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定义传播学解读

导语：中国新闻定义传播学解读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徐宝璜、陆定一和范长江都分别对新闻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并给予丰富的内涵，可以说，他们的定义从传播者的角度间接揭示出他们不同的受众观，而从历史的纬度来解读，能够发现和他们不同传播观的成长变迁。

［关键词］新闻定义;受众观;历史嬗变

中国新闻理论上权威的“新闻”定义有三种:徐宝璜、陆定一和范长江的新闻定义。这里的“权威”不是仅仅指新闻定义界定本身的科学性，更多的则是指新闻定义因为特殊的界定者，在当时以至今天对新闻界的重大影响。至于今天新闻定义的信息说①和手段说②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不是说这些新闻定义与前三者相比不科学，而是说这些新闻定义都是新闻研究者根据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从新的角度对新闻的认识，认识的角度相对比较纯粹，比较学术化，没有或很少新闻传播史上的历史纠缠。对本文受众的考察视角而言，不具备研究价值，故本文不再赘述，而且本文研究的是受众而不是新闻定义本身。新闻定义只是本文研究受众的一个载体。研究中国新闻定义就会发现，中国新闻定义在表面上一直有很强的受众意识，但是，中国的受众一直是从传播者的角度建构的，即使在当代，新闻定义依然是把受众视为一种理论上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受众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在新闻与传播的架构下，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宣传的语境中，这似乎也注定了新闻与宣传之间有着永远纠缠不清的历史恩怨。新闻定义的不确定性不仅仅反映了人们对新闻认识的多角度，同时更重要的是展示了新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要，尽管当时没有人明确提出过受众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新闻界没有受众观念，新闻史也一再证明，中国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受众观，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和当时的时代有着必然的血缘关系;反之，如果我们从受众的视角反观中国新闻定义史，也会惊奇地发现，受众观念的嬗变与中国新闻观念的革命、报纸的改革、发展有着多么密切的因果关联。纵观中国报纸的改革史，其背后总是跳跃着受众观念革新的身影。

一、徐宝璜的受众观:一种权利的视角(知情权)

徐宝璜的新闻定义是:“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10这里，受众的对应词是“阅者”。徐宝璜认为受众就是能够看报纸的人，而不指通过他人读报而获得新闻的人，而“阅者”在当时的中国，是数量很少的一部分人，因为很多人都不识字。因此这些不能读报的人当然不在徐宝璜的受众之列。按照徐宝璜的逻辑，不认识字的人所注意的最近事实就不是新闻。不难看出，即使留学美国的徐宝璜对新闻的认识还是受到了时代技术和观念的局限。当然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徐宝璜所说的“阅者”是泛指“听、读、看”的人，不是仅仅指“看报的人”，但是，纵观《新闻学》全书，徐宝璜始终是站在“办报之主”［1］113的角度来探讨其对应的受众———“阅者”的，因此徐宝璜的“阅者”就是具体指看报的人。在《新闻之定义》中，徐宝璜还特别将“社会中人”和“阅者”做了区别:“又‘社会中人’四字，亦不如‘阅者’二字之较适，因‘阅者’固社会中之分子。‘社会中人’所注意之事，‘阅者’亦必注意之，此理之当然者也。例如外国人之注意欧战之开始议和者，仅读书识字能看报之人。至社会中之大部分，则不注意。然欧洲开始议和消息之为新闻，则无疑义。故谓新闻为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范围实未见其窄小也。况定义仅以阅者所注意为至少之限度，若能全社会或其中多数人之注意，则为新闻，更不待言亦。”［1］12这里，徐宝璜把“阅者”作为新闻定义的充要条件，显然逻辑上是错误的，言外之意，只要是多数“阅者”注意的就是新闻，当然“社会中人”对新闻事实的关注新闻价值就更大。若按照徐宝璜的逻辑，仅仅有“社会中人”对事实的关注是不能成为新闻的。徐宝璜的受众观只少有两点值得商榷:1、“阅者”和“社会中人”在逻辑上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概念模糊，尽管他也曾指出，“‘阅者’固社会中之分子”，但是这样的表述显然存在着混乱，而且在新闻价值上也违背常理，“社会中人”关注的就不能成为新闻，那新闻岂不是成了“贵族消费”?况且“社会中人”必然比“阅者”要多。这样一来也就违背了新闻产生的历史基础———新闻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取信息的需要而不是一种官方文书，否则就不是新闻;2、怎能推断“社会中人”关注的事实“阅者”就一定关注?反之，又怎么推断，“阅者”关注的事实，“社会中人”就一定不关注?只能说，“社会中人”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没办法获得自己欲知的新闻，而不能说“社会中人”就绝对不关注“阅者”关注的新闻。徐宝璜这样的新闻定义得从出版《新闻学》的初衷上寻找原因。尽管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证明，但是通过《新闻学》的内容可以判断，《新闻学》是一本新闻实务方面的经验总结，还谈不上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学研究著作，徐宝璜当时也无意从理论上对新闻定义做出深刻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新闻实务的方便，而对新闻从实际操作上做的一个说明。不难看出，徐宝璜的受众观是有历史局限的。他眼中的受众是一种精英，而“社会中人”某种意义上不在他的受众范畴。因此，在此基础上，徐宝璜的受众观很接近西方，认为记者写新闻是对受众(“阅者”)权利的一种尊重。和今天的受众观十分接近，但是他眼中的受众不是今天的“公众”而是公众中“仅读书识字能看报之人”。在谈到报纸上的新闻应与意见分开时，徐宝璜认为，新闻中不能加杂编辑的意见以免影响受众判断，“否则为有意剥夺阅者之权利”［1］12。这里就流露了徐宝璜新闻受众观的原始思想———新闻是对受众(“阅者”)知情权的必然义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徐宝璜也不可能对受众知情权详细展开，很可能徐宝璜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知情权理论，毕竟徐宝璜不是专攻新闻学的，“留学期间，他主攻的是经济学，其次才是新闻学。”［1］1但是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必然感同身受了美国的新闻思想和受众观念。在《新闻学》中没有详细展开，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知情权不是《新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新闻学》以研究新闻实务为主;二是在徐宝璜看来知情权是最基本的常识无需多谈，因为他的新闻思想是美国的舶来品，在美国，知情权是人所共知的，无须多谈;三是即使当时谈知情权也有点不合时宜。《新闻学》成书于1918年，当时的中国连“阅者”就很少，谈何知情权?在一个文盲占多数的社会里，即使谈知情权也收效甚微，而且中国当时正处于宗法社会，对很多人而言知情权离自己十分遥远。但是徐宝璜《新闻学》却渗透了受众知情权意识。《新闻学》从一个“办报之主者”(传播者)的角度如何采访到真实、客观为“阅者”而不是“办报之主者”所注意的事实来衡量一个新闻是否成其为新闻，尽管徐宝璜没有正面直接谈到受众，但是我们却能够从他所谈到的“办报之主者”的职业行为看到他对受众(“阅者”)的基本价值判断及重要性的认识。这样的受众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先进的。在徐宝璜提出“权利”(知情权)受众观的89年之后，中国社会才真正开始步入受众知情权时代，确实耐人寻味。当然，这样的观念也得益于徐宝璜的留学背景:“伯轩先生是以官费生的名义赴美留学，一九一六年学成归国后。服务于社会的”［1］1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在的新闻受众意识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相似。从下文陆定一及范长江新闻定义的受众观众可以找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历史脉络。

二、陆定一的受众观:“灌输”、“教育”的对象

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2］187陆定一当时在《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看法》发表于1943年9月1日。严格地讲，陆定一此时也不是专门为定义而定义的，只是他的新闻定义一再被后人引用反倒让人们看不到其新闻定义产生的历史环境。若套用格尔兹的话，定义里面着实隐藏着一张“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3］5。“所有定义均是特定的。它们与某些目的或某些情势有关，因此，仅适用于一个严格限制的领域或‘论域’。”［4］111当时陆定一也是为了解释新闻问题的需要，而其也正是在阐释记者(传播者)阶级立场的基础上提出什么是新闻的，不像今天的新闻理论给新闻专门下定义。某种意义上，新闻学上的新闻定义都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对新闻倾向性的解读，它反映的是新闻工作者的特殊语境及在当时环境下必须而且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而不是纯粹为了下定义而下定义，因此后人如果仅从技术的角度去评判当时的新闻定义，不管怎样分析，总是认为不够科学，殊不知，这样的研究一开始就违背了新闻定义产生的历史语境。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看法》一文的重要目的是要求记者改造世界观，即要具有唯物主义的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认为，也只有具备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记者才可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同样也只有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记者。因此，要想使自己成为“人民”的记者，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人民记者”，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客观报道新闻事实。因为“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5］1－5陆定一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除了无产阶级之外，别的阶级，因为自己的狭隘利益，对于事物的理解是不能够彻底老老实实的或者是干脆不老实的。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是最进步的生产者的阶级，能够老老实实的理解事物，按其本来面目而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加添和减损，不但这样，而且它能够反对一切不老实，反对一切曲解。”［5］1－5也就说，衡量一个记者报道的事实是否客观，不仅仅要看到他描写的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记者的立场即看这个记者是否具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因为在陆定一看来，如果一个记者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不可能客观报道事实真相的，按照文章的逻辑，这样的记者也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或者或多或少地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陆定一新闻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抗战以来，“党的新闻事业是大大的发展了，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到这部门事业中来”，“但随此以俱来的，则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5］1－5而且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陆定一的看法，“政治立场问题的重要性，在1947年展开的反‘客里空’运动中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根据新华总社对该运动的成果总结和原因分析，第一，在发现严重的‘客里空’作风的同时，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新闻工作的阶级立场问题;第二，检查出虚构新闻、道听途说等不认真不精致的作风。之所以如此，均和阶级立场有关:或者是因为新闻工作人员的阶级出身所致，特别是在中，在有关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中，这种出身导致立场模糊;或者是因为在参加党报工作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带来了没落的封建阶级思想意识与陈腐习惯，随之就与当时的整风运动相结合，进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1948年华北《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的错误报道，进一步证明了尊重事实和政治立场的重要关系。”［6］上述分析证明，陆定一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看法》的根本目的是想改造记者的阶级立场问题，这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但是，与徐宝璜对受众的关注路径一样，我们可以从陆定一对记者(传播者)的要求，可以反观其对受众(“人民”)的基本观点。不难分析，当时的记者就有这样的阶级立场问题，那文化水平、政治觉悟相对较低的“人民”就更有改造之必要，或者说，这些阶级立场不坚定或不够坚定的记者就来自“人民群众”中，或者受到“人民群众”中某些政治、阶级立场模糊的人的影响或腐蚀，那么，在记者对应面的受众———“人民群众”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无产阶级思想“灌输”和“教育”的对象。这就是陆定一隐含的受众观。因为特殊的时代环境，他不可能直接提出受众的问题，但是他对记者的要求就是建立在对受众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受众，才会这样要求记者。在当时，受众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记者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新闻的主要功能还不是传播信息而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斗争工具的情况下，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对传播者(“记者”)的强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陆定一不重视受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受众(“人民”)对革命的重大作用，才一再三令五申地强调传播者(“记者”)改造阶级思想的极端重要。因为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受众(“人民”)的主要作用或者说主要权利也只能压缩或集中于当时的国内革命战争，这是历史的必然，受众(“人民”)不能有也不该有超出这个范围的选择，同时又由于受众(“人民”)的文化、政治觉悟等方面的限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思想“灌输”的必然对象。不能因此说，陆定一的受众观是单向度的，我们不能用现在传播学受众理论去肢解特殊历史时代的受众生态，因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新闻不是纯粹的新闻，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阶级等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的，与历史上的政治风浪有着不可切断的血缘关系，同样，受众也是这种母体下的必然胚胎，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受众，反之，有什么样的受众就能折射出什么样的时代。

三、范长江的受众观:受众(“群众”)是报纸的评判者

范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说:“其次，写好新闻也必须到群众去。什么算是新闻呢?我觉得，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这说法不一定全面，但是它贯穿了一个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所谓‘欲知’就是所关心的事物，就是从群众出发;所谓‘应知’就是从领导的角度考虑，群众应该知道的事物;所谓‘未知’，记者还要考虑未知的方面和程度;至于重要与否，那要靠记者的水平、敏感和对群众的熟悉等条件去判断。”［7］1083范长江这篇文章发表于1961年，当时正值1957年“”之后和60年代大兴调查研究和“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时期［8］198。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群众路线在新闻领域的直接反应。任何定义都不是孤立的反应，都是对特殊时代精神、思想和路线等整个社会思潮的投影。同样，范长江的新闻定义也不是为了新闻定义而定义的，从其文章的标题《记者工作随想》来看，除了其本人的谦虚以外，也确实有跟随时代对新闻“随想”的意思，至少说明，他这篇文章的考察视角不是很全面的，是站在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下用新闻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思潮的一个回应。从其文章内容看也的确如此，文章重点突出的是新闻工作者如何做好新闻，也就是如何从群众路线出发做好新闻，进而提出，也只有从群众路线出发才能成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一个记者好坏，不是编辑部批准就算数的，首先要由群众批准。”［7］1083对报纸而言也同样如此，“报纸办得好不好，要有群众来回答，群众喜欢不喜欢，总是有道理的。要不然就没有个标准。”［7］1083“我们报纸公费订阅的居多，报馆的企业经营、记者的薪金虽然不受发行量的影响，但是看不看，喜欢不喜欢看，还是广大读者说了算。”［7］1083在具体新闻业务中，也要深入群众，“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广大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懂得群众的心思，在写稿的时候，哪些地方应该详写，该用什么材料，就有根据了。”［7］1083对于什么是新闻事实也得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所谓事实，应该从人民报纸的观念出发，不是从资产阶级报纸的观念出发。”［9］1027对于什么是新闻的最终衡量标准也是看新闻同人民的关系，“新闻是有代表性的，新的事实，并且还要有利于人民的，才是新闻，不利于人民的，不是新闻。”［9］1027这是从传播者(新闻记者)的角度来说明群众对新闻的重要性，反之，范长江新闻定义中受众的对应词就是“群众”。“人民”和“群众”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身份，他是与“敌人”相对的，可见，范长江的受众不是像徐宝璜的“阅者”那样中立，而是更加突出受众的政治背景和潜在的阶级立场。与陆定一的受众———“人民”相比，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他们关注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如果说陆定一侧重于对“人民”无产阶级思想的“灌输”和“教育”的话，那么，范长江的时代就把陆定一的思想推进了一步，即承认了人民的思想本身就已经是无产阶级的或群众的原始立场或本质都是倾向于无产阶级的，一句话，群众绝大部分是好的，尽管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小毛病，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不再是“灌输”和“教育”，而是要虚心学习和深入调查，用的话说，就是记者以前是做“先生”现在是做“学生”。归根结底，范长江的受众是决定新闻、评判新闻的裁判员、测量器和指南针。其实，范长江的受众观，不是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去审视的，他是一种政治话语，是政治路线在新闻事业中的反映，尽管他的受众观很接近今天的“公众”，但是还不是一回事，前者更突出政治路线视野中“群众”的方向性地位，即一个记者是否从群众观点出发，不仅仅是一个新闻业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界观、阶级立场、政治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在当时看来，这是致命的，也容易犯“左倾”错误，也就是说，一个记者，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只要没有从群众出发，都是在根子上———是站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范长江的受众是在一个政治制度的话语体系中看待的，突出受众的作用，与其说是突出“群众”倒不如说是强调当时的政治路线。而今天的“公众”是从独立个体的权利意识中来看待新闻信息价值的，不是从一个政治包裹的生态里看待个体，即前者是一种集体意识，后者更强调个体权利。尽管如此，范长江的受众观对今天依然有很重的现实意义。至少强调了深入群众和把群众作为衡量报纸办得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尺，既在经济上也在思想上加强了对群众的血缘关系，但是今天的大多数传媒却仅仅把受众作为一个消费主体，很少在乎受众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因此反观历史上的受众观，这些现代传媒似乎已经剥离了受众的精神内核，而是将之作为一种牟利的手段，很难说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媒体的退步。

作者:胡忠青 单位:汉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