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价值论文范文10篇

1儒家人本哲学的产生和形成

儒家人本哲学的发展和确立与我国古代人本思想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商朝以前，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强化王权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鬼神大加尊崇[1]。《礼记•表记》中也有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对鬼神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并把人们的行为和意愿看做是天、神意志的代表,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进入春秋以后，“重人轻神”的思想逐步形成。春秋中期已出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由当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宰相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4]”，道出了人民在国家稳固、安危中的根本地位。之后到了春秋末期，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和重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和在社会的主体地位，并结合自己的学说，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儒家人本哲学重视对人性的认识，认为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儒家人本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仁”，“仁”者，爱人。要做到“仁”，就要做到以下5点：恭、宽、信、敏、惠。具体来说，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遵循“忠恕之道”。“修齐治平”在儒家人本哲学中体现了“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

2儒家人本哲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2.1儒家人本哲学的人性观与现代人类医学

人具有运动性语言中枢和知觉性语言中枢的特殊结构，人是以语言拥有世界的动物，人们通过语言的交流，可以引发情感、开放内心世界；同时，人也是唯一可以被语言符号伤害以及患语言疾病的动物，而且，人还是唯一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医治的动物[8]。人的疾病与健康，不仅仅涉及到生理、心理或社会某一个单一层面，而是他们的整合，且三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根据现代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只有当三者是一种和谐统一的良好状态时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健康。而某一方面的疾患都会牵涉和影响到其他方面，如心理或生理疾病所致社会功能损害和缺失，还有社会关系引发的心理和生理问题等。所以，与动物医学不同，人类医学除了自然科学性外，还具有人文性质。医生在给患者看病时，不仅要看到患者的生理层面，而且要看到其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随着现代社会和医学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就是很好的例证。

2.2“仁”的人本哲学与现代医学人文关怀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理论基础

根据科学社会学理论，评价是根据特定目的、针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判断的认识活动。评价属于人类的认识活动。有组织的评价则属于社会行为。评价的目的有二:一是揭示价值;二是促进价值实现。评价包括对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的“事实认识”评价和对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的“价值认识”评价。评价受到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认识能力、公平精神，评价方式的理论、技术、方法、程序，以及评价客体的可识程度、价值显度、指标效度等三大类因素的影响［1，2］。科技评价是科技范畴内的评价活动。科技评价是对科技活动及其产出和影响的科技、经济和社会价值进行判断的认识活动。科技评价既是科技共同体运行的内在自洽机制，也是科技管理部门实施管理和决策的重要手段。科技评价是由科技评价机构或组织，针对委托方的明确目的和要求，遵循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标准，运用科学、可行的评价方法，对科技活动的行为和事实做出独立、客观、科学的价值判断的一种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科技活动。从认识活动的主体角度看，科技评价是用科学的评价理论、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进行的价值认识活动;从认识活动的客体角度看，科技评价是针对具有科学和技术特征的对象进行的价值认识活动［1，2］。科技评价是建立在多学科理论交叉基础上的管理实践活动。从科技评价活动的目的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范畴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管理决策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目标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哲学的价值论和认识论、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从科技评价活动的方法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分类学与比较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工具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计量学理论(数理统计学、文献计量学、技术计量学、经济计量学、知识计量学等);从科技评价活动的过程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逻辑学、信息分析学、知识管理学理论［1，2］。科技评价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按照科学系统论的思想，科技评价体系包括3个部分: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活动。评价活动则包括评价程序、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结果应用等，体现评价的主客关联。其中，评价程序通常是首先明确“评价目的”、选择“评价主体”，再由“评价主体”根据“评价目的”确定“评价目标对象”及其“评价准则”，再将“评价准则”解析为“评价指标”，继而根据“评价指标”选择“评价方法”，再根据“评价方法”确定操作和技术程序，最后得出“评价结论”［1］。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遵循科技评价的基本原则，也具有军事医学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的自身特殊性。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对象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体系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和评价活动等3方面的要素构成。其中，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主体是相对独立的、专业的、非功利性的科技评价机构;科技评价活动是一种专业化的咨询和评判活动;科技评价客体即评价对象。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对象是军事医学科技活动。军事医学科技活动的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结果各异，决定了军事医学科技评价客体的多元化特征。军事医学科技评价有针对科技活动组织的，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院、卫勤机关、卫生部(分)队、重点实验室、创新群体、合同合作机构等;也有针对个人的，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支持人员、科技管理人员、教师、科技普及人员等。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层次或不同环节的，如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工程与产业化研究，针对知识发现、知识传播、知识普及，针对技术发明、技术应用、技术推广、现场处置等;也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学科领域的，如卫生勤务、卫生装备、战伤救治、卫生防疫、疾病防控、军队卫生、核化生防护、海军医学、空军医学等。有针对科技活动的不同产出形态的，如论文著作、专利技术、装备型号、医药产品、卫勤条令、卫生标准等;也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阶段形态的，如科技活动动机、政策、战略、规划、计划、方案、立项、过程、结果、效果等［1］。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客体(对象)，包括军事医学科技活动的环境，如军事环境、国家安全环境、国际竞争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科技系统的结构，如科技人员、科技机构、科技创新群体、科技条件、科技活动目标对象、科技发展战略、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科技成果、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等;科技活动的功能，如军事功能、医学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科技活动的演化，如科技活动演化规律、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科技发展态势等。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原则

根据科技评价理论，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①遵循科技评价的共性原则。即合理、科学、公正的原则。合理是指每个科技评价的项目设置、目的导向、可能后果、社会影响等必须符合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科学是指每个科技评价活动的理论、方法、技术、程序、控制、监督等必须符合科学社会学规范;公正是指每个科技评价活动的过程、结果、效应等必须符合科学共同体和社会公众的普识价值观和愿景。②体现科技评价的个性特征。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既与军事、医学、科技领域的评价有相同之处，也具有军事医学自身的性质、环境、目的等差异，具有个性化和特殊性。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与一般医学科技评价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军事价值的目的导向。③反映军事医学的发展与变化。军事医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科技水平、战略目标、价值取向等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科技评价的背景和基础也必须相应地适应和调整。④符合科技评价的共识准则。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不同评价客体的不同评价项目，可以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必须具有针对该特定科技评价项目的共识准则，这是实施任何特定科技评价项目的必要前提。除上述基本原则外，军事医学科技评价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3项特殊性原则:一是要根据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工程等不同特征要素，建立相应的分类评价准则和指标体系;二是要高度关注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和工程要素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要特别关注军事医学的价值要素在科技评价中的导向作用［1］。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基本要求包括:①项目设置合理;②理论方法科学;③技术操作最优;④程序规范严谨;⑤组织监督严肃;⑥结果客观公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外部评价”等，均属于理论方法科学的范畴;“可行性”、“最优化”等，均属于技术操作最优的范畴;“回避”则属于组织监督的范畴。

摘要：目前，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写于19世纪后期的《资本论》已经完全过时，应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取代《资本论》，作为一种唯一正确的现代经济学占领我国的经济学术领域，并成为我国制定经济政策的唯一依据。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引用一些经过选择的国外学者的评论，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世界公认的。本文针对上述情况，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了客观概述，论证了《资本论》研究在当代、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外学者；《资本论》；批判性；科学性

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和如何看待及其思想一样，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选择我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和道路的重大问题。苏东巨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指责《资本论》的行列，加上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有意贬低，一时间给人一种国外学者全都认为《资本论》不是学术著作、已经过时，只有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释现代经济问题的片面印象。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些客观概述，为人们全面了解国外学者的看法提供一些参考。

一、一部揭示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流经济学撇开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用一种把工人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等同的办法，推论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和谐公正的经济体制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资本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它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国外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给了它较高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来抵制、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资本论》采取“研究”的态度，一些试图发展主流理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对《资本论》做出了某种肯定。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就肯定了《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方面的学术成就。

论文关键词：教育；技术；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

论文摘要：在价值论视野中，教育与技术之间其实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本文首先分析了价值的主体和客体，然后通过探讨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来把握教育技术的关系。

纵观人类历史，人的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被人发现和认同的，而是伴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被人认识到的。由于社会的高度技术化，人的价值在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即使到了20世纪后期，对人的价值的发挥仍然受到各种的困扰。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可知，教育自身是直接与人相关的，这就不难理解有学者将教育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途径，认为教育有责任不断提高人们对人自身价值的认识，帮助人摆脱受技术奴役的困境，使人充分认识到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个体的独特尊严。这样，人、教育与技术的关系也就蕴涵其中了。

一、对价值本质的理解

value(价值)一词来自拉丁语valere。从词源来讲，这个词的词根的意义十分模糊，其意义遍及所有方面，从“是好的”到“具有体力或勇猛”。它在14世纪进入英语，可直到19世纪，该术语几乎只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有关，意指物的价格或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人类劳动。从19世纪末开始，在新康德主义者、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该术语的意义扩张了。同时，以价值为研究对象的学说即价值学(valuetheory)或价值论(axiology)开始得以系统发展。目前价值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客体价值论、主体价值论和关系价值论。客体价值论的持有者认为，价值就是客体，或是指客体本身，或是指客体的某方面的属性或功能。主体价值论者认为，价值的产生取决于价值主体，即取决于人。他们突出强调了价值的主观性，并进而提出了“价值是人”的哲学命题。无论是客体价值论还是主体价值论，最大的不足在于理论上的片面性。前者强调了价值的客观性却忽视了人，后者突出了人的作用却忽视了客体对人的影响。因此，学术界更多的学者提出：价值应该是主客体的统一，应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来理解、把握和界定价值。为此，我们从关系价值论出发，尝试探讨教育与技术的关系。

1价值的主体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对策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Abstract】Synthesizesthemedicinepatternalongwiththebiomedicinepatterntothebiological-psychology-societytheevolution，themedicalserviceiscontradictorygraduallyby“thetechnology”to“theservice”thetransformation，manynewmedicineethicsquestionarisesatthehistoricmoment，medicineethicsmoreandmorereceivesthevariouscountries’medicineeducationalcirclestheattention.

【Keywords】Medicineethics；Education；Presentsituation；Countermeasure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论文关键词:体育经济学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

论文摘要:将运动员作为一种资本的概念和提法一直被我国经济理论界所忽视或者回避，其价值构成更是难以度测。针对运动员人力资本的特性，试图从劳动价值论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其价值构成，据此合理投入运动资本，优化资源分配，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市场的逐渐形成和确立，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人为本”“科教兴国”成为我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强调人的因素的两个战略性策略选择。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摆脱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受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制约。虽然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主体正在由单一的政府拨款转向多元化，但是还存在种种问题，尤其是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构成难以度测的问题。

1运动员人力资本概念及“劳动价值论”内涵

16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和国民收人核算专家威廉·配第将战争中武器和其他军械等物资的损失与人类生命损失的比较，首次严肃地运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100年以后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人力资本以及教育的经济意义做了较为深刻的理论阐述，这些研究结果是人力资本思想萌芽的主要理论来源。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舒尔茨和贝克尔为代表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基本形成。

舒尔茨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是人力资本学说的奠基者和第一创始人;贝克尔则为人力资本理论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尚处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学习和探索阶段，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广泛认可的概念内涵，而关于运动员人力资本的系统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其内涵尚无定论。

一、职称论文规定的反思

迄今为止，各职称系列（专业）仍沿袭传统的、滞后的职称论文规定，评价效果不甚理想；乃至评价机制本身的缺陷，所带来的导向偏差及其负面作用，已经直接影响到职称评审的质量和声誉，须予以认真反思。

职称论文规定，涵盖了所有职称系列（专业）中、高级职务，界面过大，层面过宽，不切实际。

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工程技术、农业技术、卫生技术、各类教师、经济专业等计29个职称系列（专业）。目前为止，会计、审计、统计、经济、卫生等专业中级职务任职资格，采取“以考代评”获得，论文条件被自然免除，其余的仍要求论文作为申报评审的必备条件之一。

评价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确需执行同一性、普遍性的评审标准，方可起到综合平衡的作用。但是，切不可忽视不同职称系列（专业）之间、即使同一职称系列（专业）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

仅举科学研究人员与艺术专业人员为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基础理论、应用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工作性质有较强的探索性、挑战性和创见性。其研究课题、水平能力、创新思维、应用价值、科研成果、业绩贡献等，通常以学术论文、论著等方式反映出来。对科研系列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尤其破格申报副研究员、研究员的对象，要求高水平、多篇数的专业论文，实不为过。但是，艺术专业职务（艺术等级）则不然。

【关键词】刑法学刑法哲学刑法理论

【内容提要】与司法刑法学相对应的是立法刑法学，不应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性。基础刑法学是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基础科学，但基础刑法学并非刑法哲学，也不是学科大杂烩。在核心刑法学之外，还有边缘刑法学。刑法哲学是关于刑法的哲学，也是关于刑法学的哲学，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相分离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从于、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说方法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一种刑法理论未必是哲学式的，而刑法理论观则必属于哲学问题，只不过不是一般哲学问题，而是刑法哲学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习惯刑法，还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实践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过这种司法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经历着历史的演变。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具有高度共识，即致力于为正确解释和适用刑法而从事理论研究，是刑法学者的基本使命。但是，万万不要以为，在这个领域，刑法理论观已然成熟和没有问题了。笔者认为，在高度共识之下掩盖着一个严重通病，即没有真正从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判断出发建构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⑶

对于一种相对长期存在、据此可以认定获得了特定时代人们之认可的法律制度或法律规则，应如何理解？应如何考查其历史的意义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恰当地审视这些制度或规则与我们当下生活世界的相关性？这个问题是当代转型时期中国法学研究中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一般性问题。它涉及的问题不仅是应如何理解和考察我们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应以及能如何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创新和改革；它也还涉及到如何理解外国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我们正试图借鉴的工业上先进的国家（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以及在我们看来那些发展中乃至最不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尽管这往往进入不了当代中国法学家的视野）。

法条主义无法承担这一任务，尽管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或形式主义）的进路对法律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训练并对常规时期法律的运作具有重要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意义。[注释1：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一个东西，只是在中国一般称其为“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而在美国，至少是在波斯纳那里被归结为形式主义。波斯纳曾对形式主义法学以及——更广阔地——对一般的形式主义进行了细致地讲道理的分析，指出了其弊端以及优点。见RichardA.Posner，ProblemsofJurisprude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法条主义将法条作为不可质疑的权威，要求社会生活都服从法条。这种方法往往适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规制社会生活的法律制度都处于——有时是急剧的——变动之中，并且作为社会生活系统内部一个组成部分的法治也必须同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相互协调。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条主义，这并非学术本身的逻辑要求，而是学术所附着的生活世界使然。同时，中国法学如果要想真正形成学术研究的传统，也必须超越法条主义，因为学术发展本身不可能来自学术资料本身。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界一直在进行着这种超越法条主义的努力，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和社会变迁，已使得许多法学家不再满意法条主义，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法律制度的进路和方法。

但是，现有的中外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对法律研究方法一直缺乏足够的系统关注和理论分析。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很少提及方法问题（更不用说讨论了），偶尔提及，也往往非常粗略和概括；既没有结合具体实例的细致分析，也未能提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表述，只是笼统地提一些方法甚或是命题。近年来，在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基础，法律经济学分析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规范且卓有成效的方法论论述，但是法律经济学分析对数据要求的标准很高，对经济学素养要求也很高，其方法难以在传统的法律研究中普遍沿用，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法律界。广义的法律社会学实际是由多个交叉学科构成的，无法形成或尚未形成统一的、便利法官和其它法律人运用的研究进路和方法。而狭义上的法律社会学（sociologyoflaw）更多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证调查方法，尽管有助于理解特定社会中的法律和制度，可供法学家参考，但对于大批受传统法学教育的、强调操作的法律人来说，出于学科传统和研究时间的限制，实证研究的方法似乎也缺乏足够的相关性。要寻求一种与法律人有更多相关性的研究进路和方法，因此，在放开眼界的同时，又不能不重视法律界已经形成的、哪怕是有明显弊端的学科传统。

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它试图提出一种我暂且称为“语境论”的进路。这一进路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职业法律人偏好的法律形式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它又与法律社会学、哲学阐释学具有一致之处）。就态度而言，这种语境化一方面拥有法条主义一般说来容易表现出来的尊重既定具体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又要求或至少是隐含了对任何具体法律制度的学术的而不仅仅是政治的批判态度；并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学术的强调，这种进路在一定意义上也隐含了某种建构的因素，而并非完全是批判法学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战略。就总体而言，这一进路反对以抽象的、所谓代表了永恒价值的大词来评价法律制度和规则，而是切实注重特定社会中人的生物性禀赋的以及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把法律制度和规则都视为在诸多相对稳定的制约条件下对于常规社会问题做出的一种比较经济且常规化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当从宏观上考察时，这种语境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但它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命题或原则的简单搬用或重复；它有哲学的因素，但它本身不是哲学，也不强调哲学，而是强调细致、具体地考查和发现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法律制度的塑造和制约。

必须对本文标题中的一些关键词加以强调和说明。首先，本文强调的是法律制度层面的研究进路，在这一层面上，法律往往是相对长期稳定的社会规范，与法律条文并不等同，有时甚至完全没有或无需正式条文的规定（习惯）。因此，这一研究进路关注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也不是个别的司法活动，而是一个社会制度化处置社会常规性问题的方式。其次，希望读者注意，本文强调语境论是法律制度研究的一种进路，而不是唯一的或最佳的进路。因此，这一进路并不意味着对其它研究进路（包括法条主义进路）的否定和排斥，相反，它欢迎法律研究的其它进路和视角，只要能有效地说明和解决问题。但这并不因此意味着本文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简单到没有原则的“兼容并蓄”的态度，笼统地谈“兼容并蓄”，如果不是因为言者缺乏智识能力（分不清理论之是非），就是因为媚俗、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在对目前中国法学界比较流行的、同样旨在超越法条主义的两种主要法学研究进路提出理论上的分析批评。第三，尽管有种种危险，本文还是试图对语境论的进路提出一种略为“公式化”或“程式化”的表述，以求这一进路不停留于一般命题，使之有可能更操作化、程序化或具体化，成为一种方法或类似于方法的东西。但我必须承认，这种努力不仅有可能失败，这种公式化的表述也有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新教条。因此，我提醒读者，本文对这一进路所作的方法论概括，只是试图帮助读者在其它法律制度问题研究上运用这一进路，是为了获取这种研究能力的一种联系或训练，而并非获得恰当或真确结论的保证；它更多是一种入门指南，而不是一种操作手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真正有洞见的研究成果，至少是很难（如果不是完全不能的话）严格依据某一操作规则而获得。因此，读者只应把这种方法论表述作为获得“语境论”和思考问题方式的一个或许有但不必定有帮助的过程；做人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做学问过河拆桥则是提升自己能力之必须。

为避免方法论的讨论“玄学化”或过分“概念化”（这常常是难免的），讨论必须有所附着。为此，本文特别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作为展示这种研究进路和方法的范例。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那些在今天看来具有法律意味的制度，我希望展现这种分析进路和方法的有效性和解说力。但是，由于本文的中心论题是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因此我又必须提醒读者，不要过分注重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而是这种分析的“路数”；有关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仍然是一座过后就可以拆的“桥”。但是这并不意味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完全是虚构的，没有经验材料支持，因此是没有意义的。的确，本文中谈及的中国传统婚姻制度是“理想型”的构建，即它不等于某个朝代或某个地区的具体的婚姻制度，但是，它是有一定的经验材料支撑的。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对这一“理想型”的某些细节提出质疑，但是一般说来，这既不影响这一理想型的构建，因此并不影响本文的方法论讨论的意义。

大学生“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然包括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践履能力等道德能力的发展，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对于促进和提升其个体道德能力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学生个体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和谐与发展的社会关系，而和谐与发展的社会关系则需要大学生具备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能力。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能够帮助大学生提高道德认识能力，增强道德判断能力，提升道德践履能力，使大学生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其“人的社会关系”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使大学生在高度和谐与发展的社会关系中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是高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和谐校园主要是指校园内部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校园组织结构要素和谐、教育环境和谐、教师间人际关系和谐、师生关系和谐以及自我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和谐。大学生作为高校社会主义和谐校园创建的重要主体，其个体道德能力的缺失，必然会对高校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构建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如，由于大学生公德意识淡漠，公共场所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等行为造成高校校园环境不和谐；个别大学生不守公共秩序，在寝室从事打电话、唱歌等影响其他同学休息的行为导致其人际关系不和谐，也影响高校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构建。同时，从根本意义上讲，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就是要造就和谐的个体，就是要使大学生有健全的道德人格，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完备的个体道德能力，使其能够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大学生的心理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个人生活的和谐。因此，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是高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必备条件与内在要求。

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追求和谐价值为指向，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目标，以和谐心理、和谐理念与和谐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精神文化。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还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和谐。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人的和谐，即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故此，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培育人们的和谐文化精神，其中思想道德建设是这种和谐文化精神培育的重要内涵。和谐文化建设离不开道德建设，社会文化的和谐离不开人的道德素养的提高。大学生群体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精神风貌、道德状况关系着整个社会风尚的发展，也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需要加强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提升大学生群体的道德能力水平，改善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通过大学生道德素养与道德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对全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形成辐射与影响，促使全社会形成昂扬向上、文明和谐的精神文化氛围，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

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的可能性

（一）理论可能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它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传统习惯和教育起作用。道德是在人类社会一定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道德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关系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期，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道德风貌也发生了变化，总体上来讲，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在进步、提高，大学生的个体道德能力也在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上有不道德事件发生，大学校园也存在道德行为失范、个体道德能力缺失的现象，这说明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仍需要加强。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认为，道德是人的需要的产物，人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物质需要、利益的需要、交往的需要为道德的产生提供了外部条件和基础；精神需要尤其是人对道德的需要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自身存在着对高尚道德的需要与渴求，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也正是对大学生这种精神需要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