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
时间：2022-03-11 02: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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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的回溯
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女性主义的产生是和历史上女性争取选举权、平等受教育权、同工同酬等权利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的，这些运动成为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基础和理论背景，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别，其内涵与意旨也不尽相同。本章主要追溯中国女性主义思潮流变的历史背景及其与本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的现实语境。
第一节放逐边缘外的真实存在
——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流变脉络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候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被提出来呢？
——丁玲《“三八节”有感》
女性主义思想的历史可以一直溯源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希腊（被誉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女诗人萨福，就曾在爱琴海中一个名叫Lesbian的小岛上开办女子学校、创作具有女同性恋色彩的诗歌），但直至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才开始在欧洲兴起。而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则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了。
一、女性主义的主要发展历程
1.18世纪以来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经历的两次浪潮
第一次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女性开始走出家庭，直接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之中。1792年，英国记者和翻译家玛丽·沃尔夫斯通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为女权辩护》。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女性主义思想很快就传遍了西方世界。1848年7月19日，美国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村的一个教堂中举行，会上通过了《观点宣言》，呼吁“自然法则”，极力主张维护推翻（男权）专制的权利。这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统称为传统的女性主义，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受到两次科技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之后，20世纪中期，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又掀起高潮。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源于美国，并很快传播到北美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它秉承了女性主义运动一贯的思想，反对传统的男女不平等，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性别压迫；但是与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不同的是，女性主义者不再把批判的矛头单纯地指向男性，而是开始反思与自我批判。
20世纪60年代至今，这种文化反思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一方面，有关妇女问题的出版物大量涌现。到1971年，在美国已有超过一百种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关的杂志和报纸，更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女性理论研究论著的出版，如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FeminineMystique)(1963),凯特·米丽特的《性政治》(SexualPolitics)(1970),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DialecticofSex)(1970)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课堂开始开设有关女性的课程。到1970年底，美国各大学中开设的相关课程约有110门，80年代初，这一数字攀升到3万多，1991年68％的美国大学都提供有女性研究的课程。[3]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浓重的政治氛围，“女性学”研究开始与众多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流派，如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等。
2.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
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跨学科、多元化的趋势，另一个就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研究兴起。
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60年代美国国内黑人运动和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是推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巨大动力。美国的史学家认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兴起于70年代，为了争取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第三世界的妇女和女性主义学者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她们一般要面对双重的斗争：第一种是与民族解放运动中和民族经济发展中的父权制作斗争，反对性别压迫和偏见，“于沉默中爆发，为无言者立言”；第二种则是与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西方话语霸权作斗争，争取在全球化趋势下实现女性主义思想的民族化、本土化。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强调“女性主义应是来自不同国家、地区、阶级、种族的妇女表达自己利益的政治舞台。多元化是讨论妇女之间不同需要和利益的保证，是妇女反抗性别压迫、争取男女平等的政治行动的起点。”[4]
二、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变迁
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流变历程，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空白期（中国封建社会及以前）、引入期（20世纪初期到新中国成立）、畸变期（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中，第二时期与第三时期之间没有明确的时间划分，为了论述的方便，以新中国成立作为区别不同社会性质的一个分界点。
1.空白期
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前的几千年里，华夏历史上虽然涌现出了众多的杰出女性，但是传统文化并没有孕育出像西方那样激烈的、富于战斗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女性主义思潮。所以，这一漫长的时期，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女性主义思潮的空白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中国文化在构造阶级等级的同时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的本体论和价值观。周易和易传的哲学就是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的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的关系；儒学的创始人孔孟的重“人道”的伦理主义把这种秩序人道化和具体化了；到了汉儒那里，从天人合一、感应出发，论证“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秩序的永恒性，从阴阳五行来求证“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宋学家从“太极”、“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普遍性和“灭人欲”以“存天理”的必要性……，到了封建帝国后期，儒释道合流，多重文化构设将性别制度的不平等论证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
对于中国来说，女性主义的确是“欧风美雨”下的泊来品。封建社会中，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的纲常伦理思想对女性的极大束缚，中国没有女性主义思想产生的先天土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但是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几千年以来，“慈母”与“严父”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孝”这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赋予了作为母亲形象的女性以相当的家庭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才智和创造力只能体现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发挥着“静能制动”,“柔能胜刚”,“无为而无不为”的家庭关系协调员的作用。但是，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带有较大的模糊性和隐蔽性,中国男权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复杂的,决非是卑微与低贱或至高无上所能涵盖的。中国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作用下的两性关系呈复杂态势：父权制既有压迫、压抑妇女的一面，又有给妇女以生存空间甚至有妇女发挥能动性的机制的一面。因此，很难用一句话来断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高低。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并没有背负上类似西方文化中夏娃那样深重的原罪，她们在男权社会中被当作一个卑弱的群体来看待。加之中国文化在众多学者那里属于阴柔与内倾的性质，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纯粹、极端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女性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一中国传统的思想的中庸改造。
2.引入期
从到辛亥革命，积极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中国的革命者，始终维持着“西学东渐”的局面，“向外国学习”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所以，虽然当时社会动荡，民生无计，但较为开明的学术思想为国外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传入提供了必要的头脑空间。此外，清朝末年，民族危机的上升使得民族主义逐渐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女子”在尽传统家庭责任的同时，还需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公民责任。这些，为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外国女性主义思潮初入中国之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扫荡封建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暗流汹涌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不少新鲜空气。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主义”，经由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其中就有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女性主义思想。它好比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块，落入古井水中，激起圈圈涟漪。在它直接影响下，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塑造了许多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
从当时妇女报刊的兴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新思想呼应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是我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它以“开女智、开民风”为宗旨，前后出版了近三年半，共1216期。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1月，该报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影响较大。这一时期，中国妇女报刊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范围也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妇女解放的启蒙、妇女解放的实行、妇女问题的探讨、妇女生活的指导、妇女状况的调查与描绘、世界妇女的报道与介绍，以及妇女文学的表现等。”[5]
从1905年《北京女报》创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妇女报刊一直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就有110种之多。虽然，这些妇女报刊涛生涛灭，存在的时间一般都较短[6]，但它们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时所激起的女性热情。
3.畸变期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在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就开始了特殊的“本土化”的变异，很长一段时期，女性主义沿着一种抹煞性别的“中性化”方向畸形发展，偏离了它的初衷。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并不是由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而是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它是由整个中国的社会运动带来的。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斗争的对立面不是强大的男女不平等的男性政治、经济、文化霸权，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全体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因此，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并不是中国妇女自己，而是她们的性别对立者——男性。中国近现代的女性解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男人摆脱封建桎梏而寻求解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中国女性则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受惠者”。与其说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如说是男人们的解放妇女运动，或是女性借助于进步男性的力量为处于弱势群体的自己呐喊一番而已。“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妇女解放成为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议题，中国革命未能打破妇女受压迫的根基，从而也未能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7]
这一时期，男性是女性主义思潮的主要领军人物。比如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也在为全体女性同胞的解放而努力。当时在解放区以“婚姻自由”为标志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家庭口号就给千万妇女带来崭新的命运。但是，当男性领导者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时候，女性自然以这些领导人为楷模，以男性倡导的思想武装自己。在不知不觉间，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尺度来测度自身的解放程度。这样就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初衷相背离，女性的主体意识还是没有被激活。此外，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女性也没有时间去认真反思，在她们取得“男女平等”的同时，实际上忽略了女性自身特殊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将“男女平等”写入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但是几十年“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掩蔽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女性新闻人物也大多是一些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铁姑娘”、“女强人”。
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而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中则又更多地强调妇女的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法律法规里种种对女性的特别“点名”，将妇女与儿童并列为受保护的对象，无形中又加深了女性作为弱者的印象。
4.发展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与世界重新接轨，加入到全球化格局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8]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话语权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可能与男性相比十分有限，而传媒对妇女的形象表现和传播几乎一直处于误导状态。同时，妇女经由政策和法律所得到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又在逐步失去。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社会上，包括妇女自身，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将前者理解为“向男看齐”，将后者片面地等同于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担任公职，等等。此类观点的产生源于政府常年实行的以男子的状况为基准的对妇女加以保护的政策，它所导致的妇女自立能力差、依赖性强、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薄弱等问题在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放松的情况下逐渐暴露。
当代中国女性不容乐观的生存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随着国门再次渐渐打开，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女性主义思想很快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此时，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的高潮已近尾声，但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声音日趋洪亮，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业已显露无疑。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两性平等”也走出沉重的政治意义，女性的生存状况就像女性时装一样，摆脱了千篇一律的“蓝蚂蚁”（BlueAnts）。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一样，中国国内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许多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如杭州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等等，女性主义思想也与其他许多学科相融合，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女性主义”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简单的模拟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的流变过程：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来自西方，因而许多研究的理论依据出自西方学者；但与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其他思想一样，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百年的起伏过程里，也被烙上了明显的“中国印”。
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作为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思想而存在的，加之中国缺乏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文化背景，又造成了今天的这样一种悖论：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携带着妇女浮出历史的地表，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未深入人心。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妇女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长期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使不少妇女自然形成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茫然和抗拒，相当多的妇女至今仍未明白从性别的角度接受解放意味着什么，而一个对于自身解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理准备的群体来说是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来的。
第二节声色喧哗中的智者反思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接
“既然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已经使女性赢得了几乎所有的正式公民平等权，此时所凸显出来的对立就是，依照男性形象塑造而成的平等与女性作为女性所应有的真正社会地位之间的对立。”
——卡洛尔•佩特曼（198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日趋成熟，进入到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多元化发展时代。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女性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导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性别与传播”话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早是在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minorities）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盖尔·塔什曼与他人合作出版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出版，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该论文集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二是媒介中工作的女性。从这本书开始，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形象问题开始被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时至今日，尽管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仍是有关“性别与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女性主义观点却已应用到媒介研究的广泛领域之中，与传播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媒介消费现象分析、传者与受众研究等思想与方法相互激荡。
一、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两种批判视域
目前，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视域：一种秉承女性主义的传统批判路线，认为当今媒介中尽管充斥着各类各色的女性形象，但它们并未展示出真实的女性生活，男权话语主导下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充满了忽视、偏见和歪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闻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表象，但它所掩盖的却是更加隐蔽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这两种观点视角不同，却都反映出性别话语权力的争夺与重新分配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和重要领域。
1.新闻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批判
女性主义鲜明地表现出它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stereotype）的批判态度。在塔什曼编著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一书中，就对“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的议题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这就是早期的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它发展至今，成为女性主义最为通行的一种研究视角，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之中。
比较常见的包括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媒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肥皂剧（电视连续剧）及MTV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等。实际上，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它较多的采用了文学批评中典型形象分析的方法，从性别权力的结构观点出发，对大众传媒中所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归纳，从中观照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构成这种文本的内在机制。
2.传媒“女性化”趋势的研究
约翰•哈里特在《从权力到识别：大众新闻与后现代性》中就认为“女性化”是后现代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之一[9]。例如，1997年黛安娜王妃罹难事件亦使《泰晤士报》改变了传统的“硬新闻头版”，采用“女性化、性化和个人化”的头版；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中以女性人物及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内容比例从七十年代的2.9％上升到2002年的11％[10]。
表面上看，在“传媒女性化”趋势之下，女性人物和女性话题在媒介报道中频繁出现，占尽风头，甚至整个社会的审美习惯都随之“阴柔化”起来，但进入到社会文化层面分析，在西方新闻报道中出现最多的女性基本是“刑事案件和灾难性的受害者、某位重要男性的亲属、娱乐界或体育界的明星”，这三类女性的定位都是以男性为坐标，处处体现出男性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这种“女性化”的真相“实际上是女性在媒介中被边缘化和私人化，并在男性视域里受到更大的文化贬抑”[11]。
二、女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传播学在中国逐渐兴起，传媒以其独特的渗透力和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现实性渐渐成为观照中国社会的一个万花筒，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随之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之一。与西方相比较，我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妇女解放”的口号早已存在，但“女性主义”一词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却是姗姗来迟，最早见于1981年《世界文学》第四期中朱红的文章《<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属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跨学科多元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媒介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取代政治文化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不争的事实。“大众文化远离意识形态，摒弃‘严肃’、‘神圣’、‘深刻’等累人的意义，消解价值、消解意义，追逐平面化、零散化和享乐化，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特性，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从计划经济年代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也缓解了他们身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压力，因而它倍受人们青睐。于是，以娱乐性、商业性、消费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流行就成为顺应潮流的事。”[12]在大众文化良莠不齐的阵营中，传媒往往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一种文化规范，并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认同。同时，现代工业社会中，性别形象的建构有赖于大众传播，传媒往往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一种文化规范，因为只有反映这种文化规范，传媒才能与受众交流，并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也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因而，女性主义思潮便很自然的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开始自觉反思传媒领域内的女性问题。
这样一来，由于都具有关注现实生活、富于批判色彩的特性，二者在相互碰撞中擦出思想火花，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对接。同时，无论是女性主义思潮还是新闻传播学理论，都处于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演变过程之中，本文从这样的时代与学科背景出发，基于历史的纵向梳理，对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解析，以期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第二章充满悬念的实证研究
——有关“女性与传媒”的文章的量化分析及初步结果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有关中国女性议题研究兴起的契机。从那时以来，中国大陆关于女性问题研究的文章和书籍日渐增多，九十年代末期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更是促进了对传媒与女性的关系的深入探讨。
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选取1994年以来我国大陆关于传媒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116篇，并以此为样本，进行抽样量化，试图在文本量化的基础之上，把握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现状，并从社会文化分析的角度入手，分析其特点、成因与存在的不足。
第一节量化分析的具体操作及初步数据
整个样本抽样与量化分析的过程，充满了让人期待的悬念。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这个新兴的课题无疑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但是这一研究在中国进行到何种程度，研究者所关心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有无特点，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将在实证分析中或多或少的得到解答。
【抽样分析的设计与操作】
1.研究目的
（1）描述和反映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媒研究中女性主义思潮的状况，总结其发展的格局与特点；
（2）分析和解释形成特点的因素，探究这一理论研究现状所反映出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
（3）进行共时与历时的比较，反映中国大陆传媒研究中女性主义思潮变迁和与当代西方传媒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异同。
2、抽样范围和量化指标
（1）确定进行量化的文本
量化分析时，本文将“当代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文本分析范围定为：1994年以来，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按照以下步骤检索得到的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检索步骤如下：
（进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第一步——以“篇名”为检索项，以“女性”为检索词，选定时间为1994-2003，按照日期排序，选定中英文扩展，设置查询范围为“文史哲辑专栏目录、经济政治与法律辑专栏目录、教育与社会科学辑专栏目录”确定，进行检索，获得第一次检索结果，共有文章6377篇。
第二步——在第一次检索（6377篇文章）范围内以“关键词”为检索项，分别输入与新闻传播研究范畴相关的主要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结果如下表：
关键词新闻传播传媒/媒介报纸/杂志/报刊网络广告广播电视*
文章篇数113123282440029
小计186
〖注〗*在影视文本中，本文统计时仅涉及有关“电视”类的文章
第三步——对二次检索所获得的文章进行排查，去除重复检索的部分，剩余文章116篇，确定为分析样本，按照量化指标分别进行统计。
（2）量化的指标
抽样指标体系由标志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大板块构成，包括以下七个方面：文章集中发表的时间；主要分布的中文刊名；主要作者姓名及其分布；文章的研究议题以及有关各议题的分布；文章所主要涉及到的媒介类型及分布；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文章中涉及的用以支撑观点的理论
3、抽样分析的质量控制
由于校园网中网络带宽的数值变化较大，检索的结果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为保证文本抽样的质量，作者分别于2003年12月15日、2004年1月28日和2004年2月24日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重新进行检索，确定所选取文章存在的可靠性的样本信息的稳定性。
【各指标的量化结果及说明】
1．文章集中发表的时间
时间（年）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
文章数目（篇）479510813113217
所占比例（％）3.46.07.84.38.66.911.29.527.614.7
合计116篇（100％）
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1994－2003年的十年间，有关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文章虽然总体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在具体数量上并不多，平均每年只有11.6篇。其中，1998年之前的文章数量一直在个位徘徊；2000年以后，增势明显，2000－2003四年的文章数量占了全部十年文章总数的63％。可见新世纪以来，有关传媒与女性的议题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
2．主要分布的中文刊名
抽样分析所选定的全部116篇样本共涉及各类期刊56种，其中出现2篇及2篇以上样本的期刊共16种[13]。其中，七种新闻传播学专业期刊（《现代传播－北广学报》、《当代传播》、《当代电影》、《中国电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共占26.7％，略高于《妇女研究论丛》所占的23.3％，这八种期刊中出现的相关文章共占全部抽样范围的50％。分布如下表：
期刊名称文章数目（篇）所占比例（％）
妇女研究论丛2723.3
现代传播（北广学报）76.0
当代传播65.2
当代电影65.2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含山东分院）65.2
中国电视43.5
新闻与传播研究43.5
小计58/11650
3．主要作者姓名及其性别比例
量化依照文章的第一作者性别进行统计，具体数据如下：
性别男女合计
样本文章数目2787114*
所占比例（％）23.776.3100
〖注〗*116篇样本中有两篇文章（《妇女与传媒》、《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未注明作者，因此该表“合计”一栏以114篇样本为集合。
样本中文章男性与女性作者的性别比例为1:3，并且分布较散乱，按照第一作者排序，同一作者名出现两次及两次以上的仅有四位，列表如下：
作者姓名样本文章数目性别单位
卜卫6女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刘伯红3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陈阳3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丁宁2女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
在上表中四位作者的14篇文章中，有8篇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这既证明了《妇女研究论丛》一刊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主流地位，也反映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阵营还局限于“妇女研究”的狭窄范围之内，主要研究人员也以女性为主，学术研究阵营有待于进一步壮大。
4．文章的主要研究议题以及有关各主要议题的分布。
类型内容研究传者研究受众研究其他*合计
篇数7614818116
所占比例（％）65.512.16.915.5100
〖注〗*“其他”包括妇女报刊史的研究、传播技术与女性对传媒的掌握的研究以及外国女性研究情况概述等边缘议题，因篇数都在1-2篇，故不一一列出。
本文按照新闻传播中的主客体关系，将有关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样本文章的主要研究议题划分为四类：新闻传播中有关女性的内容研究、女性传者研究、女性受众研究及其他。上表的数据说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议题是对新闻传播中与女性相关的内容分析，在全部样本中占百分之六十强，而有关女性传者和受众的研究相比较之下就显得单薄得多了。
5．文章所主要涉及到的媒介类型及分布
所涉及的媒介类型报刊/杂志电视（电视剧）网络广告不止一种媒介其他*合计
篇数812（17）4363310116
所占比例（％）6.9253.53128.58.6100
〖注〗*“其他”指在样本文章中没有具体涉及何种媒介，而用“传媒”、“媒介”或“大众传媒”进行概括的文章。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最为研究者所关注的媒介类型是“广告”和“电视（电视剧）”，而其他媒体较少涉及，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的网络类仅有4篇，广播类更是一篇都没有。广告和电视（电视剧）都是视觉媒介，这与“文章的主要研究议题以及有关各主要议题的分布”一表中的结果相呼应，诸多的研究者不约而同的把视觉媒介与女性形象的分析相结合，将广告和电视（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6．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本文各篇样本文章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统计如下表*：
研究方法内容分析调查访谈跨文化研究个案分析文献综述其他合计
篇数761465411116
所占比例（％）65.512.15.24.33.59.5100
注：*本文统计时，以样本文章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准。
尽管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但使用最多的仍是“内容分析法”。这一结果同样与前面两项量化指标的结果相符：有65.5％的样本文章以文本分析为主，运用内容分析，对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媒介反映出的女性意识进行论述。
7．文章中涉及的用以支撑观点的理论
综观116篇样本，在文章论述中用以支撑观点的理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几类：
理论类型社会性别辨析性别话语权力性别刻板印象其他未涉及任何理论合计
篇数301243625116
所占比例（％）25.910.337.15.221.5100
（1）社会性别理论(GenderPerspective)
样本文章中广泛涉及到这一理论，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作为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着重分析了社会性别差异对传媒中女性形象建构的影响。性别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体差异，即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社会性别指的则是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差异，即由于男女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对男女两性不同的期望、要求和限制。在社会生活这个宏大和广阔的视角中，社会性别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种种差异更为人所关注。
（2）性别刻板印象（GenderStereotype）
这一理论在样本文章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普遍运用于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之中。其中，有部分文章提及了塔什曼的“反映假设理论”与劳拉·穆尔维的女性形象的“看”与“被看”的理论。文章多从批判的视角入手，认为传媒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迎合和男权文化的欲望，在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形象与角色仍然处于被异化的状态，它以其复杂和隐蔽的方式维护着男权文化和男权观念，加深了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成见）。
（3）性别话语权力（DiscoursePower）
样本文章中对这一理论的运用主要是对性别话语权力分配的解析，它秉承了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实现的。当前社会以男性权力中心，他们通过“话语”来实现自己的权力。“话语”权力分配的失衡，是性别统治和性别压迫存在的根本原因。正是男性对话语权力的绝对控制，使得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的困境。“只有通过建构媒介文本中的女性权威,加强传播女性文化理念,才能对‘菲勒斯话语中心’(男权中心主义话语)进行有力的挑战和反击”[14]。
综合前面七项指标的量化分析结果，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1.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形成的《行动纲领》特别提出了妇女与传媒的关系问题。在那以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关于女性与传媒之间的相关研究虽有起落，但着重在两个方面展开：①传播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和传播导向研究，即对传媒的内容分析；②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可能和掌控机会研究，即传者分析。其中，前者占据了大部分篇幅。
2.虽然“女性与传媒”这一话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专注于这一研究的绝大多数仍是女性学者，有影响力的学术阵营还未真正形成；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多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传媒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文本分析，而真正有分量的文章不多；理论研究缺乏本土的创新观点，较多引用西方学术界业已成形的分析思路，来观照中国社会的现实，论述起来未免有些底气不足。
3.研究所涉及的媒介范围，主要是广告、电视剧这样一些便于进行文本分析的媒介，研究视域比较狭窄，主要还是就传媒说传媒，很少涉及到更为广阔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
第二节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议题与方法
女人所需要的不是作为女人去行动或占上风，而是像一个自然人那样得到成长，像智者一样去分辨一切，像灵魂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展示（她）的各种才能……
——玛格丽特·富勒《19世纪的妇女》（1845）
通过上一节中的文本量化数据及初步结果的分析，我们对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整体概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就从主要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入手，具体描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现状。
一、主要研究议题
一般来讲，媒介研究的议题可划分为传播内容研究、传者研究和受众研究三部分，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研究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媒介内容、女性媒介从业人员（即女性传者）、女性媒介接受（即女性受众）。下面将结合量化文本中的具体实例，归纳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主要女性议题。
1.媒介中的女性形象问题
第一，广告中的女性形象问题依然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归纳分析，对女性在媒介中的生存环境进行描述，从而挖掘出一些深埋其中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历史根基。
《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他》[15]将当下我国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三种：传统古朴型女性（持家能手）、浪漫型女性（受男人呵护的美女）、现代型女性（事业有成的单身粉领）。从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看妇女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和发展趋势，既是对广告的一种文化批判，也是对妇女自我意识的一种呼唤。《减肥广告与病态的苗条文化——关于大众传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控制》[16]对13个品牌的减肥药广告进行了详实解析，发现它们具有三个突出共性：主诉对象为中青年女性；主诉功效为塑造充满性感魅力的“苗条身材”；通过“偷换健康概念”、“营造苗条暴政”、“以身材歪曲人格”、“渲染色、性”、“制造神话误导消费”等4个方面构建病态的苗条文化，论证了大众传媒在男权文化控制和操纵女性身体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分析，都传达出了相似的话语意义：大众传播通过提供信息环境形成意见气候，来制约社会心理和影响舆论；广告通过金钱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信息环境，它们和大众传媒中那些受到“严格”把关的、具有权威意义的信息内容同登“大雅之堂”，成为垄断信息环境的社会权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结合不仅“推销物品”，并且和大众传媒中其它的信息一起“创造意义的结构”。
《正视现实、正确评价、正面引导——中国大陆广告传播与女性问题的相关研究》[17]一文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第八届中国广告节中获奖的178则电视广告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各相关指标的数据化分析，并得出结论：虽然中国大陆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陆女性的现实生存和生活状态、女性的性格魅力和时代气息、女性较高的社会化程度和社会适应性，并体现了现代女性的未来走向，但是广告作品在塑造和建构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
第二，对近年来较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也是媒介中女性形象研究的重头戏.它通过阅读和考察电视叙事中的女性形象，使我们接近于理解当代女性在新形势下的权利要求以及这种要求所隐含的矛盾和危机。
《新女性的神话：重新拥有自己——95电视剧女性形象评述》[18]中指出：“开始于80年代初期的女性试图重新拥有自身的努力以及对女性性别的强凋，在90年代初期发展为对女性性别角色的道德诉求。”许多研究者以近年来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中的女性形象为文本，分析其中的“新女性”形象，如《刻意挖掘当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境界——电视剧<中国空姐>中的“女性意识”读解》[19]、《阅尽人间春色——电视连续剧<全家福>的女性形象》[20]、《近几年电视剧中女性意识管窥》[21]等文章。新女性形象的出现一定和某些现实性背景有关。这里所谓现实性背景，大约就包含了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事实上，女性重新发现自我和自身价值，找回失落了的女性性别，并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肯定女性本质，是一件令今日中国妇女非常激动的事。
但是同时，研究者也意识到这些电视剧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男性叙事完成的事实。也就是说，和女性在生活中或叙事中所表达的不同，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总是通过男人的眼睛看出来并用男人的话语说出来的。由此可见，女性形象在这里依然是被动地由男性话语支配的，依然没有摆脱被写的命运以及在两性关系格局中不平等的位置。
即使是在某些女性导演指导下的电视连续剧，也曲折的反映出了这一事实。《李少红电视剧女性意识两重性的文化学透视》一文对女导演李少红执导的三部电视连续剧《雷雨》、《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进行了辨证的剖析：“人们常说,男人讲生存之道,女人写生命之真。悲叹人生的喜怒哀乐、婚姻爱情的酸甜苦辣是女性艺术家所钟爱的题材选择，这些题材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对社会的一种感受。”但是“对于女性应怎样,爱情是什么等,理性思考往往不够深入和充分。在表现自己的生存空间、人格体验时女性艺术家更多地把艺术当作心灵的释放,因此,她们的追求往往在感性的冲击下变得既虚幻又不坚定,其女性意识甚至不自觉地在公众意识的同化中消融。”[22]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电视剧在其叙事中对女性形象的新开拓，所表达的仍然是一种“女性重新拥有自身”的性别神话，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这种性别神话的广泛流传，有可能将“分量厚重的题材变成了通俗、言情的风月故事”，以温婉缠绵的所谓“女人味”掩盖或者忽略妇女的实际生存状况。
第三，对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文章虽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代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因此本文特地提出并加以评述。
1995年为了了解妇女在中国新闻媒介中的地位，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首次组织了对中国主要报纸头版版面的内容分析，分析的报纸为1992年12月份和1993年12月份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文汇报》。分析了这9家报纸1993年12月份的头版内容，统计结果是：《文汇报》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多，为17.6％，《中国日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多，为44％，女性署名文章最多的也是《文汇报》，占34.1％，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少的仍为《经济参考报》，不足1％，《中国青年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少，不足1％，女性署名记者比例最低的是《人民日报》，为10％。[23]
1998年徐媛在《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报告》中，通过研究八家全国发行的重要报纸的新闻报道,分析主导报纸中新闻人物（新闻参与者）,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当前我国主导报纸中有关女性报道的现状,包括与男性相比较报道的比例、年龄和社会身份分布、在被报道事件中的作用等,并用性别视角考察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媒介现实中女性的比例是否合理和平衡、是否存在和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等现象,为促使新闻报道朝着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方向变化提供了依据。她指出，我国的主流媒介对女性的报道的问题主要是:“女性新闻人物出现较少,有关她们的职业/身份也不尽合理和平衡；社会性角色以男性为主、家庭性角色以女性为主；权威性角色男性垄断,女性滞留在传统性辅助性角色中。”[24]由新闻报道所反映出的媒介现实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次”的性别角色分工,在客观上起着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的作用。
刘伯红运用性别观点,对部分报刊性与暴力内容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这些报刊描写性与暴力的内容中,女性形象首当其冲地受到不同程度地歪曲和丑化,其负面作用是确定无疑且显而易见的。她在文章结尾部分说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大量成为新的卖点(女性形象的商业化)以及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扭曲反映,就是这种深刻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同时,对色情暴力作品的讨论和在这些问题上的女性主义呼声,也可能预示着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25]
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仅仅认识到媒介中女性形象被扭曲的事实是不够的，它在揭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同时，同样对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
2.女性传者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视角：关于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的探讨和关于中国妇女媒介的发展分析。
第一，宏观视角的样本文章多用调查数据作为论证基础，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相当的高度与说服力。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课题组于1994年4月至1995年6月，在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情况作了抽样调查[26]。这次调查是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直接影响下，新中国第一次广泛、权威的关于女新闻工作者生存状况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约占新闻专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享有与男新闻工作者同等的工作权利和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但女新闻工作者获得高级职务与进入决策层的比例都在10％以下，远低于男性新闻工作者。
《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观念和行为取向调查及对策的战略思考》[27]一文也从社会性别观念角度对江苏省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认知水平进行调查，尝试性分析了大众传媒工作者在不同社会性别观念支配下的社会性别行为取向。文章指出“传媒从业者社会性别认知水平与其社会性别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社会性别认知水平较低的媒体从业者，基本处于无社会性别观念行为的状态，其编辑工作也是无性别意识的；一个没有性别平等观念的人无论其如何掩饰其‘男尊女卑’的取向，这种意识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
第二，个案分析主要以同近年来颇具影响的新闻事件密切相关的女性记者为参照，都肯定了女性报道者的作用，但对这一作用的评价并不一致。
2001年在关于进军韩日世界杯足球赛的亚洲十强赛报道中，女性记者大放异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女性主义者们却在喧哗背后产生深切的忧思：“虽然十强赛报道给女性报道者带来了量的剧增,然而在媒体对女性报道者的运用上,关注更多的是其‘女性’角色而不是‘报道者’角色。”[28]女性传播者在十强赛新闻大战中的凸现热潮实质上是“各家媒体在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背景下，以女性的性别差异为出发点的新闻策划”[29]，将女记者完全等同于性别的符号，定位于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而否认其作为一名记者的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歪曲误读女性传播者在其位置所发挥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作用。
由此可见，前者从宏观层面整体把握传媒与女性的联系；后者则从对目前国内知名女性媒体或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具体关注入手，采用个案分析，观照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
3.女性受众研究
女性受众研究是我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方面。
零点调查公司曾于1998年10月对“人们以什么方式和途径获得信息”进行过一项调查。在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把获得社会新闻及信息“只是当平时的娱乐消遣”的女性占其调查总数的28.1%,男性只有19.7%；而“作为平时行为、决策的依据”的男性为8.1%,女性则只有6.6%。调查结果表明,“男性更多地注重社会新闻与信息的实用价值,而女性则更侧重于娱乐功能。”[30]在2000年的11月和12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专业研究生以北京地区的青年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青年女性与娱乐节目的关系”，旨在从文化心理群落行为等层面了解青年女性受众的细分群落、观看模式、女性意识、收视心理和审美情趣。[31]《潮流与风向标——青年女性的收视模式及其变异》的作者也参与了这次调查，她认为“青年女性收看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目的是放松、娱乐”，她们对娱乐类节目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但电视在青年女性中的传播模式为“娱乐消遣性目的高于信息资讯性需要，情感交流多于理性思维”，其收视心理主要是“对形象外表的注重，对时尚的追逐，对消费享受的关心”，“开放、进取但又享受、肤浅”。[32]
《我国新闻受众中的女性缺席》一文从我国女性接触媒体的行为和她们所关注的新闻内容入手分析了我国新闻受众中所存在的女性缺席现象,并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产生这种女性缺席现象的原因:“一、新闻文本中的女性缺席是其直接原因；二、新闻生产部门中的女性缺席是其间接原因；三、传统文化中的女性缺席是其深层原因。”[33]这一分析结果与女性在传媒中形象研究的现实暗合，体现了研究者在“女性在传媒中处于弱势”这一问题上观点的一致。
二、主要研究方法
女性研究是一种全方位的研究实践，“它强调主观性与个人经验的价值”，“既寻求在某些学科传统中工作的途径，又旨在进行突破这些传统的知识革命”[34]，甚至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是“挖掘和认识妇女现实的唯一途径”[35]。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的女性主义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内容分析（contentanalysis）
早在《女性的奥秘》（1981）中，贝蒂•弗里丹就已经采用内容分析对妇女杂志、广告等大众传媒进行了研究。内容分析的基本假设是：“某个项目出现在文本或广告中的次数、制作者的‘兴趣’或意向，与受众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文本的全部意指，或者制作者通过文本所意指的东西，‘隐藏’在这种关系中，可以靠识别和清点有意义的文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