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自主转型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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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的现代转型过程具有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一致的特征，而全球发展的整体转型为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基于健康共享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要求，抓住这一战略机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成果的支撑，促进中医药的自主转型。能否发挥中医药的文化活力，促进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发展，将成为制定和实施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的关键。

关键词：中医药知识创新;中医药发展战略；文化多样性;自主转型;整体转型;知识创新

中图分类号：R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97（2008）01-010-04

4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全球化新动向

社会形态的演化存在推动和引领两种力量的作用，评价各种力量的社会价值取决于一定时代的主导价值观。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全球化可能是最主要和重要的时代特征。不过，正是因为我们处于这个时代，感受这个时代，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也难以超越这个时代自身的缺陷和限制，不能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况且就历史的观点来看，对于一个人或一个事件的评价也存在“盖棺定论”和“盖棺不能定论”的争论，从而显示出具体情况的复杂性。因此，要评价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传统医学的现代价值，可能需要“同情的理解”作为基础。有没有这种“同情”，不仅关乎人文素养的问题，而且也关乎作为一个“情报”工作者的专业素养问题。我们能不能在海量的信息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情报，实际上取决于基于通观水平的认识能力。可惜的是，专业情报工作者限于专业分工，往往不能自觉地完成既在专业之内也在专业之外的情报分析工作，从而造成情报资源的合乎程序的浪费和流失。

在把握具体的信息资源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只注意正前提所带来的结果，以为这样的推论是肯定的。可是在这一逻辑之外，仍然存在大量的事实及其可能的推论，因此张绪通先生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非常强调反前提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正反合一，才能真正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结论。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已经生成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4.1另一个世界与社会

作为这种社会力量的集中表现，世界社会论坛(WorldSocialForum)在举行之初就与代表全球化力量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相对立。2000年6月，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在世界经济论坛举行的同时召开世界社会论坛。成立之初，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相对立，它反对经济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2003年1月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年会认为，世界社会论坛不应成为与世界经济论坛相对立的会议，而应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论坛。如今，世界社会论坛更关注推动全球的社会发展，它与世界经济论坛最大的区别是更加开放，与会者无论持何观点、来自何阶层，都可自由参与讨论。

世界社会论坛涉及的主题广泛，其中主要包括：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消除贫困、普及教育、保护弱势阶层权益、新的社经发展模式，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发展中国家科技落后和企业私有化等当今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等。首届世界社会论坛年会于2001年1月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开幕。在第二届会议上，来自123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名代表着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第七届世界社会论坛年会于2007年1月20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本届年会的议题主要涉及艾滋病、种族歧视、自由贸易、妇女儿童权益、减债和消除贫困等各种社会问题。由于社会不平等的广泛存在，世界社会论坛在更基础的层次上并以一种看似非主流的方式对建构未来社会作出独立的贡献，从而“使另一个世界成为可能”。在第七届年会之后，新华社记者叶书宏在《南北两大论坛的微妙变化》这篇随笔中认为：近年来，这“两嘲对台戏”却出现了趋同的迹象，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它们由对抗转向对话的可能。

4.2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成本

与世界社会论坛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相比，当今世界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则发端于一些发达国家。2003年10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联合建议，就文化多样性制定一项国际公约，通过法律的形式承认文化的特殊性，以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和语言单一化的威胁。“文化多样性”的提法源于法国在与美国进行数年世贸谈判时所坚持的“文化例外”原则。与美国认为文化产品同其它产品一样，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行事的看法不同，法国则认为不能把文化产品等同于一般产品，任其自由流通，因此“文化例外”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反对文化产品的自由贸易。据资料介绍，法国将“文化例外”的提法改为“文化多样性”，这一修正既考虑到文化产品有商业性的一面，更考虑到其价值观的一面。“文化多样性”的概念涵盖的内容更多，也更容易被接受。为了宣传这一思想，希拉克总统在多次讲话中重申关于“文化多样性”的主张。在他的建议下，法国从2000年起每年在巴黎凡尔赛宫举办文化多样性论坛，邀请各国政界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希拉克甚至雄心勃勃地要把凡尔赛的文化论坛办成世界文化的“达沃斯”。实际上，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法国的主张之后，由于其成员比世贸组织多40多个，范围也更广泛，所以在2001年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经过法国的积极努力下，大会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4年之后，2005年10月20日在巴黎举行的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与会成员国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在154个参与投票表决的国家和地区中，有148票赞成，4票弃权，只有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不少国家认为，《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取得压倒性通过的政治意义和它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作用，也表现在对美国“文化霸权”的遏制方面。

专家认为，法国将“文化多样性”作为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同其“世界多极化”的政治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都相辅相成，是为其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在当今美国“一超独霸”的时代，法国只有保护自己的民族特性，才能维护其民族利益。同样，中国与法国一道坚持维护文化多样性，认为尊重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包括尊重文明与文化的特性，还包括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应该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不能刻意排斥，强求一律。”相比之下，中国赋予文化多样性具有中国特色的意义，使之与“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联系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文化选择条件下的全球化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征。

在《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这份经典文献中，“文化成本”的概念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增加了理论色彩：

大家都清楚，如果不慎重考虑“人的因素”，很多项目都可能会失败。传统方法向新方法过渡、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转型的过程中，“文化成本”不可小视。这类成本一般超出经济成本或社会机会成本的范畴，它们属于非物质形态、不可触摸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文化成本。要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要重新设计项目发展计划，通过把文化分析引入社会成本－收益分析，扩大研究问题的框架。这样做可能会从根本上改造成本（cost）这一概念。

对文化成本的认识不是仅仅看到文化传统的负面作用，而是看到通过文化多样性原则的坚持，它可以拓宽创造性的概念。要在一个开放和多元化的社会中发挥创造性的作用，“所有的思想和表达形式都应得到鼓励，无论它们是从传统还是现代资源中发展出来的，无论是多数人的创造还是少数人的发明。要通过教育和其它社会行动，促进多种思想和表达形式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了所有人（包括少数人群体和移民）的幸福，政府特别要促进艺术创造性与其它领域（包括教育、城市发展规划、工业和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基于这种认识，人们对“软”环境的转化作用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英国一个智库提出了“创造性城市”的概念，意指在21世纪，城市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信息与知识的创造作用，而不是依赖自然资源。这就要求我们创新思维。创造性思维使我们有能力应付挑战，从依赖物质条件转向注重“软”环境，通过这种转化，我们才有能力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当前，创意产业正在全球蓬勃兴起，这种趋势应当说是文化多样性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的实际表现。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一项《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供大会讨论通过。这项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西方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已变得至高无上。文化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过技术本身，而且这种文化冲动力已获得合法地位。应当说，这种合法地位的获得就是要建设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世界。

4.3整体转型的理论与实践

拥有经济一体化特征的全球化在社会和文化的力量面前出现了脱离线性发展轨道的转型。这种转型表现在许多方面，而在最基本的层面却表现为对人自身认识的转型。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已经感受到了“春江水暖”：

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中的利己主义行为的分析津津乐道。这一概念已经从纯商业领域延伸到投票和政治行为，甚至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毋庸讳言，这种“植入性”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最近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发生了转向，由经济学领域开始，专家学者们开始转向对利他主义行为、信用、合作、忠诚、团结甚至友情和爱情的分析。上述这些因素都属于广义的文化领域，要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就必须对项目和计划进行调整。

这种转向使人们回忆起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关于“性善”与“性恶”的争论，有助于肯定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与之相适应，随着人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原来许多传统的价值观也正在被重新重视，从而使原来期望中的文化的全球化成为一种幻象，而坚持本土文化价值观，回归传统与身份认同成为时代潮流，人们需要一种生活意义的精神支撑。

这种基于经济发展的转向使人们在继续研究经济问题时不得不考虑自然环境、文化、信仰等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在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行为的规范。就基本信仰来说，它既是一种文化的内核，也是一种终极意义的生活法则，而对它的忽视也是过去许多失败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当人们在反思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和生态危机的时候，发现所谓“增长的极限”其实只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极限，正如人们看到的对抗疗法所暴露出的对许多疾病无能为力一样，传统医学并不是同样的束手无策。因此，发展及其意义就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人们不仅“在思想和行动上有一个大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一些有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信仰。”令人值得关注的是，实际上这种创新来源于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领会，以便为未来社会找到不同于“经济时代”的思想基础。而作为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观”被放在了最优先的地位：

首先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为未来的世界构建一个新的理论的、实践的、历史性的和哲学性的框架。其中的关键则是强调“整体”的优先权而不是“整体中一部分”的优先权，强调“手段同时也包括结果”。如果想要在部分和整体之间，在经济学和所有其它社会活动之间创建一种平衡的、和谐的和平等的关系，那么这种强调就具有强制意义。在优先权被赋予某项活动或者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令其它活动或者整体处于次要位置的情况下，总是会出现问题，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给世界体系和人们的生活带来过度消耗、不平衡和资源不足等问题。

事实上，这种转向是在一种把优先权赋予部分的失望情绪下作出的。总的来说，虽然经济时代在过去的岁月里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为全球的发展和人类事务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它在理论的深处却没有能力把人类带入人类历史上下一个伟大的新纪元。因此，时代的转向其实就是方法的转向，其中包括与之相联系的“一整套不同的原理、规则、政策和优先顺序，以及不同的世界观、价值系统和发展模型”。当然，这个被称为“文化时代”的新纪元尚未到来，但种种迹象表明，“一个文化时代正缓慢却毋庸置疑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而在所有迹象中，“与文化时代联系最为紧密的便是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整体化转变”。

这种整体化的转变表现在诸多领域。在教育领域，“整体教育”被提上日程，整体比专科的教育方法对于今天的教育来说更必要；对“发展”的整体性研究表明，发展既是经济、商业、技术和金融的，也是社会、政治、环境、艺术、科学、娱乐和精神的；在科学领域，科学家正在改变他们看待宇宙、世界、人类以及人类进化的方法，体现出“一个整体”和“一个动态整体”的特点。这些改变能够给人类带来，或者说“创造一个更加有序、更加全面和更具人性化的发展途径，以及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而与人性化相联系的整体化转变，医学领域却被认为比上述所有领域都表现得突出。

经过几个世纪对人体各个部位的集中研究之后，在今天的医学界，人们越来越注意从整体上来研究人体。

很多原因都在支持医学领域的整体化转变。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变化被看作人类文化学家认识的延伸，而其贡献就是发现了文化的整体性。为此，保罗•谢弗说：

使今天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整体化转变与宣告文化时代即将到来的黎明之间关系尤为密切的是这样的事实：自从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BurnettTylor）以来，文化学者们就一直非常关注整体论；作为世界首批人类学家之一，泰勒终结了把文化限定于部分的这种历史悠久的做法，开始把文化的视野转向整体。这一行动发生在1871年，当时，泰勒正式把文化定义为“复杂的整体，它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备的能力和习性。”从那时起，众多的文化学者——特别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便把文化定义为“整体”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全部内容”，而不仅限于人类参与的特定活动。正如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这位杰出的美国人类学家所说：“许多文化人类学家提出建议，热力学方法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它的整体框架，也就是说，在于这样的观点：对于整体之部分的描述尽量参照部分之整体。”这足以证明文化和整体论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这还证明，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整体化转变深深地扎根于文化之中，因为一百多年以来，文化学者们就一直在关心着整体论的观点和观点的整体化。

由此保罗•谢弗认为，“文化，与任何其它领域、学科、活动或者主题相比，可能更有利于今天世界正在进行着的整体化转变并挖掘出它全部的潜力。”

与强调文化的活力和重要性相比，我国在中医药的创新实践中仍然以科技为导向。虽然和以前不同，有关中医药的国家规划越来越关注哲学和人文，但是在具体的科研项目中有关研究却难以安排，况且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中，涉及中医药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少之又少。而在这种基础研究薄弱的情况下，有关《中医药法》和知识产权战略的颁布和实施能否真正收到实效仍然是未知数。有美国学者在评论美军在伊拉克的境况时认为，不是军事战略，而是对伊拉克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战略缺失才是使美军陷入占领困境的真正原因。同样，法国中国问题专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看法更使我们感到了加强中医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法国《科学与未来》月刊11月号文章中，让-吕克•多梅纳克认为“在中国，科学是最好的投资”，但是，中国要在世界科学领域发挥作用仍然要付出机制上缺陷的“代价”。

因此，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全部潜力，特别是其原始创新的潜力，一方面必须将中医药与正在进行着的整体化转变的世界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需要弥补中医药研究的薄弱环节，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07年1月29日，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目前这个学会正在积极建议国家要抓紧制定中医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只有在重新肯定中医药人文价值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确立其科学价值，从而在促进中医药自主转型的同时为建设一个新的以健康为基础的社会奠定理论基石。与此相联系，有关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和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国家项目中也应当安排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只有科技与人文协调发展，互相支援，中医药才能够面向人类的全面发展并成为促进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基础性资源，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才能够真正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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