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娱乐热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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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出现在近两年的“电视娱乐热”的反思，分析了与之相关的一些文化现象，认为：电视观众喜欢有“味道”的娱乐节目；电视文化呼唤理性的批评话语；传播媒体需要健康的“娱记”队伍。

[关键词]电视娱乐热娱乐节目娱乐剧电视批评理论媒体炒作

不知这样说是否合适，出现在20世纪末的中国“电视娱乐热”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电视“湘军”——湖南卫视经视台。原因是有两个重要标志可以作证。其一是《快乐大本营》的出台。在此之前，虽有90年代初就在上海、北京等地出现的《快乐大转盘》、《黄金乐园》等游戏娱乐节目，但并未形成一种席卷全国、刺激观众的效果。然而湖南卫视台在1997年上星后推出的游戏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却在一夜之间引起轰动，随即刮起“娱乐旋风”。极少见的“两个效益”同或成功，使得全国各台上门取经者络绎不绝。据说，1998年底1999年初，全国30个省市的电视屏幕上游戏节目几乎无有“缺席”者。其二是湖南经视台在1998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更具冲击力，虽说首先迷倒的是少男少女，但成年人观众的比例也明显“超重”。说这部戏“男女老少皆宜，大江南北都喜“并不为过。到了1999年初，“娱乐热”再次升温，北方京城的有线台不甘示弱，掀起《欢乐总动员》，与《快乐大本营》同时段播出，形成南北对擂；《还珠格格》续集二度轰动，再次撩起孩子们的兴奋点；接下来《少年英雄方世玉》又亮相屏幕，牢牢锁住了一批观众……可以说，1999年游戏节目遍台开花，娱乐电视剧各频道登场，给世纪末的中国电视屏幕留下一道亮丽的风景。

伴随着新千年钟声的敲过，沉浸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和对英雄保尔的追忆中的电视观众，似乎已不知不觉地远离了不久前的“电视娱乐热”。作为普通观众，再好看的电视节目，在其眼里都会斗转星移，如过眼烟云，因为娱乐节目毕竟是一道“快餐”，观众是这种精神食粮的纯粹的“消费者”，而且经过“娱乐热”的洗礼，也成熟得多，平静得多。然而“风平浪静”是否就意味着对娱乐节目已无话可说了呢？“娱乐热”的过程是否引发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呢？笔者试就这个题目做点儿评说，正确初作为其实，谬误初引以讨论。

电视观众喜欢有“味道”的娱乐节目

——并非一个“玩”字了之

记得是在1999年初春，全国范围的“电视娱乐节目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回忆起来，这次会议的召开确是审时度势，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因为当时娱乐节目已成潮流，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如会议宗旨所言：对于这一热门现象，理论界不失时机地发出自己相对冷静的声音是非常必要的。探讨和研究这一现象，在一片热闹喧嚣之中整理出理性的思路，将有助于促进游戏节目的良性发展。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相关的理论研究者，有节目制作的决策人和操作者，不同层面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有汇合也有碰撞。会上，有两种声音给人的印象最深：一种声音以电视节目策划人为代表，满怀激情地呼唤以电视娱乐节目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到来，认为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其本质就是娱乐，娱乐节目其首要标准就是满足观众宣泄、好奇、刺激的需要，满足“过一把瘾”的感官享受，并主张雅俗分赏。另一种声音以专家、学者为代表，认为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到来，电视的大众化不可避免，娱乐节目应在电视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应该坚信电视的社会功能是不能动摇的，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游戏心态还未成熟，仍以使命感、忧患意识为重，“创造”游戏很难。因此，呼吁“大干快上”的游戏节目赶快“悬崖勒马”。应该说，这两种话语的碰撞集中体现在了对电视本体的认识上，使议题具有了更广泛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对置身于大众文化浪潮中的电视娱乐节目的操作实践，有着积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但这两种声音又相对极端，表现出的对大众文化不同的心理失态也是显而易见的：前者热情失度，未能注意到娱乐文化的本土化、国情化。比如有人提出娱乐节目就是要满足一种占有、欲望和感官刺激，“过一把瘾就死”，明确提出“电视不需要文化”。而后者冷峻有余，似乎与电视娱乐有着不小的距离。比如有的教授提出疑问：《快乐大本营》好看吗？我看既不好看，也不好笑。形成这种反差，又使人感到遗憾，如果两种声音能够融合一些，正可以从互补的意义上为基本靠“拿来主义”支撑，还未学会自己“走路”的娱乐节目有所指引，就不会使拿着笔记本来听理论声音的第一线的操作者有所失落。

时至今日，正如当初的预料，游戏节目的“旋风”已停，热潮渐息；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刮起娱乐旋风的《快乐大本营》仍热闹非凡，与之对擂的《欢乐总动员》越发红火。而那些刺激性的、搏彩性的节目倒是纷纷下马。这不难看出，对“电视快餐”大众是欢迎的，但也是挑剔的，既要对口味，又要品出味道，不然也是不客气的。这一点，北京有线台《欢乐总动员》的起伏经历，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

1999年1月2日，《欢乐总动员》在一片“欢乐总宣传”的气氛中登场亮相，男主持红发冲冠，帅呆酷毙，女主持异装奇服，新潮一族，且男女主持手舞足蹈，全力动员，“欢乐”无比。然而观众中除了喜欢热闹的中小学生看着好玩，大多数都被这种“新奇”刺激得大倒胃口。记得报刊上有观众辛辣地嘲讽，不如将《欢乐总动员》改为“染发总动员”。可以说，《欢乐总动员》刚刚出台时的确不够成熟，定位明显有偏差，尤其是看重了形式的包装而轻视了节目的内涵。但是非常可贵的是这个节目在观众的指责、批评中十分冷静，并很快汲取教训，调整思路，找准定位，使节目很快改变形象，吸引了观众。而且常变常新，收视居上。笔者认为，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外部包装的改变，而是增强了节目的文化含量，提高了品位，才使观众有了可品的味道。比如：推出的游戏栏目“黄金眼”可以使现场内外的观众和嘉宾一起十分投入地测试自己的观察力，既紧张又刺激；“明星学校”栏目让现场嘉宾跟“师傅”学表演，既出笑料，又可了解文艺知识；尤其是“童言无忌”的游戏，孩子们纯真坦直的语言，使人捧腹大笑，又令人欢喜爱怜，总会给人一种别样的滋味……因此，《欢乐总动员》的经历完全可以证明：制作游戏娱乐节目，并非一个“玩”字了之。

实际上能说明这一点的不仅仅是游戏节目，1998年至1999年娱乐电视剧《还珠格格》所创造的大众文化的奇迹更具说服力。虽然《还珠格格》目前还未真正获得电视批评主流话语的首肯，但是它所形成的对其他国产娱乐剧的冲击已有目共睹。正如看不惯，或并没有真正看、认真看《还珠格格》的人说，这戏真是“又吵又闹”，“鸡飞狗跳”，但相信喜欢这部戏的观众，包括那些痴迷这部戏的孩子们，都不会仅仅是被小燕子的顽皮和恶作剧所制造的“热闹”所吸引，更具吸引力的是这部戏将古代的宫廷生活与现代的平民生活相印叠，用古代题材演绎了现代爱情、亲情、友情和手足之情。这种情感的演绎贯穿在娱乐戏里，正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实际上《还珠格格》第二部得到的比前一部逊色的评价也反映了观众对第二部中小燕子闹戏多的反感，这更加说明了“玩”与“闹”并不仅仅是娱乐剧的拿手好戏。

如果再加例证，还有《天才保姆》与《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之比；《中国餐馆》与《闲人马大姐》之比。美国“洋保姆”过于疯颠，使屏幕前的观众不对胃口，更笑不开口；而中国教授家的保姆却贴近社会现实，使观众心中生喜；但《中国餐馆》却未留住中国观众，因为它让观众笑得尴尬；而“马大姐”却让观众在开心的笑声中体味了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

二、电视文化呼唤理性的批评话语

——并非一个“不屑”了之

如果说出现在世纪末的“电视娱乐热”给中国电视园地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给了中国观众一次快乐和轻松的“洗礼”，那么与之相反的是，它给中国的电视批评理论留下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尴尬与无奈。

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认为，依据便是电视批评界在这场“大众欢乐”中表现出的不够正常的状态。

其一，矜持。据笔者观察，在研讨娱乐节目的会议上，出现过一种现象：不少学者、专家、教授在发言之先，总要加上这样的“前言”：“平时很少看娱乐节目”或“不大喜欢看，但不反对娱乐……”；评价颇受欢迎的娱乐剧时，往往说：“据说很有趣，很好看，老百姓都喜欢……”令人不解的是：不贴近节目如何评价是非优劣？如何引导观众鉴赏？老百姓喜欢，为何知识分子不能喜欢？这种不肯放下“架子”“与民同乐”的清高心理，无疑会给电视研究和电视批评带来障碍。

其二，沉默。在近两年的电视娱乐热中，我们还看到了令人奇怪的现象：一边是电视观众铺天盖地的娱乐狂欢，各种传播媒体疯狂的娱乐炒作；一边却是电视批评界的默默无语。尤其是“胡编乱造”的《还珠格格》与“历史感沉重”的《雍正王朝》平起平坐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宝座，这种少见的文艺现象也未能引起评论界思考的兴趣。还有，媒体对娱乐剧的滥炒，少男少女对娱乐剧病态的痴迷……这一切都未曾得到批评界理性的引导和权威性的评析。实际上，沉默的背后是麻木，麻木中还包含着怯懦，怯懦的原因是对扑面而来的大众文化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其三，轻视。如果说电视批评界完全沉默也并不客观。1999年“娱乐热”的后期，批评界出现了较为“响亮”的声音，很有代表性的便是文艺批评家对《还珠格格》的评论——“我是不屑看这类无聊玩艺儿的，也没有这么多时间浪费给它……”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痛苦十分令人理解，但如此以感性认识、个人好恶来代替理性批评是否轻率了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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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在20世纪末出现的“娱乐热潮”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所发生的变化，“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创造和传播过程中”，使中国主流文化的权威地位有所动摇。进入90年代，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以通俗性、娱乐性、消费性为特点的大众文化开始风行，如通俗文学、流行音乐、商业电影，并以一种“独立的品格”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与此同时，作为最贴近大众的电视，无疑处在了这一时代的前沿。我们看到，从90年代初赢得万人空巷的《渴望》到诉说儿女情长的《咱爸咱妈》，再到演绎现代爱情的《牵手》，以至与观众同品平民生活酸甜苦辣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体现出新时期电视剧趋于平民化、真实化的特点。再看娱乐剧：从当年妙语连珠、嬉笑调侃的《编辑部的故事》到笑语欢声的《我爱我家》；从海派的《七十二家房客》到京味的《闲人马大姐》；从港台的《戏说乾隆》到内地与台湾合拍的《还珠格格》，一直到游戏节目欢乐成风，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电视与“大众化”越贴越近。

“二十世纪被认为是批评理论更新最快的一个世纪。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就几乎都在批评理论这个特殊的营地里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我们看到，面对大众文化浪潮扑面而来，中国的批评理论也打破了传统话语的一统天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批评格局。然而，电视批评在多彩的创作实践面前却形成了一定的落差，尤其是在近两年娱乐热潮新的冲击面前，表现出了与之不相适应的状态。应该说，“娱乐热”实际上为电视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一些新作品新现象，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值得思考的新课题。但正是由于理论界对电视娱乐化所持的种种非正常的心态，使这样一个构建电视批评新话语的机遇几乎失之交臂，使提升和发展电视理论研究层次的时机没有得到很好利用。我们看到，由于理论界的矜持和清高，大众化的娱乐节目一直和批评界保持着距离，“文以载道”的传统的文化思想无法与嬉笑怒骂的大众文化“同流合污”；由于轻视和不屑，在客观上加深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而对立的态势无疑会影响三种文化的健康发展。尤其理论界对“电视娱乐热”中出现的种种令人不解的疑问，表现出的怯懦和语塞，无疑削弱了电视批评对观众的引导，对操作层面的总结，对市场化管理的指点，以及对传播媒体的约束。例如，1998年在全国播出的《还珠格格》，收视率均创当地全年最高值，第二年续集在北京首播时收视率突破50%。该剧编导者称此剧“将影视剧艺术创作中认知、教育、审美、娱乐诸功能完美结合在一起，既有深刻的立意、优美的情境、较高的品味，又有很强的趣味性娱乐性”，可谓社会、经济效益两丰收。然而来自文化界、艺术界的批评却是相当严厉的。一种观点认为，《还珠格格》无任何文化而言，仅仅是一次巨大的商业活动；还有人认为《还珠格格》宣扬了一种“封建血缘意识”。对同一部戏，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令人迷惑不解，是非难辨。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既特殊又典型的文化现象，电视批评界一直没有发出理性的声音，没有通过对这部电视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审美分析，来对观众进行解读；更没有为大众与《还珠格格》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由此，电视批评的话语仍在传统语境中徘徊，始终未能形成新的、理性的、强有力的话语权威。除此之外，电视剧进入市场后的盲目无序，以及媒体随意炒作所造成的混乱，都与我们的电视批评理论的滞后与乏力息息相关。

可喜的是，在世纪之交的新千年，翻开崭新的广播电视理论期刊，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同程度的具有批评色彩的声音，如：《霸权与多元：新世纪电视文化随想》、《当前三种电视现象之评析》、《电视剧不应拒绝思考》、《“口语至上”批判》、《中国电视的不公平竞争与内部缺陷》……这些观点和提法也许还有待于商榷和争鸣，但这些声音是响亮的，是赋有使命感的，体现出了一种对多元化电视文化意识和机制的渴望与探索，至少给目前的电视批评理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传播媒体需要健康的“娱记”队伍

——并非一个“炒”字了之

如果说，1998年至1999年的“电视娱乐热”使观众过了一次“娱乐瘾”，那么与此同时，也让传播媒体过了一次“炒作瘾”。因为在两部《还珠格格》播放期间，报刊、图书、音像等媒体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格格热”、“小燕子热”，“制造”出一种罕见的“赵薇现象”。

自1998年年末播放《还珠格格》第一部开始，主人公“小燕子”的扮演者赵薇就成了屏幕内外的“大众偶像”。开始是其各种照片和相关的报道刊登在大大小小的报刊，不久《小燕子——女生赵薇》一书出版；接着《小燕子——赵薇》首张个人专辑推出；后来“小燕子”又成了几家商品的形象代言人……应该说，对一部受到观众尤其是孩子们喜爱的电视剧中的演员进行报道是件正常的事，也是媒体所担负的责任；同时，采用一些商业运作的方式，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无可非议。但是从后来“小燕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是是非非的“新闻”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媒体是在某些利益的驱动下，随心所欲地炒作，使有些“娱乐报道”的方式和内容超出了规范，并带来了不良的社会效果。

其一，误导。说《还珠格格》老少咸宜，但最喜爱它的还是学生们。因为主人公“小燕子”善良、美丽、开朗、乐观，充满个性魅力，其无拘无束、自由奔放、敢于反叛的特点正契合了当下中学生们课业紧张、精神压抑、个性得不到释放的心理。所以孩子们爱屋及乌，由对“小燕子”的喜爱到对扮演者赵薇的痴迷，他们收集“小燕子”的照片，收看有关“小燕子”的报道，听“小燕子”的专辑。应该说这些对孩子们还是一种较为正常、健康的满足。然而这种痴迷心态应适可而止，对剧中“小燕子”的行为的认识也应该有所引导，因为孩子们心理上不够成熟，看问题比较单纯，往往容易把虚构的世界带入生活现实。可是我们看到，有些媒体在报道上明显为这种痴迷和疯狂推波逐澜，如某报纸不负责任地将一个离家出走的学生报道为去找“小燕子”，以制造“新闻”。还有的媒体光报道赵薇违约、记者见面会迟到、演唱会“假唱”等事件，而没有报道对事件的分析，这往往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会产生迷惑和茫然。

其二，污染。在对“小燕子”的媒体炒作中，应该说最令人反感的是关于绯闻的“报道”。它不仅伤害了赵薇本人，同时也给“小燕子迷”们带来了精神和心理上的污染。就在观众收看《还珠格格》第二部时，媒体传出赵薇与男友同居的绯闻，不久，绯闻炒作又将力度加大——某电视娱乐杂志将赵薇与原来男同学的形象用电脑拼接成合影照片刊登于封面，引起爆炸性新闻，并在文内讲述了赵薇的“初恋故事”；之后，媒体又爆出二者互相攻击，将走向法庭的消息……实话说，如果说违约风波，演唱会“假唱”这类事件还具有一些新闻价值的话，那么“制造绯闻”的确无价值可言，而且“小燕子”形象极具特殊性，那就是她的影响范围基本在中小学生这个特殊天地，因此，对孩子们的“偶像”频频爆出“私生活隐秘”，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会潜移默化地使青少年观众心理受到“污染”，造成某种角色的迷乱。

其三，伤害。也许很多人会羡慕“小燕子”赵薇因《还珠格格》一举成名，风光无限，但实际上，赵薇在照人的光彩后面所受到的伤害也是最深的。作为一名刚出道的年轻演员，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赵薇初上屏幕取得成功是值得肯定、赞赏和大力宣传的，但更需要的是热情的鼓励和冷静的指点。而我们的某些媒体出于自己的目的，随心所欲地先把演员“捧”上天，溢美之词名不符实，然后又把演员“摔落”在地，进行贬损和“揭私”，这样或许媒体有了“新视点”，可以更好盈利，但对一个成长中的年轻演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此想到前不久刚刚露出头角的年轻电影演员章子怡也遭遇绯闻，不觉为媒体的道德素质水准而担忧。实际上中国的好演员并不多，培养一个好演员也不易，正如台湾一位资深导演所说：“你们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赵薇，为什么大家不多去保护她，指导她，而总是指责她，伤害她呢？”

在市场经济渗入各个领域的今天，媒体的追踪热点，商家追求经济利益已不可厚非，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同样需要强调“两个效益”，如果只追求发行量而放弃了对人的尊重，放弃了对社会良知的尊重，那将是危险的。

何满子《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光明日报》1999年8月12日

尹鸿《霸权与多元；新世纪电视文化随想》《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

解玺章《电视批评理论的滞后与缺失》《南方电视学刊》1999年第4期

士心《电视剧市场化运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1999年11月号

《北京青年报••中学时事报》1999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