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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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概述

刑事法领域中的强制医疗通常被认为是保安处分的一种，是对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适用的旨在隔离排害和强制医疗的刑事实体措施，目的在于消除精神病患者的人身危险性，防止再犯，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1］它对于精神病人的疾病治疗、权益保障以及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预防其再次危害社会、维护公共安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与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措施有诸多共同点，如二者适用对象都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适用都需要经过法定鉴定程序，都是为了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危害他人和社会。但二者也存在着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1、性质不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而后者属于刑法授予政府的刑事执行权;2、启动主体不同。前者的启动主体是检察机关或法院，后者的启动主体较为混乱，包括公安机关、精神病院、诉讼当事人、监护人等;4、决定主体不同。前者的决定主体为人民法院，后者的决定主体一般为政府部门或公安机关;3、适用条件不同。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中规定:“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可以理解为“社会危害性”作为强制医疗的主要条件;根据《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政府强制医疗将家属和监护人的看管和医疗作为强制医疗的前置程序，家属或者监护人的看管或医疗不足以防止其危险性的，才由政府强制医疗。

二、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现状分析

《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用五个条款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规定，依次包括适用对象与决定主体、审理程序、强制医疗决定的定期评估与解除以及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这五个条款基本上勾勒出强制医疗程序的轮廓，但存在一些不明确、不完善之处，需要予以改进，也需要通过实践发现其问题，促进其进一步完善。

(一)所规定的适用对象单一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强制医疗的对象为“经过依法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的人。综观国外的立法，强制医疗的对象不限于此，还应包括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和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2］《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97条第1款规定对无执行刑罚能力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强制医疗措施;英国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还包括有病无罪、无受审能和服刑期间患病的精神病人;德国、蒙古国刑法典强制医疗的对象同时还包括无受审能力和执行刑罚能力的精神病人［3］。对于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和实践操作，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后，待其病情好转后再继续审理。如果此种精神病人的家人无力或不愿给予治疗，其仍然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

(二)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模糊

《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如何评估“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完全依赖精神病专家的专业鉴定，还是依赖法官的个人经验抑或猜测。是否应当在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过程中附加要求精神病鉴定人对其现实人身危险性也作出相应的评估?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未来强制医疗制度决定作出的科学性与客观公正性，需要审慎考虑。［4］与其他类型的鉴定如法医、物证、痕迹、文书鉴定相比，精神病鉴定的主观性更强。司法精神病鉴定依据的材料，主要是被鉴定人的个人史、家族史、证人证言、涉案过程材料、物证、书证等［5］，对个人经验的依赖程度较高，不同鉴定人对同一鉴定对象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经常持不同意见［6］，直接例证就是多次鉴定的结论不一致率较高②。出现多次精神鉴定意见不一致时，应该采用哪一份鉴定意见，为什么采用，还是继续进行鉴定，这些问题急需明确。

(三)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强制医疗的监督程序缺失

《刑事诉讼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是人民检察院加强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检察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则缺乏透明度，很容易被暗箱操作，正常人可能被强制医疗，造成冤假错案。“被精神病”和强制收治事件的出现，把这一隐忧变成了现实。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包括: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进行监督，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进行监督，还包括强制医疗的执行实行监督，但比较模糊。同时，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建立对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监督程序。

三、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适当扩大适用对象

立法者立法规范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原意是为了消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预防犯罪、维护他人和社会的安全，保护精神病人的健康恢复，保障其基本人权。因此，应将实施危害行为的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在实施危害行为时精神正常、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患精神病导致失去受审能力的人作为强制医疗的对象。限制精神病人存在发病不稳定的情况，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的威胁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犯罪时精神病人是精神正常的，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二款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对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来说，不能确定在服刑时何时会发病，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所以，对于较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应当对其进行强制医疗，确保其在医疗机构能够接受治疗。而对于犯罪时精神正常，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患精神病导致失去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也应当对其进行强制医疗，这既有利于帮助其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也减少了放任其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可能性。当然，出于对精神疾病患者利益的尊重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这一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限于那些确有必要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被追诉人。［7］

(二)明确精神病鉴定程序

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前提，因此，应当建立与新刑诉相适应且成熟的精神病鉴定程序，从法律的角度来规范如何有效公正地来鉴定是否有精神病，精神病的病情程度，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在判定方面，法官必须借助精神病专家的意见，精神病鉴定专家不仅要提供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还必须给出是否具有危险性、是否需要强制医疗的建议。其中，“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判断是一个难题，笔者建议可以效仿其他国家，成立专门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心，由法官、律师、司法鉴定员、心理医师参与其中，保证鉴定结论尽可能的客观、全面。如果出现多次精神病鉴定意见不一致时，在确定采用哪一鉴定意见时应该进行专家评估，并要求鉴定人说明鉴定过程和病理依据，然后依据鉴定中心专家组的意见作为最终结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如果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监护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精神病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或说明鉴定过程。

(三)完善监督程序

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需要以下四方面完善监督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公安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一是对公安机关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进行监督;二是对公安机关提供的涉案精神病人鉴定的程序进行监督;三是对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进行监督。［8］;对于违法法定程序，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最主要的一个监督环节就是对法院做出是否将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强制医疗的决定。人民检察院要监督组成合议庭的成员的身份的合法性，开庭审理的规范性，要监督裁判的依据是否真实合法。对于法院的决定有违反法定程序或者存在枉法决定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通知并监督其纠正。对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的监督。首先，是精神病司法鉴定人资格的监督。笔者建议我国应当建立司法精神病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根据法定程序将全国范围内有资格的专家登记在册，需要鉴定时，由检察机关委托进行鉴定。其次，对鉴定过程的监督。检察机关在鉴定过程中可以派员到场，同时防止鉴定过程中的暗箱操作。最后，对鉴定结果的监督。被鉴定人的监护人或辩护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检察机关可以要求鉴定人予以说明或出示证据，确有必要重新鉴定的，应当重新鉴定。对强制医疗机构执行的监督。首先，应当对强制医疗执行场所的诊疗条件进行监督，察看有无基本医疗设备，有无专业医疗和看护人员;最为重要的是，对精神病人治疗过程进行监督，如强制医疗机构的诊疗手段是否有利于病情改善，有无按照医疗方案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对病情进行评估等;第三，对执行机构有无切实保障精神病人基本权益进行监督，有无侵犯强制医疗对象的人权的现象，如体罚、虐待或消极治疗等。总的来说，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特别程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让“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充分得以体现。建立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在立法层面强有力而明确地做了规范，使得以往在实践中不知依何法，如何依法的司法者、执法者有法可依，适应了实践的需要，也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张金明工作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