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文献考察及新闻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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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传播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科交叉发展传统，也有着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新文科基因。中国学者以中国人文学科为考察对象，既发现了技术性、商业性引发的人文学科危机，即工业社会文化与农业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发现了人文学科的中国化问题，即人文学科危机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两重性。前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的现代化，后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的中国化。中国学者提出的人文学科现代化与中国化的论断，为新闻传播学的新文科建设提出了两个维度：一是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二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

【关键词】新文科；新闻传播学；维度

2018年，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联合发文《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简称“四新”建设）。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举办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做出全面部署。新闻传播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科交叉发展传统，也有着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新文科基因，其研究领域又作为“社会的皮肤”充盈在社会外层，贯注于人们生活的空间，理应在新文科建设中站在前沿，有所探索。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今天，新闻传播学科如果能够以中国悠久的传统、伟大的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新技术应用为手段，沿着新文科指引的方向，一定能够构建起中国特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一、新文科文献溯源

新文科是世界各国应对人文学科危机采取的对策［1-2］。文献考察发现，自1917年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了三次以人文学科危机为主旨的学术讨论。1．第一次讨论发生在20世纪初至中叶，主要议题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两种文化的融合1917年，马克斯·韦伯开展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提出了“对学者这一职业更为专业化、商业化的理解”［3］，观察到商业化对人文学科的影响。研究者认为，这是掀起第一次人文学科危机话题讨论的起始。1930年，哲学家埃里克·沃尔克对过去十年来韦伯的讲座所引发的争论进行了反思，并将韦伯描述为“现代人文学科危机的典型”［3］。20世纪30年代，科学史家萨顿曾提出“新人文主义”，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主义。萨顿认为，新人文主义不会排斥科学，它将包括科学，也可以说，它是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的［4］。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提出当时社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斯诺认为，在整个西方世界里，作为整体的西方文化中，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正在被分割成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相互隔离且难以跨越的鸿沟，两种文化的对峙成为西方文化的一大奇观［5］。斯诺对两种文化对立的现象进行了阐述，剖析了两种文化对立的弊病。这一时期，研究者发现，在技术主导的工业社会中，商业化潮流冲击着人们的社会观念，人文学科受到了漠视。研究者还发现，在工业社会，成长于农业社会的人文学科的解释力下降，表现为“难以对当下问题进行把捉”，这在实质上是工业社会文明与农业社会文明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学者提出的应对人文学科危机的对策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既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也是工业社会文化对农业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2．第二次讨论发生在1960—1990年，主要议题是人文学科在当代社会的历史限度，以及人文学科过度专业化，脱离大众土壤的现象。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融合1964年布鲁姆（J.H.Plumb）在其著作《人文学科的危机》中阐述了人文学科存在的问题：（1）过渡的专业化，使得人文学科研究领域趋于狭窄；（2）人文学科中晦涩难懂的词语，使人文学科脱离了大众的土壤，阻碍了其与社会的沟通；（3）人文学科的课程设置较为松散，不系统；（4）人文学科的教育目标过分空泛，指向不明确；（5）人文学科技术主导的时候不受重视［6］。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人文学科的危机探讨更为充分。1985年，英国的E.H.贡布里希发表了《严阵以待的人文学科——大学处于危机中》一文，分析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危机现状［7］。挪威的奎纳尔·希尔贝克也发表了《人文学科的危机？》，提出“克服这种危机的前提是意识到人文学科在当代社会的历史限度，意识到人文学科有必要和研究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学科携起手来，一起克服表现为意义丧失、凝聚力削弱和认同危机的文化危机”［8］。3．第三次讨论发生在21世纪初叶，始自美国教育界“人文学科危机”的大讨论，后演变为世界性的“文理之争”。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人文学科建设要防止科学主义2013年，美国哈佛大学连续了三份针对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在全美教育界引起“人文学科危机”的大讨论。哈佛大学的调研报告《描绘未来：哈佛学院的艺术与人文教育》指出，一些已经选择人文专业的学生也在不断逃离。“人文学科失宠”“人文学科危机”已成了西方媒体报道最热门的话题之一［9］。同年，哈佛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在《新共和》撰文《科学不是敌人》，提出陷入危机的人文学科需要科学来拯救［10］。2015年，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高等教育记事》上发表《大学的缓慢死亡》一文，指责大学已经丧失其作为人文批判中心的地位，认为大学教育呈现商业化和人文学科逐利现象［11］。2014年，斯坦福大学维克多·汉森发表的论文《人文学科之死》指出，“没有人在乎人文教授会说什么”，反映了在当时人文学科面对社会评价及社会地位危机的情况［12］。

二、人文学科的现代化与中国化

我国学者自1990年起，开始观察和讨论人文学科危机问题。其中存在两条学术线路：一是介绍西方学者人文学科危机的研究成果，以及沿着西方学者学术线路所进行的探讨；二是结合中国人文学科实践和中国社会实践所展开的探讨。后者发现了人文学科危机在中国的两重性，为中国新文科建设指引了方向。从原因上来看，西方学者讨论的人文学科危机主要是科学技术和商业功利主义。科学技术重塑了社会生活，人文学科对这样的新生活难以把捉；商业功利主义塑造的社会生活表现更强的社会科学属性，人文学科难以提供解释，难以商业化、市场化，难以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历史限度”显露［6］。中国学者以中国人文学科为考察对象，既发现了这种技术性、商业性引发的人文学科危机，并发现了这种危机的性质，即工业社会文化与农业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发现了人文学科的中国化问题，这就是人文学科危机在中国所表现的两重性。前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现代化，后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中国化。人文学科现代化反映的是中国人文学科与世界各国的共性，人文学科中国化反映的是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特性。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人文学科危机的特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国人文学科学术西方化。王学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已经经历了两次学术大转型，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第一次是用共和国学术来取代民国学术，即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思想来置换在民国年间占统治地位的胡适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次大转型奠定了我们今天文科发展的基础。第二次大转型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用现代化（西方化）的学科体系来取代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所谓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就是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取代从西方直接移植照搬过来的那些学科……未来中国30年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解决的是我们学科的中国特色问题，改变长期以来学术西方化这样一种趋势、一种模式。”［13］新文科建设就发生在第三次学术大转型。二是中国人文学科学术问题输入化。尚德平、范大武认为，“我国当代人文科学，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短暂‘繁荣’之后，到了今天正面临1949年以来思想文化史上的深刻危机”，其表现之一就是人文学科学术问题提出路径的输入化［14］。为什么需要反思问题和理论输入式的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线路呢？朱国华认为，一方面，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共享某些根本的方法、论证线路或者观物方式，它们都共同指向真理；但是另一方面，人文学科始终与传统、经验、语言、记忆、理解、生活习俗尤其是价值观紧密相连，它无法做到符号化、形式化”［15］。也就是说，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因而结论也存在着相应的差别。三是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唯科学化倾向。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中科学文化的“唯科学化”和人文文化的科学化倾向，值得注意。“科学主义的‘唯科学化’，意指科学在取得对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乃至认识人自身方面的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有意识地将自身打扮成新的‘万能的上帝’，进而取消其他认识自然、社会、人性的方法和途径。而人文文化的科学化，在人文学科内部指的是人文学科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倾向。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将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原则和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归纳为一系列可操作性的程序。这就是摆在人文学科眼前最为紧迫的现实——引发了人文学科自身合法性的危机。因此，重振人文学科的首要意义就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维护的途径大致有二：一是维护自身的‘非科学性’；二是与科学交融互补。”［5］四是人文学科追求目标的实用化倾向。韩益风在《大学的人文危机及其反思》中提到人文学科在大学的边缘位置，“对人文学习的致命打击还来自相信实用，要求每个学习者必须是所谓社会体系中的角色扮演者，学习被迫向‘社会化’投降”［16］。中国学者提出的人文学科现代化与中国化问题，描述了中国当前新文科建设的两翼。一是吸取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推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推动工业社会文化与农业社会文化之间的传承与创新；二是以中国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与世界有机联系为研究对象，吸取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成果营养，培育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理论体系。前者反映的是新文科建设的方法和路径，后者反映的是方向和目标。

三、新闻传播学的两个维度

中国学者提出的人文学科现代化与中国化的论断，为新闻传播学的新文科建设提出了两个维度：一是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二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1．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问题新闻传播学科现代化的内涵，蕴含于中外学者对人文学科危机的探讨之中，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科学技术与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融合；二是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传播观念对传统农业社会传播观念的继承和创新。现代科学技术与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融合处于新文科建设的最前端，具有当前性和首先性。这种当前性和首先性是由媒体和传播的社会实践决定的，当前，新媒介技术支撑的媒体与传播实践已在规模和社会影响上占据传播的主体性地位。媒体与传播格局的这种变化，使现代科学技术的逻辑与新闻内容生产、传播的逻辑发生着相互作用。一方面，从事信息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学者进入新闻采制、呈现、管理和传播研究领域，使新闻传播的技术知识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新闻及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大数据现象，使建立在小数据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显示手段性和视野性的缺陷。作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科学技术，与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闻生产、传播实践之间，在实践上进行融合，驱动着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与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融合是表象和手段，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传播观念对传统农业社会传播观念的继承和创新则是本质和目的。从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上看，传统农业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人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靠血缘关系，而不是靠生产交换关系［17］。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是社会化大生产，人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生产交换关系。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上的血缘关系之间的传播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基础上的传播知识，与建立在生产交换关系上的传播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基础上的传播知识是有着质的不同的。今天，正在进行着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新闻传播学知识的融合，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形态为基础的，这与基于传统农业社会所形成和绵延的传播观念经济基础不同。在媒体和传播实践中，这种绵延、继承和创新仍在发生着，新媒体形态让这个变化显得更加激烈。从社会的组织方式上看，传统农业社会因为交往多发生在血缘关系之间，是伦理化、小团队化和地域化的；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因交往多发生在生产和交换关系之间，所产生的关系是法律化、组织化和广域化的。这种交往对象、内容的变化，反映着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规则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当前，这种变化正实际发生着，但旧的观念仍然试图将新事物旧观念化，如“网友”概念的普遍使用，这里的“友”显然不具备传统农业社会的亲密性。这表明，这种变化虽然在实际上发生着，但仍与文化藕断丝连，在传播的知识领域亦然。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融合在实践领域发生着，但在传播观念上——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传播观念对传统农业社会传播观念的继承和创新，在知识体系和文化领域存在着意识的反作用，也存在着旧观念熔化新事物的现象，即用旧观念定义新事物。所以，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既是科学技术知识与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融合，也是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观念对传统农业社会观念的继承和创新。2．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问题新闻传播学科中国化的内涵，同样蕴含于中外学者对人文学科危机的探讨之中。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中国样本的理论概括问题；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问题。在学术实践中，基于中国样本的理论概括，有三条基本的学术路线：一是考察中国的样本，基于中国的学术传统，从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知识；二是考察中国的样本，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从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知识；三是考察中国的样本，以西方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为指导，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知识。现在，基于这三条不同学术路线所形成的学术成果规模如何，需要进行严肃认真的文献统计和分析，不能妄断。但从新闻传播学科中国化的要求来看，从人文学科危机的化解与新文科建设的要求来看，基于中国学术传统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考察中国样本，是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和传播学的首要学术路线。中国的学术传统源远流长，文献充栋，对政治传播、文化传播、危机传播有着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话语。我们至少需要从先秦文献的考察做起，研究中国的媒介史和传播史，梳理中国关于传播的思想文化传统，作为我们研究中国样本的理论资源。可以说，发生在中国过去和当下的传播现象，中国传播思想史中都有解锁的钥匙。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经历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其间新旧的交替至今仍在碰撞和生发。这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指导，使我们能够识别传播现象中的进步和落后现象，使我们能够识别各种理论背后的睿智与虚伪，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既建设好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又为新时代的传播实践提供理论工具。以上的思考和分析，是基于人文学科危机学术研究进行的考察和思考，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比如，新闻学和传播学是人文学科吗？有的研究者虽然认为传播学有着深厚的人文因素，但更倾向于将传播学归为社会科学门类等。新文科建设意义深远，本文愿意抛砖引玉，见教于大方。

作者：韩立新 杨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