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防治人员职业倦怠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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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倦怠是一种无法面对职业压力或由于消耗过度导致出现疲惫或感觉失败的症状［1，2］，已有研究表明医护人员是职业倦怠的高发群体［36］，社区精神卫生防治人员（以下简称社区精防人员）是指在社区从事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是国内目前从事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主要力量。社区精防人员工作内容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加之精神疾病在社会认同感较低，更容易使其出现职业倦怠。本研究了解北京市社区精防人员的职业倦怠情况及其相关的人口社会学及工作环境特点。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北京市十六区672名实际在岗社区精防人员作为对象，通过上网扫码使用问卷星在线实名填写，2018年4月25日－5月10日完成调查。1.2调查内容。1.2.1一般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职称和月收入等。1.2.2工作相关特征。包括每日工作时长、辖区内管理患者人数、服务地区地形、出行方式和自身能力建设的需求（包括专业知识、实用技能和政策法规）等。考虑到管理患者数为工作量的重要体现，为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故将管理患者人数进行三等分划分，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分析。1.2.3职业倦怠问卷。中文版（ChineseMaslachBurnoutInventory，CMBI）［7］包括情感衰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3个维度，每个维度各5个项目；采用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7点计分，其中成就感降低维度为反向计分。每个维度的得分在5～35分之间，根据3个维度的得分将倦怠分为4个水平：零倦怠、轻度、中度和重度倦怠。3个维度的阳性判定标准为：情感衰竭维度≥25分、人格解体维度≥11分、成就感降低≥16分，满足任何一项为轻度倦怠，两项为中度倦怠，三项为重度倦怠。13统计方法采用SPSS210软件分析数据。使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或工作特征的CMBI得分，以logistic回归模型评价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

2结果

21一般情况。672名精防人员中，485人在线填写了问卷，有效问卷466份，有效率为971％，其中136人无职业倦怠情况（292％），330人有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轻度：390％，中度：249％，重度：69％）。性别、管理患者数、专业知识需求方面人格解体维度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年龄大于40岁的社区精防人员成就感降低维度的职业倦怠得分显著低于低年龄组（＜30岁）。工作时长不同组间情感衰竭维度职业倦怠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其他变量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22职业倦怠。各维度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以CMBI的3个维度的分级结果为应变量，以性别、年龄等工作环境因素及个人提升因素为自变量，以专职和兼职进行分层分析，结果见表1。

3讨论

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初步了解社区精防人员职业倦怠的发生与性别、年龄、职称及工作特征等因素的相关性。已有研究倾向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经历职业倦怠［8］，而蔡景泉等［9］发现职业倦怠的人群分布与年龄、性别无关。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兼职人员中，男性出现人格解体情况的可能性是女性的270倍，显示兼职男性精防工作人员是出现人格解体的高危群体。本研究未发现其他社会－人口学信息是影响职业倦怠发生的因素。管理患者数即辖区内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人数，是社区精防人员工作量的主要体现，兼职人员中管理患者数较多（70～120人）发生情绪衰竭的机会更大，可能由于管理人数过多增加了工作压力，消耗了工作热情，从而容易发生情绪衰竭，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适当增加精防人员数量使人均工作量达到平衡的状态；在专职人员当中，交通经费自费的发生情绪衰竭的机会是经费报销的228倍，这提示在工作中尽量满足工作人员的诉求，充分保障工作顺利展开，从而降低情绪衰竭的可能性；在法规政策方面有自我提升需求的人员更容易经历情感衰竭，提示社区精防人员在社区精神卫生管理及治疗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流程及规范性的困扰，应当加强社区精防人员法律法规方面的培训，以提高社区精防人员的专业水平。但本研究只探讨了职业倦怠与工作环境因素的关系，职业倦怠的产生还与心理社会因素、组织文化与家庭生活等因素有关，今后的研究应尽量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以期更准确地评价职业倦怠发生的因素。

作者:许莹 徐秋月 闫芳 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