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背景中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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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制度下患者的人身权及其限制

（一）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权保障的国家义务

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直接关涉的基本权利是公民的人身权，人身权是人对其人身所享有的与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是近代以来备受尊重的基本人权，对于人身权的含义和基本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根据现有的大部分观点我们可以推断，人身权作为集合概念，一般包括生存权、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我国《宪法》第37条第1款以一般条款的形式，确认并表述了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而第2款、第3款以特别条款的形式，主要针对国家的刑事诉讼权能与行政权等其他公共权力的行使而作出的禁止性规定，由此具体地确定了人身自由的法定主义的底线。《精神卫生法》第4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精神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人身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国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障，首先从公民与国家的起源来看，依照社会契约理论，国家的产生是为了保障人，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然权利”而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逐渐不平等，而为了实现新的平等，“要寻找一种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和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由此看来这种“形式”要求国家有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而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其保障自然是国家义务的应有之义。其次，从基本权利的功能上来看，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需要国家保障。根据德国基本权利理论，基本权利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规范的双重含义，从主观权利上来讲，基本权利首先意味着公民个人方面权利，是对于公民个体而言的，个人有权按照自己意愿行使基本权利，而国家负有对公民基本权利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此时，基本权利具有防御权功能。而客观规范，又称为“客观价值秩序”功能，这意味着基本权利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有拘束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权力机关的功能，公权力机关负有积极的保障和给付义务，使得基本权利成为公权力机关的价值指引。以此为基础，德国形成了一整套保障基本权利的体系，并形成了对宪法学解释的基本理论架构，而这些，对我国基本权利的保障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公民的人身权需要国家履行积极义务，推进保障人身权的实现。

（二）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限制的合宪性基准

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存在限制公民人身权的情况，而公民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的一种，其限制应该由宪法确认，“宪法离开了基本权利是没有灵魂的宪法，基本权利离开了宪法是被抽掉了脊梁的基本权利，明确并保障基本权利才是宪法的根本宗旨。”因此对于人身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问题，涉及到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基准问题。目前宪法学理论一般认为，基本权利的限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但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基本权利。限制的对象是基本权利，但实质则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纵观德、日等国的对基本权利限制的违宪审查实践，对基本权利限制可分为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合宪性基准，形式合宪性基准是指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用宪法或宪法授权的普通立法进行限制；而基本权利限制的实质合宪性基准是指对基本权利限制的违宪审查中应考虑限制的目的、手段和结果以及基本权利的主体、行为和法益等方面所遵循的实体标准。对人身权限制的方式与标准是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基准的运用，是基本权利限制在人身权限制上的具体化。依宪法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理论，对人身权限制也应遵循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合宪性基准，全面考虑限制公民人身权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寻求二者之间最佳的结合点，确保限制人身权在合宪性的原则下进行。从本质上讲，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利冲突和权益平衡，其价值取向是维护和促进“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其主旨和目的是以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为核心，实现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性回归”，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虽然会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也要遵循人身权限制的合宪性基准。首先，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应当遵循形式合宪性基准，也就是要遵循宪法授权及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依据2000年《立法法》第8条第5项“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明确将其作为法律制定的事项，并且在第9条中强调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列为绝对的法律保留事项，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只能由法律进行设定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同时，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诚如美国大法官福兰克福特所言“自由的历史就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因此遵循正当的条件、步骤、方法等程序性规定也是设定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应有之义。从人身自由权限制的实质合宪性基准上讲，对于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强制医疗而言，从限制的目的来考虑，显然限制精神障碍患者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精神障碍患者，这种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也归属于保障性限制之列。所以，应从限制人身自由权的目的正当性考虑，遵循比例原则，综合考虑限制公民人身权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平衡。因此，需要在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目的正当性的宪政视角下审视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二、我国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保障的立法现状及不足

（一）立法现状梳理

我国关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相关立法散见于不同效力等级、不同的部门法之间。其中规定最为详尽的是2013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精神卫生法》，同时民事立法中的《民法通则》第17条、18条、19条及《民事诉讼法》第170条，①刑事立法中的《刑法》第18条，②《刑事诉讼法》中的第284条、285条，行政法中的《警察法》第14条、《行政处罚法》第26条及《治安处罚法》第13条，③《残疾人保障法》第15条、第46条及第28条，④也规定了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相关的内容。本文将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梳理分为三类：

1、行政性强制医疗：根据刑法或者行政法规，对于那些造成社会严重危害或者被证明具有极大潜在危害性的病人，由相关行政机关依照一定的法定条件和程序送往特定医疗机构进行强制治疗；

2、监护性强制医疗：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患有精神疾病而导致病人本身欠缺行为能力，其监护人或亲属在没有经过病人同意或者在病人明确表示拒绝的情况下，履行一定手续将病人送至相关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3、救助性强制医疗：政府对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精神障碍患者履行国家救助义务，采取特定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严格来讲，救助性医疗本来属于社会保障法中的内容，适用于所有需要治疗但却没钱看病的公民，最典型的就是流浪乞讨人群，因此笔者将社会救助医疗也列入强制医疗的范畴。需要明确的是：社会救助中的强制医疗，强制的主体是政府，对特定的个体和人群进行治疗是政府的法定义务，是国家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

（二）人身权保障的不足

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主要是针对精神障碍患者设立的，是为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约束和治疗，防止其危害社会，同时限制公权力，防止将正常作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但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政视角下检视现行的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仍可发现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的国家保障义务不足。如上文所述，“强制”一词的出现往往表示公权力机关将涉及其中，《精神卫生法》虽然规定了对精神障碍患者采取强制医疗手段治疗的情形，当公权力机关对精神障碍患者采取强制措施时会适用相应的部门法的规定，一方面是因为《精神卫生法》对于狭义的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对于这种情形没有更加具体的阐释，无法实现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优势；另一方面《精神卫生法》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在效力位阶上低于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些部门法。而部分部门法的法律条款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和人们立法观念的局限性，更多的注重社会防卫功能，在具体条文中更多的是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限制和控制，而忽视对精神障碍患者自身权利的保障，从而出现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权利国家保障义务立法理念的缺失的情况。在具体适用上还有适用对象范围狭窄、适用条件模糊、程序衔接不明晰、审理和决定程序不完善、执行程序缺失、救济和监督不力等问题。

2、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过于原则，精神强制医疗制度下侵犯人身权的司法救济渠道不畅。《精神卫生法》着重通过规范精神障碍患者的诊疗活动以及加大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救助力度，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权加强保障，但是对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侵犯人身权的司法救济渠道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其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达成目标非常高，从而与当前社会现实脱节。根据法条中的规定对公民人身权的合理限制的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医学专业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司法难以发挥有效的对医学制约和监督作用，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限制的合宪性基准模糊，使得审查形式化。当“医生被要求具有双重的能力，既是立法者专业顾问，又是行政管理者”，当医疗鉴定机构成为权力的“代言人”的时候，普通公民人权被侵犯情况就更为可能。因此，必须加强通过司法对医疗机构的控制和管理，亦应避免医疗机构和医生权利过于强大而滥用。

三、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保障的完善

如上文所述，一方面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标准、程序缺乏，难免存在非精神障碍患者被公权力机关滥用此制度的可能性，使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受到威胁，也会使该制度严重异化，沦为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而肆意侵犯基本人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关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缺失，国家保障义务的缺失使大量的重症精神障碍患者长期得不到系统的强制医疗，未能及时得到医疗救助，导致其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人身权难以保障。因此，我们应尽快构建和落实限制基本权利的基准，并设立专门的司法审查机关，纠正各种违宪现象和行为，建立起符合国情和契合实践运作的法律监督制度，而《精神卫生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规定过于原则化，仍然存在监护人权力过大、诉讼缺乏保障、医院解释权过大以及支持体系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具体来讲，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的人身权保障：

（一）转变立法理念，切实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基本人权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精神病人的专门立法，美国各州的《精神保健法》的立法理念值得我们借鉴：由于美国实行联邦制，因此联邦和各州有不同的立法及司法制度，各州都有制定不同的《精神保健法》，对精神病人的收容标准也不尽相同。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依据平等保障和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使各州予以修正，以实现对精神病人人权的有效保障。多数州都规定精神病患者对他人或者自己可能构成危害，同时在最低限制措施用尽的原则下，才能进行收容。在立法理念方面，美国精神立法强调维护精神病患者的自身权利，提倡患者的自由决定权，而不是强调社会防卫功能，总体上遵循为精神病患者“自己利益”医疗的原则，这也彰显了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这些立法理念值得我们借鉴，在立法中不仅仅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对精神病人采取社会防卫措施，更应坚持精神病人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治疗的原则，综合考虑限制公民人身权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平衡。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基本人权需要国家保障，只有国家切实履行保障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职责的时候，公民的权利才能更加充分的获得和实现，所以，国家应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履行基本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这就需要国家增加精神障碍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建立更多精神障碍医疗专业机构及培养更多精神障碍专业人员，建立起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全面有效的救助体系。

（二）完善具体立法，确保限制精神障碍患者权利的程序正义

正当程序原则，从制度上考察，来自英国法中的“自然正义”（NatureJustice），发达于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肇始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经过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发展和完善，由此正式确立了正当程序原则，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需要完善强制医疗的程序性条款，以更好规范公权力及医疗机构权利、监护权利，切实保障患者权利。如何使限制精神障碍患者权利符合正当性，是一个法律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具体立法，细化公权力机关采取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条件和程序与救助性的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切实维护精神障碍患者权利，而不能仅仅依赖医疗领域的判断做出结论。在德国，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程序的启动有的要求行为人对社会治安的危害性，有的要求行为人具有自身危害性，总之，总体上要求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人有自身或者社会危害性，并且这种危害性和行为人精神病有必然联系。因此，法院对精神病人是否收容精神病有最终决定权，这就形成了司法对监护人或者医疗机构的制约，从而更好地保障精神病人的权利，体现了“法治国”中法律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彰显对精神病患者基本人身权的司法保障，这些，对我国未来精神方面的立法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国现有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裁判者权力制约方面和对精神病人的程序保护方面还很缺乏，导致采取的行政性精神障碍强制医疗被滥用，因此，应该结合《精神卫生法》有关规定，规范公权力运作，完善行政性的精神障碍强制医疗的条件和程序。明确公权力机关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标准和程序，规范医疗机构的行为，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救助性的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本质上是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一种救助方式，应属于社会保障法的范围，应当根据《精神卫生法》的有关规定，加强相关立法，明确救助性的精神障碍强制医疗的救助程序及救助组织，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将精神障碍纳入社会医疗保险的范围，切实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

（三）畅通司法救济途径，彰显司法正义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保障

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不足及运行异化难免会导致精神病院和精神病医生滥用此种权力，任何权力不受外部和内部的有效制约，都会致使腐败事情的发生，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无精神障碍公民“被精神病”。如，深圳27岁的女子邹宜均在2006年被家人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白云医院强制医疗达3个多月，其间剥夺人身自由、限制通讯自由，并强行注射、电击并强迫服食精神病药物。其后，邹宜均帐户上23万元被家人转走。2009年3月，邹宜均将白云心理医院及家人告上白云区法院，最终，邹宜均以个人原因为由提出撤诉，白云区法院裁定准许撤诉。但是，此案件中，未见任何的法院司法宣告，邹宜均家人直接将其送往精神病院，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对精神病人的民事监护的监护人问题，《民法通则》中有所涉及，但是并不全面。《精神卫生法》第30条第2款规定，强制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但存在对住院结论异议权保障有限，冗长的异议程序对公民的权利有一定的侵害，判断危害行为的危害风险的主体不明，仍然存在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可能被滥用等可能。当这种滥用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行为发生时，权利被侵害的对象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人身权，其财产权往往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大部分的“被精神病”的案例发生都与财产纠纷有关，如何在源头上控制这种权力的滥用，需要司法机关对侵害行为所产生的责任进行明确界定。一方面，对精神障碍病情作出判断，虽然是个医学问题，但是，如果不加以规制，则有可能威胁普通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当“医生被要求具有双重的能力，既是立法者专业顾问，又是行政管理者”，当医疗鉴定机构成为权力的“代言人”的时候，普通公民人权被侵犯情况就更为可怕。因此，我们需要法律对医学控制和介入，以避免医学的过分扩张。在很多“被精神病”案例中，庭审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否患有精神障碍，这是将法律问题转换为医学问题，根本未体现出法律对医学的有效控制，未体现出司法权对医疗权力的审查。从本质上讲，司法权的性质是判断权，具有终局性效力。因此应通过司法机关对精神障碍强制医疗程序的审查，给予精神障碍患者以更加全面的保障。另一方面，“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当公民的基本人权，特别是人身自由权受到侵犯的时候，诉诸于司法机关，由法院依据法律作出审查并进行终局性的判断，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强制医疗程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保障强制医疗程序的顺利运行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障需要司法介入，限制的目的和方式都应该接受司法审查，由司法机关对权利被限制者施以司法救济，唯此，才能使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宪法性权利得到保障和落实。

四、结语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必然包含着对法治的实践诉求，必然要求法律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但当法律制度变革的同时也会导致新的问题产生。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短时间内难以弥补，而司法正义作为最后的正义屏障能够进行有效的弥补，切实维护精神障碍患者切身利益和基本权利需要司法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保障。从国外的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来看，大部分国家在其精神障碍强制医疗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强调精神病强制医疗的形式上正当程序性及实质目的正当性，并在实施此制度过程中都明确司法机关的审查，体现司法正义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屏障的“司法终局性”原则，以避免权力不受制约，切实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对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司法救济，使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以有效维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体现司法正义，让正义的阳光照耀医学领域。

作者:卜素 单位: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