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消费主义传媒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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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文化艺术界的世俗化转型中，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日益与中国文化中世俗化东西互渗，而成为中国90年代特有的文化景观。文学界出现的调侃文学、后新潮小说已然成为消解中心话语以后的新中心；影视文化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就出现了"传媒拜物教"。当代传媒以跨国资本的方式形成全球性的消费意识，其文化霸权话语渐渐进入国家民族的神经之中。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主体之间将个体差异性推到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使当代传媒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话语权力形式。

一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世纪思想史上一流的思想家，大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是对大众媒体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必要的洞悉。就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等关系而言，可以说从西美尔、梅洛-庞蒂以来，有很多思想家对其加以关注。尤其是当代思想家布迪尔对"身体"视域的深度分析，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关注世界人生的新路径。如他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做出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进行阐释，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加以描述，并在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论述，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它资本是一种"刚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更值得深加关注。

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基本学术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是不行的，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的多重复杂关系，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一，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生命"变成了一个本体论的重要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科和拉康哲学，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这些文化元素对他而言并非没有意义，但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它们，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地对抗它们，因为它是人类文化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现代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传统式的内在和谐，而进入一种"自我"本质的重新定位。人具有自己的"处身性"，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

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完整的整体美的关键。因为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面部结构不可能脱离精神，因为它就是精神的直观表现。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容是精神的体现，也是个性的象征，它与躯体有着明显的区别。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的表现域，也是艺术最具有审美特性的地方。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却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尽管它也可以通过动作和造型来表达情感，如手的造型等，但仍然是不足以与面部相比拟的。因为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的本质的差异。

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也许，这一切早被西美尔在世纪之初就言中了。

"身体距离"在现代人中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的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的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作出切实的判断。"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力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力，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合谐音。

二，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现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PierreBourdieu）的工作平台。

"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和塑型，恰好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和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正好成了当今"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

应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错位，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精神游戏性，成为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中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因而，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这样，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他者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话题。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的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画出来。但是，具体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并真正有独到见解的当数布希亚德、斯克莱尔、德里克等当代学者。

[page_break]二全球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就现代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症结。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就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90年代文化研究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使90年代的人比80年代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

一，超真实的符号生产和媒体谎言。

法国思想家布希亚德（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布希亚德声称，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后现代的类象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在人类进入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面对信息的无休无止的狂轰滥炸，面对各种意图使人们去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持续不断的鼓动和教唆，大众逐渐滋生一种对立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意义、信息和教唆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此消失了，各个阶级、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

当然，就积极意义而言，传媒在促进人们彼此间的信息交流方面，提供了快捷多样的形式。我以为，拒绝传媒是愚蠢的，然而又必须看到，大众传播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又在不断地造成信息发出、传递、接受三维间的"中断"。传媒"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跟着影视的诱导和广告的诱惑去确立自身的行为方式，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间的交谈。大众传播的播出的单向度属性，是一种"无回应"缺乏反馈的话语输出，但是其自由选择模式掩盖了这种"无回应话语"的不平等话语权力实质。同时，媒体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当今世界通过镜头组接以后的弥天大谎层出不穷，电脑特技制造的真实的谎言或虚假的真实比比皆是。于是，媒体不断地造成各种"热点"和"事端"，媒体成为当代价值的命名者和人生指南--在制造虚假和谎言的同时，不断地塞给人们虚假的幸福感和存在感。人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是，媒体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超文本"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数码复制"的世界。这种复制和再复制使得世界走向我们时变得主观而疏离，尤其是在多媒体电脑加工的文化品，更日益成为成为沟通中的"绝缘体"。传媒在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

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习俗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象化"有家庭化，导致了传媒的全球化倾向。从此，"超美学"成为后现代时代的审美原则，即美学已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导致艺术判断的丧失和艺术市场标准的丧失--漫天要价使得价格不再代表作品的相对价值，而只是表现了一种"价值的疯狂"。

在我看来，布希亚德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进入到后现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

二，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

莱斯理·斯克莱尔在近来发表的《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广告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正面行为。

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与研究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相关。这一研究是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的。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在每日出版和定期出版的媒体、电台、电视以及露天宣传栏广告之间也有些差异，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数都是与消费相关的，而无关于生产。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美国或者西方对文化的控制是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主要有几种层面。即认为通常被当作是"美国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只是一种高级的专业活动；认为它在不同的国家有非常不同的发展过程，在国家间模式的差异要比全球的模式要更重要；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和媒体力量，它抵消了美国的文化商品的外部影响；认为美国的媒体既可以阻碍国家的独立也可以促进国家的独立。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身的同义语。这样，资本主义的重构，就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化，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正是它的基本逻辑。但是把文化媒体帝国主义与美国甚或美帝国主义等同起来，是一种神秘化误区，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美国的影响能被屏蔽，那么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就会终结。这些看法无非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对全球传媒运作和控制，在当代具有了文化的形式。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

全球资本主义化中的跨国媒体问题，说明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已经迅速扩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即民族主义／大众特色这一极来定义。以通讯自身来定义它们（如规模、技术、政治）是偏颇的，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很少能战胜大众媒体。它们的真实意义是：找到传媒的"反霸权空间"。在世界各地，一直都有少数人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但是只是在最近，消费主义才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在我看来，这样提出问题，已经不再是对消费主义本身的直接抨击，而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上文所述的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抗议。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就是呼唤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page_break]三，全球话语中的传播网络。

阿里夫·德里克《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中强调：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就其社会和生态后果来说，技术理性似乎也并不那么合理，哪怕技术理性和人类福祗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因此，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具有显著的特征。首先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其次，联系这个网络的媒介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再次，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分散化过程；最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离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进入"多元文化主义"时期。

在《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中，德里克进一步指出，后殖民的抱负在于实现文化话语的真正全球化，其策略在于：把中心地带的欧美文化批评的那些问题和思想取向扩展到全球范围；把以往处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边缘的声音和主体性引进到欧美文化批评中来，使其能够在中心听到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后殖民的宗旨是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是殖民（主义）思维方式之遗产的"二元主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揭示出各个社会复杂的异质性和偶然性。如果说后殖民话语的语言标志着它的意识形态取向，杂交性所产生的矛盾则表现为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学术体制内的定位，不管后殖民知识分子如何强调定位的杂交性和可置换性，不同的位置在权力结构中并非全都处于平等地位。在后殖民话语中，当前的全球状态仅仅表现为第三世界出身的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认识论策略，即按照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来构造世界。而在这种新的权力关系中，利用当代传媒应当说是后殖民知识分子扩展自己的话语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理解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象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困扰思想者的当代前沿学术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中"自我处身性"问题。对此，应该承认："高度现代化下的自我并非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在广大的安全领域中，它是有时以微妙，有时以赤裸裸的激荡方式与泛化的焦虑交织在一起的那种经验。躁动、预期和失望的情感，可能会与对一定形式的社会和技术机构的可靠性信任一起，混在个体的经验中"。可以说，自我、身体、感觉、私人性等当今热门话题，与全球化中的后现代传媒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就是其结果或表征。这无疑使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细心清理。

三多元价值的媒体神话反省

思想者的传媒剖析，为我们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有可能从文化的表层进入一种有深度意义的发掘之中。停留在传媒批判的"世界一体化"和"欲望膨胀化"分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层分析传媒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内在关系，分析当代传媒在消解理想而张扬消费主义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并进而剥离大众传媒在消解政治、文化神话的同时所塑形的金钱神话的实质，使人生意义失落的真相显现出来。

后现代性信息社会，具有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所不具有的一些特点：价值的多元相对化，传媒的消费性和隐性霸权，时尚趣味的游离不定，别出心裁的自我表演，影视无节制的集体偷窥欲望，爆炒社会和文艺明星花边新闻，时髦效应主导社会价值的取向，无节制的集体模仿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日益明显并失范，而且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趋势。

现代传媒的权力集中体现在影视和广告等具体形式上。现代生活离不开广告，以至于美国一个16岁的儿童已经受到过10万条广告的冲击。然而，对广告的负面效应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影视广告在制造消费神话的同时，使生活的目的成为当下的消费性满足，一切未能被消费的东西都将成为不重要的。在这种意识灌输下，金钱世界作为世俗真理成为今日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形式，一切不能成为金钱的东西对当代人都不具有当下的意义。在大众传媒的诱导中，文化批评成为过时的激进话语，文化景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文化明星成为不断换代的景观，传媒在"语言垃圾"的再生产中不断使文化重量转化成时尚消费的屡屡记忆。现代某些传媒广告在许诺人世间温情时又显示出冷漠的钱权交易性。这种表面热闹的画面其本质是将虚设和冷漠作为其性格特征，其外热内冷的冷漠性表征出现代社会意识话语的冷漠性，并以其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反差显示了空隙的界限。这表明意识话语同真实历史的冲突关系，从而以自我揭露的方式不断消解，据此揭开了传媒本身所固有的欺骗性，当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传媒而上升为大众的中心意识时，社会的失序就不可避免。

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它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由传媒所代表文艺"类象"表明，当代文化以自我"身体"暴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从而使当代传媒性格更为乖张而漂浮。消费性的传媒文化使得雅俗文化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这一根本性界限曾确保了知识分子在注释典籍性文本方面的优势地位。然而这一根本性的失落导致了人文知识分子身份危机，于是有人在剧烈转型的权力话语中，构想出一个新的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后现代时代，使自己既能在日益科技化的学科体系中保留其角色地位，又可以通过大众传媒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当代大众指南的身份符码。

知识分子喜好抽象地使用"大众"一词，从而证明自己理论具有某种实践性意义。在"大众"这一巨型网络中获得了自己的支持者，而知识分子则只是在抽象意义上同大众具有相关性。这样，在后现代知识分子张扬的传媒时代的消费浪潮中，经济对个体的压力日益增长，人们深深感到自己在国际财富论坛上的"无声"处境，只好日益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身体，而对"未来希望"之类的东西将信将疑。流行文化反过来强调了这种现世生活的世俗合法性：在这个张扬形式而压缩内容、热衷能指而消解所指（意义）的时代，一切误导都迅速地通过传媒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这种文化生产的链条不同于往昔，它已由局部范围的方式变为全球文化的扩张，这种芜杂的信息和资讯传播的全球渗透，使电视成为有效的社会控制。因此，在今天，有必要更进一层认识到大众传媒的新意识形态属性，使人们重新禀有批判意识和自由意识，并更深一层地透过消费主义和玩世主义而发现真正有价值的生命理想和价值关怀。

新世纪到来之际，人们前所未有地面临视屏取代书本"无纸工业时代"的迅速到来。在文字逐渐为镜头画面取代，在阅读逐渐为凝视电视所转换的今天，人已不可能逃离画面对从独特的角度去看和听，并透过表面看到深层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人只有一种看的方式，那就是电视镜头提供给你看的方式，而且，这种看的方式是编排定的甚至不掺杂情感的。这个信息迭加的时代，电脑多媒体、电视机、报刊杂志将成千上万的信息强制地塞入每个大脑。现代传媒的包装术，在明星的私生活、文稿拍卖与竞价的新闻镜头、作品发行之前的"炒新闻"的策略，甚至笔墨官司直到法庭裁决等，更是有意制造"热点"，刺激新的偶像"炒卖点"。于是，人们在这个过度曝光的世界和目不暇接的明星图像晕眩中，逐渐丧失价值判断力和自身的身份感。

后现代时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已经制造出一种新的感性消费形式，人们不得不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形成"新的习性"。于是，全球化语境中，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人类存在感和电脑时空感，成为大众传媒时代对当代人塑形的必然结果。对此，我只能说，经过消费时代的人类本性拓展，将成为新世纪思想者思考的重要问题。

[page_break]四公共空间中的当代影视问题

电视传媒的负面效应正在加速意义的消解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后乌托邦已然在大众传媒的网络时代中来临。然而，面对着一系列问题的现实态度，不应是拒斥当代传媒，而应是深入探讨大众传播中文化策略问题，探讨意识话语权力和接受心态的互相制约问题，分析因传媒而加速并扩大的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后殖民主义"问题。通过这一可行性方式，也许我们能够清醒而健康地直面"意义"进行对话，实现真正的多元多维的心性交流。

一，后乌托邦时代的当代电影。

面对中国电影的市场化、技术化和国际化，以及有人称为的后殖民化，学术界对近十几年的电影文化景观的万花筒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电影究竟是精英艺术，还是大众化和大众性商品？是现代文化工业生产，还是后现代当下欲望复制？是主旋律意识形态的宣传体，还是当代个体身体欲望的展示？甚至是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被看"？这不仅意味着电影中心意义的消散，同时意味着政治意识形态向消费意识形态的转化中，已经没有一种共识性的看法能够被人们广泛接受，没有一种价值观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后乌托邦时代的平面化场景，在电影这一文化前沿，不断变幻着"旗帜"。

在这种持续性的文化震荡中，电影文化审美谱系事实上已经分裂。这一状况导致了学界长期的争论。肖鹰认为：文化工业的时代是大众传媒的时代--机械复制时代。第五代电影的处女作《一个和八个》和成名作《黄土地》（导演，陈凯歌）的开拓工作是把电影叙事性降到最低限度，而把它的造型性（摄影）强调到极点。当西方人在定点拍摄和雕塑效果的镜头中看红色中国的风俗画，中国人确遭遇了几乎凝滞的节奏中所传递的难以承受的暴力与性欲冲动的持久震慑。对原作故事场景的极端简化和挪位，只是为了强化背景的符号价值--背景完全寓意化。与此相应的确是对原作的文化内涵的极度削弱。事实上，通过极限抽象把几个基本的文化元素（生命、死亡、暴力与性）符号化为压抑与反叛的意识形态化的癫狂表演，是《红高粱》导演的系列影片的全部文化寓意或动机。可以说，通过制作对于现实和情感双重的虚假性，文化工业不仅自身成为虚构和矫情的机械表演，而且把虚构和矫情确立为大众基本的生活模式和个人话语代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工业不表达感情，但是，它激发欲望。

这一看法，从时代文化批评的层面对当代电影的市场化和技术化加以审视，对电影的文化编码的内在机制加以揭示，以敞开电影革命--从情节到造型、从故事叙事到视觉符号、从中国视界到西方世界。这种审视无疑是严格的甚至有些苛刻，但是，其中充盈的人文情绪已然反映出论者的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批判立场。

而另一位研究者的客观中性研究立场，使得其描述具有了某种历史纵深感。而且正由于具有了这种新历史视野，又使其能够在电影固有秩序的拆解中，看到论者对大众话语权力结构和商业文化逻辑的重新解读的眼光。尹鸿认为：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执政集团通过机制修复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化，加固了政治的一体化体系；另一方面已经形成惯性运作的经济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又使市场经济逻辑渗透和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处在政治/工业/艺术/意识形态/商品/美学这样"一仆三主"的境遇中，面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双重诱惑和挤压，90年代中国影视创作在徘徊中突围、在泥泞中挣扎、在希望中生长。这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是新民俗片的大量出现，但并不是民俗的纪录，而是一种经过浪漫改造的民俗奇观。这种类型为中国的影视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俗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有效手段，同时寻求到了获得国际舆论、跨国资本支撑并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可能性。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造型，京剧、皮影、婚丧嫁娶、红卫兵造反的场面，与乱伦、偷情、窥视等相联系的罪与罚的故事。

两位论者的分析精彩而重要。然而，在此基础上我想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电影在90年代在寻找自己的电影本体性的同时，所形成新的文化体验方式会采取同过去电影史的"中断"或"告别"的方式？为什么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频频出现这类乡土影视片--新民俗片？为什么在导演的文化策略中，往往要将这类展示乱伦偷情、落后文化的东方主义景观去赢得西方人的赏识？为什么中国有实力的导演总是不在乎城市电影（夏钢是一个例外），而总是要到山野荒谷中去寻求蛮荒暴力的灵感，并以在西方影坛获奖作为自己创作的巨型想象和基本出发点?

我以为，这种告别过去的"文化选择"的定位在于两方面问题：其一，以西方的制造"看"与"被看"的原则为基本方略，对中国风情的东方主义再塑形是为了西方主义的文化审看要求，从而使西方在"高势位"俯瞰东方的同时，获得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体认。其二，中国文化的当代转型的复杂，使得影视表现当代城市人生活的本质场景变得相对困难，而且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市民文化的双重要求所构成的张力中，要成功地既获得主流话语的认同，又占有市场份额，甚至能打出国门，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事。因此，要么拍成主旋律影片可以稳稳拿奖；要么玩一把城市娱乐片，在打闹中获得票房价值；要么专拍生活情趣片（如《渴望》《爱你没商量》《皇城根》《京都纪事》《大撒把》《永失我爱》《离婚了就别来找我》等），让人一掬同情之泪，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要么打擦边球，弄探索片、思考片、实验片等等，走向先锋的崎岖之路。

当代中国影视的多元走向，除了创作人员的审美趣味、文化背景、拍摄意向、价值标准、成果设定等存在多种差异以外，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当代中国怎么看的问题，这是制约其选择背后的东西，值得进一步申说。

事实上，在中国90年代日益现代甚至类后现代的生活场景中，当代导演在跨国资本的大面积介入中，产生了文化眩惑和价值失重。这一根本性的症候，使一种文化落差的中国电影话语的"低势位"，急于找到当代西方电影高势位文化语境，从而达到文化心理的平衡。于是"走向世界"在文人纷纷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又纷纷落马之时，电影却频频获奖，并使西方得以直观地看东方文化的神秘和晦暗。这种电影的高势位的获得，是以"中国形象"的原始落后的"被看"为代价的。难怪，海外华人对张艺谋、陈凯歌的获奖不仅毫无喜色，而且啧有怨言甚至冷漠以对，就不难理解其中三昧了。

就社会文化需要和再生产机制的深层原因看，现代城市人的生活并非一般冷面谐剧处理以逗人发笑就可以了结的（当代城市喜剧电影，大多走的这条腻味的路子）。相反，夏钢的几部城市电影的深邃性，使我感到他对变幻莫测的城市"季风"的独到美学思考和生命关怀，只是因商业层面的考虑而厚度稍欠。

在我看来，现代城市生活最能呈现当代人的精神内核，是电影挖掘的重要的"场域"。现代城市最深刻的问题根源在于，个体要求保持其存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疏理社会历史习惯的制约、生命的外在文化和技术的干预，葆有无可改变的人最为内在的存在依据。因此，人与他人、个性自由与个性发展的外部条件的无尽冲突，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双向扭曲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的根本性话题。抓住这一点，发掘当代人精神症候，将使西方人重新认识21世纪的"中国人的精神"。

因此，中国电影放弃了城市电影，或仅仅图式化地理解城市电影，或以几个笑星作为城市人的代表，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在中国的历史巨变中，注重人的心灵巨大的痛苦迷惘和城市本质，使得中国电影在文化景观上与西方有真正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城市人的生存焦虑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大都市这一独特的喧嚣语境，使人遭遇到时间的迅速变化和空间的相对缩小，每一个人都重要同时又都不重要，从而真切感觉到"生存的焦虑"。在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各种世界一体化的意象与意象碎片纷至沓来，瞬息万变出人意表。现代生活、经济社会、职业工作的节奏快机会多危机大，人逐渐在迅速汰变的社会现象中隐藏起自己最灵动最敏感的部分，自我与他人心灵保持并加大"距离"，而变得逐渐孤寂灰暗起来。

"金钱"成为都市人"商品拜物教"中的主角，刺激并生产出无边的欲求，出现了以"金钱"与"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作为唯一尺度去划定交往价值的新现象。这种分割程式化生活方式，形成城市中最无个性的面孔。因而，"金钱"与"时间"在对生活强制性约束中，造成人在快速生活中的迟钝，在日常忙碌中的傲慢，在优裕享受中的粗暴，在狂热追求当中的冷漠。金钱使社会出现虚假的平等，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获得表面公平，甚至成为人们生存意义空间的最后裁定者。以金钱为其生命的润滑剂形成恶性循环--赚更多的钱成为"都市欲望"唯一目的，并使城市人的精神价值观从"人伦关系"转向"契约关系"，于是，冷漠成为了都市病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纪病"。

我以为，对这一当代都市镜像的全方位捕捉是充满挑战性的，也是对走出"新风俗片"的风情杜撰的导演们来说，必得迈出的一步。

二，身体话语与媒体暴力。

就传媒的文化场效应而言，它提供关注身体的舒适，保持自我与他者的心灵和身体的双重距离，使身体像梦一样地在转型性断裂的社会"软着陆"的条件。换言之，现代传媒和娱乐机制提供了一套如做戏一般脱离自身生存的"场"，而使人投身于重金属摇滚中，投身于卡拉OK的无情的抒情中，投身于体育运动看台上的山呼海啸的狂热和暴力斗殴中，投身于股市风波那理智丧失和欲望的无限膨胀中。"身体"已然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自恋话题。90年代由于社会的进一步世俗化和市民化，"身体"的私人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当"灵魂"成为可疑可笑之时，"身体"就直接成为现代化权力持续不断加工和消费的对象。私人化"身体"不再成为政治解放的现实场所，而是成为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

在对私人空间或身体欲望重视的同时，同样有个"度"的问题，丧失了这个"度"，就会从有效的意义逆转成为丧失了合法性的无意义行为。自我的身体性是存在的真正行为主体和意义主体。关于身体欲望话语，当代影视无疑是有新的开拓的，但是从身体和看人性，以及表现这种欲望的疯狂和冲突还不够。因为问题还在于，对"身体"和"欲望"的过分强调，可能会逾出对生命本体生命感觉的正当伸张的限度，走向绝对化私人系统的不可沟通性。如何从更大的跨国或世界文化视野审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禀赋"，以及个我的真正存在意义和生命归宿，似乎还可以再讨论，甚至还可以从"自我身体"和"他者身体"入手进行深度描述，或许别有洞天。当代影视传媒（包括广告）对自我的身体作为行为主体意义的强调，甚至对"身体感"和"性"的过分张扬，既重要又危险。重要在于这是对生命本体的正当伸张，危险在于容易绝对化而为人（欲望者）张目。

正是对性、暴力的玩味，对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认同，使当代传媒日益多元化的同时，又往往使人面对选择而无能为力。媒体的暴力问题从而变得尖锐起来。对媒介的暴力、词语的暴力、权力消费的暴力，最好抱以充分的警惕性。对此，阿帕杜莱认为："以好莱坞和香港电影工业为中介，创造了新的雄风与暴力文化(culturesofmasculinityandviolence),它们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这种暴力推动了遍及全世界的不道德的武器贸易的迅速发展。在电影里，在公司和国家的保安部门，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AK-47和Uzi枪，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用的提示，技术装备表面上的统一性掩盖着日趋复杂的形势，暴力形象和在某个想象的世界中建构共同体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达上钩的"。"媒介的暴力"，即媒介就是一切。媒介不仅表现暴力，而且因为独霸而自身成为整合调节人和整个社会的权力，当它成为人和社会的唯一中介时，就成为媒介暴力的一元独霸。而传媒的意识形态已造成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体系。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的词语暴力，媚态词语暴力，性词语暴力、肉欲词语暴力、"床"词语暴力和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尤需加以警惕。银幕的暴力，同样需加置疑。电影无疑是充满魅力的，银屏无疑是充满感性的，肥皂剧无疑是在进行无情的抒情的，所以许多人把时间消磨在上面，不知不觉"被格式化"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尺度和为人处世态度。这种银屏单向注入的暴力是潜移默化的，批评者必得用批评的武器划破银屏或感性诱惑，看到银屏背后的"欲望生产和再生产"的潜台词。

面对这种欲望和话语暴力，已经有学者在面对并思考"全球化的陷阱"的问题。因为，在全球化将全球各国纳入到统一网络形成全新的政治文化结构，民族国家体制正经受的政治经济的严峻考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和政党等，都将产生空前的断裂。当然，文化尤其是大众传媒，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同样将日益丧失其文化的独特身份，而走向的一种世界性。我以为这并不可怕，走回头路是不可能，也是行不通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全面进入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人类新生活的支撑点。人类只能在新的道路上发现自己的问题，寻找自己文化的根，清理欲望和暴力的根源并加以揭底，从而超越全球化所带来的平面化和类同化弊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理性主义坍落的"后乌托邦"时代追问总体生命的价值归依何处？仍得追问现代传媒的中介作用下人与人的沟通和对话何以可能？追问当代人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怎样现实塑形与自我塑形？追问大众传播怎样走出"大众化"的低谷而迈上"化大众"的新境界。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无疑有其现实土壤和阐释接受者，这是不可忽略的。在跨国资本运作的国际化语境中，媒体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因此大众媒体在今日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全盘接受其所有正负面效应，相反，作为反思理论者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追求，其超越性思维和批判性眼光是十分重要的。对大众文化绝不能不加分析地完全拥抱，批判的品格就在于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完全合二为一，而是要保持相当距离。距离正是产生正确辨识的可能性前提，丧失了距离只可能得到痛苦和谬误。因而，对大众文化，我在"同情的理解"和对其现实合法性加以肯定的前提下，对其负面效应给予审理和批评，使其在公共空间的交流中，具有自身真切的现实合法性。

我想，还是听一听吉登斯具有理性穿透力的言述吧："我们返回到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而得以集中起来的自我认同问题。由于受到现代性抽象系统的深入渗透，自我和身体变成了多种多样的新生活方式选择的落脚点。就其受现代性的核心观点支配的程度而论，自我的投射还仍是一种受控制的自我，它只是受一种’可信性’的道德所引导的。然而，正如其所关心的一样，对于最亲密的人的感受性来说，这一投射就变成了朝向一种对日常生活重新道德化的一个根本的推力。生活政治在议事日程上的实质问题，集中在整体的人（personhood）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权力上，二者返回来又与这类自我认同的存在维度相联结。"

可以认为，当代一流思想家均对传媒霸权加以反省，并业已指认：传媒话语权力具有正负面双重效应，就其负面效应而言，获取信息的类像化、狭窄化和幻觉化，使商品市场经济诱导生成的文化观与价值观日益趋同。这一循环态势意味着"平面化时代"正在到来。传媒怂恿的消费主义使超前消费日益名牌化、政治化（中心化）。这种复杂的消费文化语境和传媒话语的杂糅，使得中国世纪之交的大众传媒文化成为一个说不尽的话题。走出当下传媒权力掀起的消费主义文化困境，重树精神价值之维，当是新世纪知识人价值重建的重要"路标"。

后现代后殖民化使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消费社会行列，消费自由逐渐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再生产、社会和个人协调整合，以及个体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键性话语。在这个多元时代，在迅速全球化的传媒霸权中，我们将尽力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化表述，尽可能地促进有关公共领域的知识话语建构，使当代人在真实的文化对话和跨文化沟通中避免公共性空间的丧失，而最终达成某种基本原则意义上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