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战争研究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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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战争报道是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而中国正欠缺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过专门探讨。文章认为整体战争时代是一个全民总动员的时期，国家和公众站在完全一致的立场，此时国家对新闻的控制尚不严格。局部战争时期国家与公众关系出现较大分裂，媒介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是研究者着力探讨的焦点，主要提出了主导与跟随作用两种意见。同时，这一时期政府和军队加强了对媒介的控制。哈林还在社会学意义上对战争时期媒介与舆论的互动、意见领袖的作用、记者在战争报道中的角色等问题作了探讨，并把战争纳入文化体系进行研究。

［关键词］媒介战争战争报道书报检查制公众国家军队记者主战反战

自农业革命深深介入到科技、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重大变革中以来，战争就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但是，本应成为重要研究课题的战争研究，却被排除在社会研究主流之外。在媒介研究中也是如此。尽管一战期间战争新闻的刺激，使得基于调查实验的媒介研究取得了更重大的扩展，但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思维范畴上都显得十分薄弱。现在情况有所改变。越战以后，学者的兴趣向“媒介与战争”这一研究主题转移，马岛战役（即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促使这种趋势在英国加速发展，随着海湾战争的打响，更使之成为多国学者的思索范围。

本文将分3个部分对“媒介与战争”研究进行考察。

整体战争时代的媒介

从战地职业新闻报道来看，现代战争新闻起始于克里米亚半岛战争已被普遍认同。南北战争中产生的由书报检查制度和官方许可制构成的双重系统十分重要。这个体系在后来的战争中不断得到改进。“官方许可——书报检查体系”的存在与“整体战争”的发展紧密相连。在对战争与社会的综合性研究中，“整体战争”的概念是理解现代进程的关键。

整体战争时端于法国革命的人民起义及随之产生的全民武装的观念。法国革命在战争中实现了一场空前的社会总动员，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国家全民参战的思想意识。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紧随法国模式而实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飞跃。美国南北战争对工业生产的动员则跨出了更大的一步，一战时达到其全盛期。投入此领域的人口比例是巨大的——相当于法国革命人口的20%。他们针对所需而进行了一场技术大战。这意味着，这条“内部战线”对军事胜利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不能不被看作是军事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战争需要经济上空前的统一调度，并与公民“士气”联系得空前紧密，因为公民作为这个代价昂贵的事业中的人力和政治选民资源，必须把他们动员起来为经济生产服务。公民士气也将成为敌方军事活动的打击目标，尤其是在空中力量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因此，军事指挥者必须要亲自介入到对舆论和媒体的系统管理之中。

整体战争时期，媒介与战争问题在美英出现的几个特点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控制舆论的战略得到发展，以塑造舆论的积极行动为宗旨，强调宣传更甚于书报检查制度。

其次，“内部战线”的动员还包括更重要的自愿行为——整体战争的外部文化是一种参与文化，而对整个国家的强烈情感能在相当程度上减轻政治多元化和民族感情的散淡这两个弱点，这一点在一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战争期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得到发展，它不再是最初的国家对人民的镇压而代之以合作。

二战以后，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整体战争显得不那么现实。局部战争的新时期到来了，并由朝鲜和苏伊士危机发端。尽管如此，从整体战争而来的对战争的认识，仍然延伸出一个广阔和空间。随后而至的战争在它们的前期，呈现的是二战的典型重演。来自于整体战争的文化和局部战争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战时传播的很多矛盾之处。

越战、马岛战役、海湾战争与媒体

越战标志着局部战争的转变。政治决策者们并不想为它动员全美社会。约翰逊政府确实尽了全力使这场战争免于对其他政治权利造成破坏，这在媒介与军队、媒介与国家关系上存在两个重要后果：

其一，它意味着书报检查制度并未实施。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委派的一个条件，记者必须接受一系列军事安全保护的指导。在越战中，记者第一次得到许可与军队同行而不必进行书报检查。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媒介与政府在政治上从未达成过一致，并最终两极分化。这就是说，记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在二战期间持有的态度，即以国家战争力量的一部分的立场进行政治性报道，此时则大大不同了。

多年以来形成的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公众放弃对战争的支持，媒介首当其冲要对此承担责任。这种观点在美国的政治圈内广泛传播：保守党人把媒介形容成战争中的罪人，导致了国家意志的崩溃；同时，开明人士，包括很多记者，把新闻界视为英雄，因为他们说出了政府意欲隐藏的真相。前者的观点在其他国家也很普遍。马岛战役时，很多英国军人认为，从越南战例可以看到媒体报道对军事行动存在内在的危害。电视常常被认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越战是第一次通过电视展现的战争，争论由此产生。通过电视，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到了“战争真实的恐怖”，从而对战争的继续极为反感。

然而，一些研究者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媒介几乎没怎么影响到公众观点。早在战争开始时，公众就已逐渐放弃了对战争的支持。其他一些研究者坚持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媒介是持有反战态度的，并导致政策和民意向反战方向转变。

我是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在考察1960—1965年《纽约时报》和1965—1973年3家电视网的新闻之后，我曾指出，战争初期，媒体把冷战思维等同于二战时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系统，大力支持美国卷入越战。其后，随着精英态度和大众观点的变化，及人们在撤退开始后士气的低落，媒介也更具批判性了。在我看来，电视不是反映了“战争真实的恐怖”，而只是作了相对的澄清。的确，二战中形成的对战争的浪漫主义思想在早期一直影响着人们。同时，电视更倾向于跟随而不是主导这场变化，它随着其他媒体或社会团体的转变而逐渐确立了批判性的立场。而且，大多数学者在此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广泛一致，即媒介在战争初期多持主战倾向，直到后来才跟随反战主流形成批判立场。

马岛战役也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它的某些特点使之有别于越战。一是独特的地理，它发生在地球上交通和通讯极度困难的地区。这意味着，媒介比以往更依赖军队的帮助以参与战事和传送新闻。其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规模海战，致使记者处于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第三，它历时短且获取胜利，所以在国内几乎没受到什么异议。针对战地新闻而设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得新闻在从战地发出和到达伦敦后都要经过审查。这些因素使此事件的新闻氛围在很多方面类似二战期间的情形。

作为媒介与马岛问题的重要研究者，默瑟（D.Mercer）、芒厄姆（G.Mungham）和威廉斯（K.Williams）详细描述了政府和军队的公共关系组织及其策略。他们重点讨论了战时公关活动必须平衡的重要性。一方面要求最大可能地减少信息流，以保护机密和避免潜在争端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官方宣传机构如果想左右公众观点，就必须具有可信度，这需要提供大量合理而准确的信息。即使是在马岛战役这样特殊的事件中，英国政府也不能垄断信息，而不得不经常参照由阿根廷或华盛顿发出的消息。在战争中，宣传既构成对政府的威胁，同时又是一个必要的政治工具，把握好这对矛盾是相当困难的。

总之，对此次战争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来自战地的信息流总是被很多因素所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军队和官方宣传部门的谨慎。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是海战环境和技术问题，如地理环境、舰队的紧急出动和媒体报道的后勤缺乏计划等原因。

其次，国防部的公关政策在很多方面不协调，导致同新闻界关系紧张，有时战地指挥官和伦敦政府会在控制媒体和发送特殊信息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埋怨。

第三，有特派组跟随的记者，尽管常常恼怒这种工作条件，但往往逐渐认同了他们所面临的军队人事安排，尤其当他们与岸上的陆军相处时还会对他们大加赞誉。

第四，媒介的新闻报道对英国的这次军事行动褒誉有加。无论是极端沙文主义的大众新闻界，还是略具分裂倾向的印刷媒介和电视都进行了支持性的报道。

许多研究者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例：英国死难者的相片从来不曾在英国新闻媒介上出现过。新闻界所反映的战争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被高度净化了。这种情况似乎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如缺乏传送设备、参与战事的摄影记者很少，导致整个战争时期仅有202张相片从战地发回。或许国防部扣下了一些可能会引发事端的相片，但记者团也显然未能成功地传送部分遇难者相片，而编辑往往不去使用那些相片。

研究者更多地关注那些有特派组陪同的记者，却对国内的编辑甚少注意。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战地的记者反而没有在家里的编辑起到更关键的作用——这真是一个讽刺。

波斯湾战争延续了从马岛之战开始的一个策略，即对媒体的紧密控制。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建立并第一次实施了战地书报审查制度，并专门设置了一套系统用以控制记者的行动和去往战场的自由。同马岛战役一样，这场战争自身的特性也阻碍了媒体深入战争，同时加强了军队对信息的控制。战斗大多在空中进行，这意味着，虽然军事布置和发动空袭都是从基地和舰船上发动的，但除了亲身在伊拉克的记者有机会目睹战后余殃外，其余的人仅能通过二手资料进行转述报道。地面战展开后，军队对新闻的控制弱化了，很多记者自己单方面行动，致使控制系统趋于瓦解。然而，对于记者反控制的蚕食行为来说，地面战过短过快就以胜利告终，以至于来不及等到战争新闻的态度改变就结束了。海湾战争又是第一场通过全球电视进行现场报道的战争。因而大多有关它的论著都囊括了军队控制和全球实况电视报道这两个方面。在军队控制方面，菲亚尔卡（J.Fialka）提出了报道战争时记者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其中重点论述的是军队对记者进入前线部队所采取的控制。他认为这种控制在对报道的影响上远大于书报检查制，而且还描绘了这样一个景象：“记者们坐在高级宾馆的豪华房间里最好的位置上，或从设在五角大楼东环广播室里那灰色的金属椅子里观看这场战争。”

另一方面，海湾战争显然是一场国际战争，它发生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新闻环境中。这意味着新闻机构的国家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了。由于能从国家和国际的多重渠道获知新闻，这场战争拥有了全球的观众。不少学者已把海湾战争的全球性作为研究的焦点，而有些学者在对多国的电视新闻进行比较后发现，全球化并未使媒介超越国界而实现报道中的统一口径。

总之，研究发现，海湾战争报道与马岛战役一样，被官方的意见和要求过滤、净化和牢牢控制，对军事行动是大大有利的。海湾战争反应出的“媒介——军队”关系往何处去的问题——当然是老调重弹——仍是模棱两可。早期的一些文章曾认为，它标志着进入了一个对战争报道的高度军管时代。这个说法太简单，甚至准确地讲，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因为往往到了战争尾声阶段，军队对媒介的态度就似乎变了，转而与二战时期相似，把媒介当成了战争力量的有效组成部分。这时，军队的公关政策仿佛又达到了一个不需猜忌和拘束的积极时期，它成为这一个阶段战争的一个特征。

[page_break]媒介与战争研究的重要领域

对媒介与战争的研究总是由于涉及舆论的影响而进入一个更大的领域，尤其是媒介在激发或消解公众的支持立场上所产生的影响。

对战争和公众意见最广泛的引证工作可能是由米勒（Mueller）作出的，他考察了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公众的主战倾向。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初期支持战争而后逐渐降温。米勒认为，这种降温根本上来自人们对日益增多的美方伤亡人数的反应。米勒并未直接论及媒介角色，只是从零散的证据中观察到电视似乎是增强了而非削弱了人们对战争的支持，因而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类似的下滑模式与电视促使人们反战的观点互相抵触。但是，把支持率下滑解释为是累计死伤数造成的，恐怕并不足以令人满意。伤亡在随时间推移而增长，其他很多事情也一样。米勒却没有提及那些可能会改变舆论的其他因素，如意见领袖的作用、部队撤退的消息或公众对胜算的揣度等。他总结时指出，反战抗议示威并未造成支持率下滑，甚至产生了反效果，因为往往有些反战的人对反战抗议示威并无好感。

米勒提出了一个“集结效果”（rallyeffect）的概念。其内涵是指公众在集会中支持政治领导层介入国际危机的立场，它常常极违背公众对已有的政策成败所应有的反应态度。因此肯尼迪的声望战胜了后来的入侵猪湾的危机，尽管他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失误。布罗迪（R.A.Brody）和夏皮罗（C.R.Shapiro）以一种意见领袖的回应重新解释了这一概念：当意见领袖联合起来时，就会形成团结的群体，他们一致支持总统或削弱公开谴责的声音。意见领袖的这种行为使新闻报道极利于总统，而公众意见也会受到这个信息环境的影响。布罗迪把此模式试用于海湾战争，发现在战争早期，即从1998年8月至10月，媒介反映出的领袖意见导致民众观点明显向总统倾斜。

扎勒（J.R.Zaller）提出了有关观念形成的理论，基本上侧重于研究意见领袖和媒介在传播他们的观点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很多公众都是由于受到他们所信赖的意见领袖的影响而形成观点的。媒介在其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告诉公众意见领袖所持的是什么立场。因此，媒介对公众形成战争观点到底产生多大影响，这有赖于意见领袖是否团结。以越战为例，扎勒的研究显示，在其早期和晚期，媒体的曝光效果不同。早期，他们总的来说比较团结，媒介则形成一股“主流影响”；那些最常在媒体上曝光的人几乎一致对战争持支持态度。后期，以1968年为标志，媒介的曝光观点开始走向两极：保守主义者支持而自由主义者反对这场战争。在海湾危机中，扎勒概括了媒介的主流观点（即支持，例如在派兵去沙特阿拉伯的问题上）和分歧观点（即反对，例如在是否应该提前开战的问题上）。在他的模式里，媒介虽重要却也只是一个供协调的变量，在它的新闻含量中包含了更多的党派性，它对战争的态度就同对其他政治事件一样。

媒介与公众之间的影响是互动的。很多学者同时考查了海湾战争时期公众对媒介的态度，普遍显示出公众对媒介极高的满意程度，并表示出对书报检查制和报道伊拉克问题的支持以及对反战示威的敌视。不过也有资料显示，有相当数量的公众认为，在某些时期电视和报纸（尤其是小报）“过誉战争”了。

在“战争与舆论”问题之后，得到人们关注的是媒介社会学，它涉及媒介与战争的研究从何而来，有关媒介功能与结构的问题及媒介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要说明美英在海湾战争报道中的强大主战势力，以下因素可能需要研究：

1.以书报检查制、通道控制、信息控制或施加压力来实现国家权力；

2.意见领袖可能会设置争论的主题或成为提供信息者；

3.记者的倾向和文化层次；

4.新闻业的操作规范；

5.媒体的经济压力，包括行业竞争和广告收益；

6.主管部门或业主；

7.舆论，前面我们曾把它看作一个“寻求依赖的变量”，但它对新闻生产可能有自身的影响，甚至影响战地新闻士气报道的基调。

显然，所有这些在对新闻内容进行考察时成了某种延伸。但大多研究只讨论一二，几乎无人试着从一个更宽的思路上思考问题，而这正是最重要的。例如，讨论海湾战争时期军队控制的重要性时，一些人称许这些控制行为果断地控制了新闻内容，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由于国内意见领袖态度统一或新闻机构内部的过滤机制的作用，才使军队控制最终没有受到异议。又如，一些研究发现，即使是在战事有利时期，编辑和电视制作人也不愿使用附图的战争报道和照片。编辑的选择必须同受众、广告商、军事部门、人事机构及文化规范紧密相连。

记者和编辑们可不一样，尽管有一大堆条例、规则，他们还是在报道过程中多多少少加入了个人意志。

在莫里森（D.E.Morrison）和图伯（H.Tumber，1988）的一项关于战地通信情况研究中，他们发现，马岛战役中记者和军队之所以产生紧张关系，一方面由于在使用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采用信息上产生的矛盾，另一方面则由于文化差异。后者中的政治倾向因素并不重要，主要的是来自记者职业竞争中的个人主义和军队里的等级制度、集体主义之间的反差。他们还发现另一种显著现象，即无论记者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都要与他们所处的部队相认同，分担危险，并希望被军队接受，掌握他们的思考方式——简而言之，更多的是以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报道战争。

同样，我对新闻操作中的3种不同规范进行了划分，即意见一致、合法论争和越轨行为3种情形。多数媒介社会学研究关注合法论争的情况，以显示媒介职业规范中的协调作用和“客观性”的普遍原则。但我看到，在战争及局部战争时期，另一种情形也会出现，记者们有时跨越了而有时则是极不情愿地配合着政治性报道的规范路线。他们不希望站在一边当个旁观者；而不顾一致规范的反复重申，积极地参与战争。

于是，莫里森和图伯就看到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战地的记者都面临着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一个记者真正的角色是应做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爱国者呢？利布斯（T.Liebes，1992）注意到美国和以色列战争新闻中表现的爱国主义。当记者们在报道“他们自己”的战争或其他国家的战争时，就会按报道习惯突出显示出差异。例如，显示出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我们”这边而不是“他们”那边的态度倾向。研究马岛战役的文章很多都描述了这样的论争：BBC是否具备充分的爱国主义，是否执行了适当的协调行为。它的理事会主席说，要在我们国家和侵略者之间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同时他也强调应该保持行业独立以维护自己的国内和国际名声。

另一个引发大量分析文章的事件，是从海湾战争开始的新闻迈向实况电视报道的巨大变迁，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这种形势对新闻这一行业意味着什么。卡茨（E.Katz，1992）认为，向实况报道的变迁意味着“新闻业的完结”。因为它给记者带来很多麻烦，如收集背景资料、深入思考并解释他们和观众都看到了什么。他们拥有“正在进行”所产生的威望，当他们戴上无形的面具或拒绝接收时，他们就将作为电视“剧本”中的重要角色进行“表演”；但他们除了那些观众能听见能看见的东西外，又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则成了多余的。当他们报道电视会议新闻时，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实际上，军队官员此时已接管了报道新闻的功能。

媒介与战争研究中最大的弱点之一，是缺少把战争本质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来研究。也就是说，把战争作为重要的社会活动来分析，并把战争在媒介中的反映与社会意识的广泛构成联系起来。

把战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综合性论述既不够广泛又不能使之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对此领域的研究，尤其需要接受来自于对战争虚构反映的研究（往往在文学理论领域发展）和对媒介与战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那些积极有益的东西的影响。

在过去的几年里，大致从海湾战争开始，一些学者已经逐步把一种文化研究手段应用到媒介与战争的研究之中，并为未来的探索展开了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吉特林（T.Gitlin，1980）和我把战争理解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形式，认为，战争不同于其他政治事件，不但因为它极大地激发了文学想象，而且因为在战争时期，普通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这一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在平时，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们生活在危机时刻，也面临着机遇——无论是士兵还是后方民众，都可能成为媒介的战争故事中的英雄。大众及大众媒介根本不把战争看作是一个政治上的策略，而看作是个体和国家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这种文化表达具有两个根本内涵：首先，人们对待战争，是把它作为个人和国家在显示优势、专业化、力量（即战胜敌人和完成任务的能力）上展开的一场竞争；第二，战争被看作是一个团结的仪式、一个平时见不到的社会大团结的庆典。根据吉特林和我的看法，战争的文化阐释根植于把战争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的观念，而不需要政府和媒介宣传机构的东拼西凑。

泰勒（J.Taylor，1991）的研究中有关个体英雄和爱国主义表现的平民研究尤为重要。他把战时普通市民高尚的表现戏剧化为象征爱国主义的群塑。国家主义论著认为，它具有一个光荣显著的地位，而新闻报道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英美传统中，新闻报道倡导平民化风格，通过把前线士兵和国内民众的感情牢牢维系在一起，并把战争描绘成普通人的活动，从而使民众感觉自己就是战争力量的一部分。泰勒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新闻界的报道多把家庭生活的形象彻底理想化了。家庭生活形象的描述，既有利于战争在感情上更贴近大众，又有利于把国家设计成一个家庭形象以利用关切的情感去支持战争。

另外，把一些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的方法运用于新的战争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开始，女权主义文章在告诉人们战争的文化分析该是什么样子上提供了一个特别值得借鉴的样本。

结语

为推动媒介与战争研究，我在结尾提出几点综合性的建议，有的可能在上文已提及过。

1.应对本领域进行更完整的综合，对媒介与战争的研究方法的种类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介绍，因为它们往往是孤立的。

2.媒介与战争研究应与社会理论中更广泛的问题接轨：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公众结构的形成中，战时传播扮演了哪些角色，包括新闻界的政治角色和对文化的广泛触及（包括公民观念、国家团结和性别问题等）。

3.对历史背景给予更多关注，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能超越媒介对具体战争的时事批评报道，而把研究目标更充分地指向社会理论问题。

4.在此领域达到思维深度的另一个方法，是介绍更多的比较研究结果。这一点并不是说，要对不同国家的战争报道进行简单的描绘性考察；而是要看到不同社会所具有的总体特征在战争报道中表现出的差异，包括：他们的政治结构，他们新闻业的传统和结构，他们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他们的政治文化状况和他们在战争方面的历史经验。

5.有一个明显的需要研究的课题，就是对冷战后国际军事行动的新方式的研究。国际维和行动，由多国指挥，极少表现出早期战争中的国家主义文化和出现一个“仇敌”。这种情况可能会为媒体新闻和观念结构的产生提供重要的并且是全新的动力。

参考书目：

Mercer,D.,Mungham,G.andWilliams,K.(1987)TheFogofWar:theMediaontheBattlefield,London:Heinemann.

Mueller,J.E.(1973)War,PresidentsandPublicOpinion,NewYork:Wiley.

Zaller,J.E.(1992)TheNatureandOriginsofMassOpin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Morrison,D.E.andTumber,H.(1988)JournalistsatWar:theDynamicsofNewsReportingDuringtheFalklandsConflict,London:Sage.

Fitilin,T.(1980)TheWholeWorldisWatching:TheMassMediainthemakingandunmakingoftheNewLeft,Berkel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Taylor,J.(1991)WarPhotography:RealisminthePress,London: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