。利用因子分析的降维思想，需要将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在因子萃取上运用主成分法分析指标间的协方差矩阵，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通过因子的得分矩阵，应用SPSS软件计算出各企业在各项因子的得分，再利用各个因子代表的方差矩阵计算出各企业国际化程度综合表现DOI。最后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企业规模水平和财务风险后，以国际化程度、管理层特征以及产权结构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回归模型设定如下:ROEi=c0+c1DOIi+c2MSRi+c3DBRi+c4LnMGA+c5Rsowni+c6Lnsizei+c7LDRi+εi(1)式(1)中被解释变量ROE是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解释变量自左向右分别是:国际化程度指标DOI(综合得分);管理层特征如管理层持股比例MSR、管理层学习能力DBR、管理层年龄MGA;产权结构指标国有资产比例Rsown;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和长期资产负债率LDR。类似地，也可以利用同样方法计算出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指标的综合得分，分别以这两项指标代表国际化水平，进一步考察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广度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国际化绩效的影响。考虑到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将国际化程度分解成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可以提供关于国际化程度对于绩效影响的更多详尽信息，进而为制造业企业国际化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回归模型设定如下:ROEi=c0+c1DOI_depthi+c2MSRi+c3DBRi+c4LnMGA+c5Rsowni+c6Lnsizei+c7LDRi+εi(2)ROEi=c0+c1DOI_breadthi+c2MSRi+c3DBRi+c4LnMGA+c5Rsowni+c6Lnsizei+c7LDRi+εi(3)应用200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整理数据，回归结果如下表。模型(1)、(2)、(3)主要差别仅在于对国际化程度的衡量，且每个模型都有三个主要分析结果，用以消除可能存在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以及验证国际化程度和企业经营绩效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模型1．2比1．1的少了管理层年龄解释变量，但是回归AIC值降低了，调整以后的可绝系数也提高了，由赤池信息准则该变量加入模型并没有优化模型解释力。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解释变量管理层年龄和解释变量管理层学习能力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由模型(1)的三个回归结果可知，当选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建立的国际化程度综合指标衡量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时，对经营绩效只有十分微弱的正向影响，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国际化经营虽然能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获得竞争优势，但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企业面对新的市场和环境等不利因素也给跨国经营企业相比较国内经营企业增加额外成本。换句话说，国际化对企业绩效影响是一把双刃剑，这或许是从整体上构建的国际化程度对绩效影响系数较小且不显著的原因所在。关于管理层特征对于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管理层持股比例MSR对于绩效有显著重要的正向影响，三个回归结果都通过5%的统计显著性。管理层的学习能力DBR对绩效变动的解释力也很强，也通过了10%的显著性。管理层年龄对于绩效虽然有反向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基本上验证了假说2的正确性，对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越高、管理团队越年轻和学习能力越强，国际化绩效越好。这是因为青年管理团队在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方面相对更强，更能适应不同国际市场文化、制度差异，管理决策符合国际市场需求。正如假说3揭示的那样，产权结构变量国有资产比重对于国际化绩效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尽管源于信息不对称滋生的委托问题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普遍现象，但由于所有者缺位使得这一问题在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模型1．3为了考察国际化程度和绩效间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通过在回归模型中添加国际化程度项平方项。回归结果显示国际化程度平方项符号为负，这说明在较低的国际化水平阶段，绩效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而上升。但超过某一临界值以后，国际化经营中的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等促进绩效提升因素能量释放完毕后，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利因素带来的成本逐渐占据上风。故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经营绩效间仅存在微弱的“倒U型”关系。模型(2)和(3)的回归结果关于管理层特征变量和产权结构变量对于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的影响基本上与模型(1)的回归结构大致相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学习能力越强的企业国际化绩效相应也较高，国有经济比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仍是显著地负向影响。与模型(1)回归结果不同的是，如果选用国际化深度指标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时，该指标对于绩效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如选用国际化广度指标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时，该指标对国际化程度存在正向影响，三个模型都通过了至少10%以上的显著性。这充分说明了文中关于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经验研究结论不一致很大程度是因为国际化测量方式所致的观点正确性，也凸现需要从深度、广度两个维度测算国际化程度的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它们对于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差异对于未来企业国际化经营路径选择和政策支持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我们利用2008年部分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就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化程度与经营绩效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注意到过去对于国际化绩效问题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很大程度是源于对国际化程度指标的理解不同所致和单维指标的局限性，结合Sullivan(1994)提出的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文中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两个维度建立了国际化指标体系，并结合因子分析法计算出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综合得分参与回归方程。经验分析得出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上国际化程度对于绩效有微弱的正向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但如果分别从深度和广度独立核算国际化程度时，文中发现选用深度指标时影响不显著，但用广度指标核算国际化程度时，该变量对于国际化经营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代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国际化路径。一般说来，企业国际化遵循从销售、设立海外销售机构到直接投资兴办海外子公司演变的路径，国际化深度也逐渐提高。不难看出，国际化深度的提高与跨国经营企业海外承诺资产投入的程度息息相关。国际化深度随企业海外市场资源投入程度上升，承诺资产的沉淀成本也随之而上升。这种国际化扩张模式不仅增加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也对企业技术创新和国际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从目前我国大部分制造业发展现状看，技术装备水平还很落后，仍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仍更多来源于低成本，因此采用资源承诺程度高的国际化扩张模式，如在海外设立工厂或者跨国兼并的方式实现国际化扩张，对于现阶段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而言并不合时宜。尽管进入本世纪，学界和政界频繁呼吁制造业大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但在未获得充分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出口和设立海外销售等资源投入低的海外进入模式仍是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现实的不错选择。正如张骁、杨忠(2009)年指出，中国跨国经营应更多向日韩综合商社模式学习，将更多精力放在产品设计更新、占领海外市场份额方面，选择欧美直接投资设立海外工厂进入模式时需谨慎。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表现并不尽人意，这里的分析也给出部分解释。当然文中分析并非否定“走出去”战略本身，我们反对的是条件不成熟时不顾企业自身实际，盲目追求深度国际化战略，这无异于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与国际化深度相反，国际化广度的提高代表的是通过拓展海外市场范围，从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和销售中的范围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国际化扩张模式。我们的经验分析表明，尽管国际化深度的提高对于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但国际化广度的提高对于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影响。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选择资源承诺成本较低的海外扩张模式如出口，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和防范海外直接投资因不熟悉东道国政治、法律、商业习惯而产生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海外市场的扩大使得企业面对更多市场机会，获得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营销中的范围经济。逐步将海外市场由文化距离比较小的国家扩展到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扩大海外市场的国际化扩张模式对于制造业企业在产品和技术创新以及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方面远低于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等国际化深度较高的国际化扩张模式。另外，文中经验检验结果考察了管理层特征对于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经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学习能力对于国际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而言，涉足国际市场的时间普遍较短，对国际市场非常陌生。因此，如果管理层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会加速他们吸收国际经营知识，有利于国际市场经营决策的制定。考虑到转轨经济的特殊性，文中在回归方程中添设的产权结构变量，以增强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正如产权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文中经验结果验证了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企业其国际化绩效越低。正如多数类似研究那样，我们也验证了管理者持股比例对于绩效的正向影响。这也给我们提供了解决国有控股国际化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思路，可以对管理层采取股权激励的办法，让国企管理层持有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协调管理者和企业目标函数冲突。管理者在谋求企业绩效的同时可以实现自身财富增值，更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提升。

本文作者：李停冯德连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