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产妇高危因素及干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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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间我院ICU收治的90例重症产妇的临床资料。1.2方法。统计重症产妇入住ICU的主要病因(若合并多个疾病，以第一诊断为准)，以及年龄、户籍所在地、孕产次、是否正规产检、疤痕子宫等5种高危因素，分析高危因素与重症产妇疾病谱的关系。1．3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11.0或GraphPadPrim7.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珋±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高危因素与疾病谱的关系分析中，将重症产妇的疾病按合并的高危因素的数量进行等级分类，方差分析后多组比较(Dunn's法)，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重症产妇年龄分布特点。90例重症产妇中，年龄21～48岁，平均(30.43±5.34)岁，各年龄段重症产妇病例数随年龄的增加呈单峰曲线变化，其中26～30岁为生育年龄最高峰。见图1。2．2重症产妇的高危因素分布情况。本组重症产妇中存在的高危因素从高到低依次为:孕产次≥3次、疤痕子宫、非正规产检、外地户籍、年龄≥36岁。见表1。2．3高危因素与重症产妇疾病谱的关系分析2．3．1高危因素个数与重症产妇疾病的关系。本组90例重症产妇入住ICU的疾病包括产后出血47例(52.2%)、妊娠期高血压疾病20例(22.2%)、其他疾病(包括心血管系统疾病、肝内胆汁淤积等)23例(25.6%)。见表2。其中61例孕妇(67.8%)存在2个以上的高危因素，产后出血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存在的高危因素数量［(2.6±0.24)个和(2.55±0.29)个］显著高于心血管疾病等其他疾病［(1.35±0.26)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3．2年龄与重症产妇的关系。本组重症产妇按照年龄区间的疾病谱分布见表3。随着年龄的增大，产后出血的发生率逐渐升高，各年龄组间与产后出血呈正相关，相关系数r=0.9961(P=0.0056)，见图2。

3讨论

随着两孩政策全面放开，生育妇女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就诊的高龄孕产妇、二胎产妇越来越多，成为重症产妇增加的重要因素，导致危急重症产妇数量急剧上升［4-5］，产科重症患者作为一类特殊的患病人群越来越被重视。在死亡的孕产妇原因中，80%以上可通过孕期保健和提高救治水平而得到预防和避免［6］。罗美玲等［7］对孕产妇死亡各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孕产妇文化程度、丈夫文化程度、产前检查、分娩地点、分娩方式、计划生育指标、胎盘非自然娩出和妊娠合并症，均为危险因素。本研究对我院ICU进行抢救的重症产妇回顾性数据分析显示，出现病情变化的产妇中存在的高危因素分布依次为:孕产次≥3次、疤痕子宫、非正规产检、外地户籍、年龄≥35岁。目前随着国家政策的健全、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孕产妇的围产保健也得到不断完善，但外籍户口的孕妇孕期保健存在意识薄弱，不正规进行产检而对孕产妇及胎儿健康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需要重视孕期评估、产前检查，控制高危因素，对高危孕妇建立电子档案、高危孕妇追踪管理等多个环节层层把关，做到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追踪管理。本研究分析显示，重症产妇入住ICU原因前3位是产科出血、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等其他疾病，产后出血为当前重症产妇患者抢救榜首，其次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后出血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依然是入住ICU的最常见原因，与既往研究报道相符［8-9］。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3%孕产妇需要重症监护医疗，共约40000～120000例患者(基于每年400万次分娩计算)［3］。在一项为期6年半的研究表明，产科患者中入住ICU的比列为0.1%～0.9%［4］。而我院从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平均入住ICU的比例为0.2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存在的高危因素并不低于发达国家，说明对存在高危因素的孕产妇未得到充分重视和提前干预。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可能存在以下原因:①患者及家属意识淡薄，认为生孩子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拒绝去ICU监护治疗;②产科医师认识上的偏差或对风险的评估不到位，不能及时把患者转入ICU，等到出现危急情况甚至出现不可逆转的情况时才转ICU监护治疗，错过最佳抢救时机，在入住ICU的孕产妇患者抢救中85%是产后的［5］。同时由于ICU医师不熟悉产科处理措施，也不愿意接受带孩子的孕妇，从而导致入住率降低;③对入住ICU的孕产妇没有统一的收治指征或评分标准，应用综合ICU患者的收治指征进行评估往往标准太高，不能体现孕产妇的专科性及特殊的生理变化。对有高危因素的孕产妇都应收治ICU进行加强监护，需要明确和区分不同级别的监护，提前给予干预措施，其中大多数患者仅需要简单的干预、监护和支持治疗就可以减少孕产妇病情变化的发生。产科ICU的建立可降低孕产妇病死率，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10］。多项研究报告也显示［11-13］，高龄孕产妇较合理生育年龄孕产妇而言，高危风险因素明显升高。不同年龄段发生的风险不同，随着妊娠年龄的增长其风险也在增加，与有关报道一致［14-15］。本研究显示，26～35岁孕产妇为我院产科重症患者抢救的高发年龄段，与张广霞等［16］报道一致，因此，高龄仍是孕产妇预防风险和治疗的重点。

综上所述，基于我院近年来ICU重症产妇患者的资料，对二孩政策放开后的孕产妇管理需要更新思路。对多次孕产、瘢痕子宫、外地户籍的孕产妇要加强产前检查，孕妇保健管理可以前移到婚前甚至更早，孕妇怀孕期间的信息采取信息化、连续性管制，可以建立唯一的识别卡，这样不管孕妇在哪家医院就诊，使用识别卡医师都能查看到孕妇怀孕期间的所有信息，同时对存在的高危因素进行显著标注;对非正规产检的孕妇入院后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排除隐患;首诊医师对有高危因素的孕产妇思想上要提高警惕，尽早入ICU对其实施整体监护和早期的干预，以控制病情的进展，更有效地降低孕产妇危急重症的发生率，提高救治成功率，保证围产期母婴安全。本研究资料属于单中心研究，可能会影响到数据的准确性，我们将进一步开展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力求进一步提高ICU重症产妇的治疗效果，全面提高治愈率和有效率。

作者:陈小潍 成丽 卢月琴 奚正荣 顾锦华 高建军 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南通妇幼保健院I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