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医师医学科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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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问卷研究中使用的《女医师参与科普工作情况调查表》，是根据社会调查问卷编制的一般原则，结合亲社会行为理论自行编制，问题的选项根据调查目的分为单选题和多选题两种类型［5］。调查问卷包括4部分:第1部分是情况介绍;第2部分是指导语;第3部分是被调查人员基本情况，共3个题目，包括年龄、职称和学历;第4部分是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共5个方面，包括:①参与行为2题(参加与否、年参与次数);②对医学科普工作的基本态度4题(必要性、了解程度、参与责任、参与意愿);③亲社会意识6题(服务社会、扩展医学服务领域、结识同仁、同伪医学斗争、体现自我价值、帮助民众);④消极因素9题(工作繁忙、占用时间、回报太低、缺少渠道、商业味道太浓、受邀医师水平低、受邀医师责任心弱、科普对象层次低、社会科普氛围差);⑤其它问题。

1.2调查流程①从女医师协会会员花名册中随机挑选400名会员作为研究对象;②于8月10日前通过邮局将调查问卷寄送给会员;③分别于9月30日和10月30日前，通过电话联系尚未寄回问卷的会员，请她们填写并寄回问卷;④对寄回的有效问卷进行分析。1.4统计学分析研究主要采用分层逐步回归的方法，其中分别以参加科普活动与否和年参与次数为因变量，以基本态度、亲社会意识、消极因素的相关要素为自变量。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

2.1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工作行为的现状通过对324名女医师调查发现，全部调查对象中有269名(83.0%)女医师参加过科普讲座、电视网络科普节目、义诊服务、科普展览或资料传单发放等多种多样的医学科普活动。在所有参与过医学科普活动的女医师中，近1年内有23名(7.1%)没有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87名(27.1%)参加过1次，39名(11.9%)参加过2次，65名(19.7%)参加过3次，32名(10.0%)参加过4次，78名(24.2%)参加过5次及以上。

2.2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行为及其相关因素的分层逐步回归结果对调查问卷结果分别以参加科普活动与否和年参与次数为因变量，以基本态度、亲社会意识、消极因素所包含的条目为自变量，进行了分层逐步回归。统计分析后从表1可以看出，2个回归分析的F值分别等于14.02和28.84，P值均等于0.00，表明2个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基本态度、亲社会意识、消极因素所包含的部分变量能解释女医师是否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具体行为方差变异的34%，能解释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女医师年参与次数方差变异的37%。在预测女医师是否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的具体行为中，3种基本态度(必要性、了解程度、参与责任)、2种亲社会意识(扩展医学服务领域、同伪医学斗争)和1种消极因素(社会科普氛围差)与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激发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活动有积极作用;3种消极因素(工作繁忙、受邀医师水平低和受邀医师责任心弱)与女医师参与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对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活动起消极作用。在预测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女医师年参与次数中，2种基本态度(了解程度、参与意愿)与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有利于提高女医师的年参与次数;2种消极因素(受邀医师责任心弱和社会科普氛围差)与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不利于提高年参与次数。

3讨论

社会心理学认为，亲社会行为是指包括任何类型的帮助或想要帮助他人的行为，而不管助人者的动机是什么。在我国，医学科普一直被作为公益事业，具有明显的利他性，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亲社会行为。调查中发现，88%的女医师都认为自己从事医学科普工作的意义在于服务社会、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医学理念、纠正错误的医学观念、扩展医学知识应用领域、同伪医学进行斗争等，这些主观意愿和主观认识，说明绝大多数女医师们将从事医学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帮助或想要帮助他人的行为，符合亲社会行为的基本定义，研究假设是成立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女医师有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经历，占调查人数的83.0%。在参与过医学科普工作的女医师中，24.2%的人甚至最近一年内参加过5次及以上。这说明，我国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比例较高，参与次数较多，对于改善我国科普工作人员专业力量不足的状况，提升医学科普的工作效率和宣教质量意义重大。

态度是关于物体、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性陈述，反映了一个对于某一对象的内心感受，人们会努力寻求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本研究的结果也与态度理论相一致，即女医师对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态度越积极，就越会直接参与其中，而且参与的次数也会随之增多。其中对医学科普工作必要性、了解程度、责任感的认识对诱发其参与行为有重要作用;了解程度和参与意愿能显著提高女医师年参与医学科普活动的次数。移情－利他主义假设认为，人们之所以提供帮助是因为别人需要帮助，而帮助别人会让人感觉良好。研究一方面表明，女医师的亲社会意识能有效激发女医师的参与行为，特别是当她们意识到参与医学科普工作能够扩展医学服务领域和同伪医学作斗争时更是如此，这与移情－利他主义假设基本一致;而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女医师的亲社会意识的强弱对她们的参与次数没有显著影响，这又与该假设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参与过医学科普工作的女医师们的亲社会意识强弱程度比较趋近，导致了统计上的假阴性;二是对参与次数多少和参加与否而言，两者的心理行为规律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导致了影响因素上的不同。女医师对医学科普工作中消极因素的认知评价，基本上对参与行为和参与次数的影响呈现负面影响，工作繁忙、受邀医师水平低、受邀医师责任心弱影响了她们的参与行为，受邀医师责任心弱影响了她们的参与次数。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科普氛围差对参与行为和参与次数的影响的系数完全相反，表现出了不同的规律。这可能是因为，当女医师意识到社会科普氛围差时，会激发她的亲社会动机，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当前的情况，从而促进了参与行为。然而，当她们真正参与了医学科普活动中，如果确定发现社会科普氛围差，自己无法从中得到积极反馈、体验不到“感觉良好”时，则会减弱其参与动机，减少参与次数。这也进一步说明参与次数多少和参加行为在心理行为规律上并不完全一致。综上所述，从亲社会行为视角对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能够提高对该亲社会行为内在社会心理规律的把握，更好地为吸引女医师参与其中，提高医学科普质量。然而，本研究是只对特定人群，对特定行为的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有限，其中的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发现。

作者：田艳丽杨蓉娅单位：北京军区总医院全军皮肤损伤修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