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功能与电视谈话节目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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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的主流、精英、大众三种文化相互整合的态式；以及对电视谈话节目运作的影响，并分析了由此构成的现实困境：在三种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下，电视谈话节目倾向于调和、缓和矛盾，形成了一种“夹缝里求生存”的状态；由于缺乏真正意义的沟通，观众对主持人的依赖性导致了节目的模式化。［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现实困境文化背景媒介功能电视谈话节目在西方电视界已有30多年的历史，是各大电视台的重要节目类型，它深刻地影响着观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我国，中央电视台于1996年3月6日开播《实话实说》，开辟了人际交流的新空间，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谈话类节目。据“央视调查中心”调查统计，三年多来该节目收视率一直在高位波动，在每周日早上720—800的观众中，62%以上的人在收看《实话实说》，其社会影响力之大，观众喜爱程度之深可见一斑。在《实话实说》的影响和带动下，各省市电视台纷纷开办谈话类节目。一时间大江南北，“家事国事天下事”，尽付笑谈中。目前，电视谈话节目经过了最初的躁动与热闹之后，渐趋稳定，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而弊端与不足也开始显露。可以说，谈话节目越谈越难，陷入了困境之中。让我们以《实话实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化背景和媒介功能两方面来展示此类节目的现实困境。一、电视谈话节目运作的文化背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互整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三种文化形态相互整合的态势，这三种文化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市民大众所认同的大众文化和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精英文化。目前这三种文化形态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分化，共同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一）主流文化：力图建构文化共识主流文化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文化。而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正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其他文化形态持日渐宽容的态度。但是主流文化不可能放弃对文化市场的控制，它以政权作为强大后盾，将它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有利于既有统治体系的“共识”，以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主流文化对于电视话题节目的影响表现在它决定了节目的基本价值取向、具体的指导原则以及整个节目的基调。这种影响是无形的，电视人的思维和言行为之操纵而不自觉。当政府官员作为嘉宾或现场观众出现在节目中时，他们不仅为节目增添了些许官方色彩，也对现场其他人施加了潜在的心理影响。于是，电视谈话节目遇到了第一个困境：如何在节目的官方色彩和多样化的观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二）精英文化：在世俗社会处境尴尬精英文化即知识分子的文化，它是与大众文化相对而言的一种文化形态，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精英文化没有充分适应时代的变化，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精英文化陷入尴尬的境地：严肃的交响音乐被轻音乐和摇滚乐所替代；国家一流的芭蕾舞剧院和歌剧院亏损严重；人文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难以出版……面对危机，精英文化开始分化，一部分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与大众文化融为一体，而另一部分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承担起提高民族文化水准和唤起社会良知的重任。精英文化的主体即知识分子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希望节目具备丰富的人文内涵，包括一定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对庸俗肤浅的谈话表示失望和不满。一些知识分子索性参与进来，担任节目策划，或作嘉宾和现场观众。他们为节目释疑解惑，提供独到的见解和分析。知识分子的参与确实提高了谈话节目的文化水准，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有些专家和学者脱离实际、纸上谈兵，说教色彩浓厚，使观众产生逆反心理。（三）大众文化：全面勃兴、渐成时代的强音大众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以都市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体现在：首先，它加快了文化的世俗化进程，面向百姓，追求感性娱乐；其次，大众文化所表现的快节奏、讲效率、重实际等特点，有利于解放思想、改变陈旧观念；最后，大众文化还以其特定的实践形式对人的感官需要和消费欲望作了一种合理性的肯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个体生活价值的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大众文化正以各种形式广泛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这么说，大众文化消费现在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活需求；娱乐电影、电视综艺节目、现代广告、流行歌曲、居室装璜……可谓铺天盖地，色彩斑斓。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传播载体莫过于电视了。电视以中性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即以消费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电视以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再造着我们；而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它则以不厌其烦和秀色可餐的诱惑使你难以抵御不忍拒绝……我们的话题和关注中心便时时与电视相关，电视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成为社会最具支配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力量。”大众文化的勃兴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有两点明显的影响：一是对于选题的影响。综观《实话实说》的选题，我们发现它总是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定位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而且善于“小题大做”，通过小事来透视社会大环境。二是节目体现在“关注人”的人文精神。电视关注的热点已经由事件和生活流程向人的生存状态过渡，开始关注人的命运，人的内心感受，关注他们深层的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关注人”使中国的电视传媒与观众前所未有地贴近，而电视谈话节目采取平民化的视角，展示出一种平常心态，使得节目充满了人情味。综上所述，电视谈话节目在三种文化形态相互冲突的背景下，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文化空间。由于受到“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倾向于调和、折中，缓和矛盾。而这也许是电视谈话节目的一厢情愿，在三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之下，它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为了满足各种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实话实说》的运作就如同中央电视台办春节联欢晚会一样，想让大家满意，却难料众口难调，落得个吃力不讨好。这是《实话实说》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它明显的缺陷：求大求全，定位不清。像《实话实说》，既非新闻类也非娱乐类的谈话，五花八门的话题充斥其中，犹如一锅大杂烩。与中国相比，西方的电视谈话节目定位就比较明确和专业化。美国研究电视的学者伯纳德·蒂姆伯戈在其《电视谈话》一书中将电视谈话分为4大类——新闻谈话，娱乐性谈话，重大社会事件谈话和推销性谈话。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都有自己内容上的侧重、独特的风格以及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体。各类谈话节目“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二、电视媒介功能的拓展：沟通意见电视作为一种媒介，以往人们只看到其信息传达的功能、娱乐功能、服务功能，而忽略了电视沟通意见的功能。谈到电视的沟通功能，我们有必要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伯玛斯（Habermas）提出的。哈伯玛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条件是所有市民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参与者以私人身份参加自主性的聚会，而讨论的主题以公共事务为主。公共领域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制度化的空间，二是法律的明文保障，保证公众对既有权力敢于论辩批评。在哈氏看来，大众传媒就是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尤以电视为代表。前面说到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在当今中国相互整合，每一种文化都试图将自己的观念通过有效的渠道传播出去，电视成了它们的首选目标。在电视这个“公共领域”中，各种意见在此交汇，相互碰撞和融合，电视被赋予了沟通意见的功能。沟通的内涵有两个层次：一是各种意见要被陈述出来，二是各种意见之间要进行交锋和论争，实现充分的了解和交流。进行沟通需要一个理想的传播情境，要求沟通者以自主平等的地位参与沟通过程，展开充分的理性的讨论。哈伯玛斯认为真正有效的传播必须在免于压迫性的社会力量介入的情境之下进行，所有参与传播者都应有相同的机会自主地表达，并可以相互置疑和论辩。目前的电视谈话节目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形成一个理想的传播情境亦即沟通情境。首先，谈话节目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常由专家学者或知名人士担任且标明身份，对现场观众构成一种潜在的心理压力，使得其“传播能力”无法发挥，造成一种“扭曲传播”的情境。在这种“扭曲传播”的情境中，现场观众经过层层心理机制，将“那些可能不被接受的动机加以压抑，并试图转换成可以接受的表达”。一个明显的后果是：现场观众的参与意识不够强烈，往往是欲言又止，说半截子话，谈话的论辩色彩不浓，没有形成激烈的交锋。西方的谈话节目则不然，其嘉宾多为普通人，只报姓名而不标明身份。而现场观众发言踊跃，经常出现观众与嘉宾激烈争辩的场面，也不乏对着嚷、对着骂的情景。《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说他“喜欢和颜悦色地争论问题，虽然相互观点完全可能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但最后那也得握手言别，相约下回再说”。他对那种“要么互相吹捧，要么互相攻击，而且一争论起来就非得弄个你死我活”的谈话方式表示反感。在崔永元这种“和风细雨”式的主持风格之下，参与者表现得都很斯文，绝难看到对着嚷、对着骂的争辩场景。除了嘉宾和主持人的因素之外，限制现场观众进行沟通的另一个因素是电视传播的特殊性。参与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电视这个威力巨大的传播载体幅射四方，顷刻间家喻户晓。《实话实说》有一期做人体模特的话题，有一个女模特被请来作嘉宾。为了不被人们认出来，这位女模特化了妆，戴了墨镜。结果节目一播出，她还是被左邻右舍给认出来了，最后只好在别人的议论纷纷之中搬了家。崔永元为此特别不好受，他说：“这样的话题还不如不做，别为了节目毁了一个人。”所以说，在电视上露脸的人们，一般都比较谨慎，很注意分寸。2000年1月30日的《实话实说》是有关改善老师和家长的不良交往行为的话题，崔永元让现场观众发言时，一位小学生说自己学习不好，以后要与老师多沟通，崔永元问了一句：“你说说，你们老师有什么缺点？”这位小学生有点急：“这里都是说老师好的，没有谁说缺点。”原本说“童言无忌”，看来现在的孩子活得现实多了，也沉重多了，大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崔永元对此也是会意地一笑：“好，我就不为难你了。”由此看来，现场观众在参与电视谈话节目时，涉及到谈话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而这直接关系到沟通的效果。这里所说的真实，不光是指表层的内容真实，而且还包含深层的真实，即参与者是否敢于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将真实想法和内心隐秘和盘托出。《实话实说》看久了，给人一种游戏感和表演的倾向，有点假。美国有一个闻名全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奥普拉·温弗里节目”，其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OprahWinfrey）经常在节目中讲她自己，甚至包括她的隐私。为了表示对受虐待儿童的同情，温弗里在节目中对大家说自己小的时候也遭到过亲戚的性骚扰。当一位女士谈到因为怕失去男朋友才去吸毒的时候，她马上想到：“那正是我的故事。”温弗里总是设法令她的观众和她一样，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进行深入灵魂的交流。但是在当今中国的电视这样一个敏感的公共场合中，由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等现实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崔永元还是现场观众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就算做到了，也要担心那些有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内容会对观众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后者的承受能力如何，不能排除谈话内容引起舆论大哗、人心浮动的可能性。这样，电视谈话节目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如果不能实现深层次的真实，那么沟通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层次，没有达成心灵的沟通，节目质量难以提高，久而久之，节目将丧失其生命力；而达到了这种真实，又要担心社会是否能够承受以及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可贵的是，《实话实说》的编创人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崔永元对此深有感触：“最初，我们就想做一个很好看的谈话节目，可渐渐想法也在发生变化，什么收视率下降先不要去管它。我们现在是想努力找到一种交谈方式：让我和谈话对象真正完成一种心灵的沟通。从要做好看节目到寻求真正的谈话，我觉得这又是一种境界的变化。”在电视等“公共领域”中，沟通并不必然要得出某个结论。各种意见观点孰是孰非，由公众自己作出评价。在《实话实说》中，主持人总忘不了适时地对观众的发言说一两句，看似随意，其实那几句话相当于归纳总结，让观众由此得出一个大体的判断。当然这并不能一味责怪主持人，观众自己也有原因。部分观众缺乏一种独立而成熟的价值评判能力，缺乏思辨的素质。因此，他们对于传媒有一种依赖性，他们的时空观念，道德取向和世界观等受到传媒的潜在影响。于是，电视谈话节目又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主持人不“画龙点睛”，部分观众茫然而无所依从：进行引导，作出结论，又会导致节目模式化，价值取向单一，不利于观众思辨素质的提高，也影响了谈话节目向纵深发展。最后，对于节目主持人要说两句。在电视这个特殊的沟通情境中，主持人的定位和姿态很重要。崔永元说过，“节目主持人应该是节目的灵魂。”实际上，崔永元也正扮演着“节目的灵魂”这一重要角色。在努力营造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积极参与、畅所欲言的谈话氛围方面，崔永元费尽了心思，功不可没。但是作为主持人，崔永元做得不轻松，做得很辛苦，精神负荷太重了。他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对自己过于低调，姿态过于谦卑。有人对此提出了建议：“崔永元，不要扮傻，不要‘大智若愚’，不要做全国人民的儿子，不要做信访办主任，不要做男妇女主任。”话虽然讲得有点刻薄，但细一品味，还有几分道理。如果电视谈话节目能够走出以上那些困境，逐步完善自身，那么其发展前景是广阔的。这类节目不但可以向公众展示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极富个性的观点，并以此形成思想观念的相互交流，而且可以促进公众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达成个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参考文献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樊凡、单波：《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邹广文：《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上官子木：《中美电视谈话节目的社会文化功能极其比较》，《电视研究》，1998年第11期。张静民、朱剑飞：《<实话实说>及谈话式电视新闻节目的策划》，《电视研究》，1999年第1期。杨君：《电视“关注人”的革命》，《现代传播》，1999年第1期。钟新：《美国电视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里》，《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关洪：《给至于电视台主持人“揭短”》，《大众电视》，1999年第10期。何东：《实话实说口难开》，《大众电视》，1999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