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建设论文：医生的媒介形象建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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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常慧工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为了减少抽取样本不能代表总体的可能性，同时运用构造周抽样的方法，提高研究的准确性。由于本次研究的样本数量很多，采取了以新闻标题为研究对象。在《陕西日报》和《三秦都市报》电子版搜索中，以“医生”为关键词进行新闻标题的检索，得到了可用来分析的新闻报道：《陕西日报》7条，《三秦都市报》25条。类目建构内容分析法的类目标准通常分为两大类，一为“说什么（Whatissaid）”类目：用以测量内容的实质部分，包括主题、方法、特性、主角、权威、来源、目标、标准、方向及价值等十类。二为“如何说（Howitissaid）”类目：包括传播形式、叙述形式、强度及策略等四类。[2]在说什么类目下以研究对象的特性为主，在如何说的类目下，则以其表现形式为主。本文所建构的类目包括：形象的呈现、报道主题、版面编排、报道对象形态、新闻来源。

新闻媒体对医生形象的建构出现了多元化与媒体的商业化不无关系，随着都市媒体的日益兴起，很多媒体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淡化了自身的“专业精神”和报道目标。因此，对医生的负面报道也不在少数。形象的呈现媒体对医生的形象呈现大致可以分为：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受害者报道。1.正面报道媒体理当将医生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作为其报道主题，但是在当前的报道中，不同的媒体呈现的形象却有很大的差异。这样的报道主题只在比较严肃的党报中比较多。例如《陕西日报》的《“万名医生下乡活动”结硕果》、《扎根边疆的“马背医生”———李梦桃》、《“草根医生”范榜成》等等。要远远的大于都市报的《三秦都市报》，笔者认为这与二者的风格定位有着很大的关系，党报要发挥引导积极舆论的功能，所以正面报道比例达到43%，而都市报是以商业化和利润化为前提来抓住受众眼球的，在正面报道上数量明显的少于《陕西日报》，在选取的样本中，正面报道比例只有28%。2.负面报道负面报道就是医生的冷漠、贪婪、自私和不负责任从而给患者带来伤害和痛苦的报道。不可否认，任何一个群体都会产生诸多问题，医生也包括在内，但是不同的媒体对其形象的构建容易对对象群体产生误导。此种现象在都市报中尤为明显，比如此次研究的样本《三秦都市报》负面报道达到56%。3.受害者报道在我们一般的认知中，在医患关系型中，受害者一般都是患者，但是《三秦都市报》中出现了医生变成了受害者，并且占到了8%，如《病人砍杀医生致1死重伤》、《中年男子提菜刀砍医生20余刀》，这样的报道使得医患关系更加微妙。报道主题1.报道主题单一化通过对两份报纸的研究发现，对医生的报道只有两类：救死扶伤型和不负责任型。对于医生的生活的报道少之又少，《陕西日报》出于对模范人物的报道，对其感人事迹进行报道，对医生的现实生活报道只有一篇《“医生”这个职业真是“苦”》。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三秦都市报》报道主题的单一化，在选取的样本中没有对医生的真实生活进行反映的报道。2.对乡村医生的报道太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少村民变居民，再加上都市市民也想了解乡村的鲜活信息，而城乡结合的居民也渴望知道市民的生活，但是都市报的题材缺乏这方面的报道。《陕西日报》对乡村医生的报道比例是57%，而《三秦都市报》只有一篇《乡村医生28年溜索横跨怒江为村民治病》，笔者认为，农村报道也是媒体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报社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放弃农村报纸市场。版面编排通过版面编排可以看出报纸对医生形象的塑造是否重视。《陕西日报》在版面排版上多是以整个版或1/2版进行报道，而《三秦都市报》多是将报道放在A2版“速读”版面或者“时事新闻”版面，一般版面都很小，但是对于本地关于医生的报道会用较大篇幅，笔者认为这可能是都市报区域化的缘故。报道倾向新闻标题是对一条新闻的概括，也是记者报道倾向的一种表现。笔者在文本研究中发现，记者在报道中还有一个误区：对医生和患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如果受害者是患者，标题词汇直指医生，而如果医生是受害者，则只是轻描淡写。例如《三秦都市报》报道的《病人上吊值班医生视而不见》、《医院着火医生逃麻醉病人身亡》、《老人治眼疾术后丧生手术同意书遭医生篡改》、《医生拿药商回扣反贪人员抓现行》、《这医生资质不够居然还敢看病》、《医生“冷血微博”等我下班再死》，标题中的“视而不见”、“逃”、“篡改”、“现行”、“冷血”这些词语，直截了当地斥责医生的道德，而在报道医生受伤时，标题是《病人砍杀医生致1死重伤》、《中年男子提菜刀砍医生20余刀》，在字眼里看不出一点同情心。这样的报道容易导致另一种倾向性：让不知情者迁怒于医生和医院，无形中给医生施加压力。这样的报道越是煽情，越是给医生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新闻来源新闻报道的倾向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方面来源于记者在报道中的语言和措辞，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新闻的来源。比如，在一个医疗事故中，一般都是患者描述事件，记者为获取更多的信息来证实事件的真实，去采访相关目击者或医护人员。而在最后的报道过程中，由于信息大多来源于患者，因此在新闻中说话最多的就是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有些记者为证实事件的真实和生动形象，会直接引用患者或者医护人员的语言来作为“卖点”。例如《三秦都市报》报道的《男子因手术费不够手指缝好后被医生拆线》，文中引用了：“要么交钱，要么拆线！”就这么一句话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医生。作为党报的《陕西日报》在几天后发出评论《该谴责的不仅是“拆线医生”》，认为这件事医生负有丧失医德的责任，但另一个重要的责任人是小曾所在的饭店老板，如果他能及时给患者交上工伤保险，那么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新闻来源对于媒介形象的呈现和建构来说是不容忽视的因素。通过以上研究，笔者认为，不同定位的媒体报道中所呈现的医生媒介形象定位与其核心受众密切相关。[3]党报的受众以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为主体，有着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一些省级、市级单位还有自己的机关医院，享受着普通老百姓难以企及的医疗福利。在这样的保障下，民间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这一群体而言影响不大，他们对多年来医疗改革导致的变化并没有切身感受，因此，他们更认同医生精英化、权威化的形象定位。与党报所传达的官方声音相对应，都市报所打造的医生媒介形象则更接近于民间认同。都市报的核心受众是广大市民，是一个对医疗改革之痛有切身体会的群体。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医疗费用买单，看病是难还是易，是贵还是贱，都与他们密切相关，他们对医生形象的认同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公众顺从于医生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对于“医嘱”总是不折不扣、小心翼翼地完成，完全将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交由医生掌控；另一方面，他们并不信任医生的道德素质，潜意识里总有会被欺骗的感觉，医患关系极度紧张。这种程式化的思想也影响着都市报在塑造医生媒介形象时的客观性，导致记者在报道中往往站在患者一边，倾向于选用对医生不利的线索或角度，[4]来验证受众的原有观点，给受众呈现出他们更乐于相信的结果。

在我国，党报作为主流媒体，是一个上传下达的重要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它对医生形象的呈现是代表官方的认同。但在当今占据很大市场份额的都市报异军崛起，对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舆论的监督者和文化的传播者，绝不只是党报的职责。所以，媒体对医生的平衡客观报道需要一个过程，媒介作为社会的纽带，应该整合和加强各群体之间的理解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