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社会传播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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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作者介绍了早期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和库利对人际传播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指出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传播学研究的影响。

作者主要介绍了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米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和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作者认为，米德在认得互动之间插入了一个符号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的理论依据；米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则对于人际传播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初级群体”理论在“二级传播”理论提出后，被重新发现，并在传播学界获得广泛的重视。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1863-1931)和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1864-1929)在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早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但他们对于后来被称之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所作的深刻理论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对日后传播研究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自从1982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来我国介绍了他认为的四位奠基者以来，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观点。其实，无论是拉斯韦尔，卢因，还是拉扎斯菲尔德或者霍夫兰，他们对传播问题的研究都侧重于某些对他们本学科有用的方面，“他们的终极目标，仍是在解答他们本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在建立传播理论。”[1]与上述四位学者不同，传播问题占据了米德和库利思想的中心，他们的全部理论都与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社会学理论就建立在他们对人类社会消息传播思考的基础之上，由他们最初阐发，后经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诺总结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至今仍是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们的许多思想对后世的传播研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姿势对话”和“符号互动”

米德和库利是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者，尽管库利并不曾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他们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际互动上，库利的社会互动理论和米德的社会动作理论，为“符号互动论”提供了一些关键性思想。

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中人与人的互动与动物的互动一样，被认为是出自本能的，米德和他所参与的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超出了本能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提出，许多社会行为不仅包含了生物有机体间的互动，而且还包含了有意识的自我间的互动。在人的“刺激－反应”过程中，人对自己的姿势可能引起的反应有明确的意识。当一种姿势对其发出者和针对者有共同意义时，它就成了“有意义的姿势”，即符号。人类互动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动物只能通过无意义的姿势，即记号进行互动，而人类既能通过记号又能通过符号进行互动，正是符号互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语言则是人类独有的一套十分精致的符号系统。米德的学生布鲁默用“符号互动”一词来总结老师的观点时指出：“‘符号互动’一词当然是指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独特特征。这种特征寓于这一事实之中，即人们不仅对彼此的行动做出反应，还理解或‘确定’彼此的行动，他们不是对别人的行动直接做出反应，而是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行动的意义做出反应。因此，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作为媒介的。这种媒介等于在人类行动的刺激与反应之间插进了一个解释过程。”[2]

米德认为，记号只能诱导出某种确定的反应。换句话说，在一定条件下，记号刺激引出的反应是固定的，即某种刺激一旦出现，必有某种反应出现。而符号则不然。对符号的反应必须由参与这种符号互动的人的解释来确定。对那些把从老鼠或其它动物身上获得的某些发现，作为建立论点的唯一论据，并用这些论据去说明人类世界的行为主义者，米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如果行为主义想对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话，它就必须去考察符号行为的性质。

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一些考察对后来的传播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符号与它所表达的事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对应关系。紧握双拳并不总是表示敌意或愤怒，也许是在鼓励加油。“cat”与“猫”之间也无必然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纯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符号行为的这一性质决定了人的传播能力要大大高于其它动物，使得人类传播不只局限于此时此地得直接的感觉经验，而且可以传播时空距离很远的目标和行动。不仅如此，人类还可以创造出代表抽象的普遍概念的符号，从而把特定的经验客体看成仅仅是它们被划归其中的抽象概念的实例。因此，从“符号互动论”的观点看，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且是一个人造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维系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传播的能力。来的传播研究者吸收了上述思想，对符号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们甚至认为：“对传播中所使用的符号的研究，对运作于这些符号的规则的研究，以及对符号,规则使用者的研究，构成了传播研究的核心。”在这派学者看来，根本“不存在没有符号系统的传播”[3]今天的传播研究中，由于广泛吸收语言学，符号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符号行为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进展。相比较而言，当年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某些观点可能显得浅显，但不管怎样，是米德提请世人注意这方面问题的，而他的研究为后世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

米德在研究中还指出，在符号互动中，刺激所引出的反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人们并不是对符号本身直接做出反应，而是对符号背后所表示的意义做出反应，所以，这种反应必定要视参加符号互动的人对符号意义的共同理解而定。如果符号意义能够被参加互动的人共同理解，那么互动就会变得有规则或比较容易；反之，互动只能在低水平上继续下去，但在较高水平上将受到限制，甚至出现混乱或完全中断。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视为特殊的个体，他们都根据自己特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来参与传播关系，来使用和解释符号的话“百分之百的传通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跨文化传播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符号的使用和解释往往不同，传播自然就变得困难。

提出符号行为的这一特点，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方法论上，它意味着：人类传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加以精确分析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传播研究中，与科学学派侧重于借助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理论对传播行为作精确分析不同，人文学派更多的运用哲学、文化学、语言学、逻辑学等理论对传播行为作定型研究。5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的研究，都开始关注人类传播行为的主观性、选择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到纽科姆的“ABX模式”，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出“符号互动论”思想的影响。[4]“符号互动论”在符号互动过程中插入了一个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转移的理论依据。在行为主义，尤其是本能心理学的影响下，早期传播研究注重对传播者的研究，因为当时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人是以普遍相同的方式感受刺激，所以传播者如何巧妙的设计刺激内容成了传播研究的关键。关于传播效果的“魔弹理论”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的。“魔弹论”受到质疑后，传播研究开始对接受者给予较多的关注。因此产生了传播效果的各种“影响不一致理论”，如个人差异论、社会分化论等。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传播并不是传播者传递意义，而是接受者“引出意义的过程。引出的意义越接近传递意义，传播的效果越好。

关于“自我”的理论

“自我”是占据米德和库利思想的又一个关键性概念。当人们在自我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自我问题上争论不休时，米德和库利坚持认为自我和社会是一个共同过程的两个部分，是同一事物的集合与分散的不同方面，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不研究自我。反之，研究自我也不能不研究社会。米德和库利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来阐明关于“自我”的理论的，其中许多理论经过一些学者的发展，被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直接吸收和采用。

库利认为：“社会是各个精神自我的交织物。我想象你的思想，特别是你对我的思想的想象，和你所想象的我对你的思想的想象。我在你的思想面前表现我的想法，期望你会在我的思想面前表现你的想法，谁若不能或不愿做到这一点，那他就不懂得如何交往。”[5]正是人际间的交往，使所有个性成为有机的社会整体；反过来，在这种交往中，社会也内化为个性精神。

在库利的思想中，一个人的自我多少还带有某些先天成份，米德则认为，自我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其中并无先天成份。人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体的我（I）与客体的我（Me）之间的互动过程。

如同思维过程以一种内部对话方式构成一样，自我的基础是个人对其自身的自我定义或身份的潜在指定，这种潜在指定是通过他人对自身的行为所做出的反应。米德把自我概念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模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个人“扮演”其他一些人的角色，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来看别人所期待他的是什么。儿童在这个阶段，逐渐使自己具有一种把自己置身于那些对他有意义的人的地位的能力，从而为符号运作能力和传播能力的进一步获得做必要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能够借助想象来扮演他人的角色，进而过渡到第二个阶段－“游戏阶段”。游戏的参与者不仅能扮演某一特定的他人角色，而且能够同时承担好几个其它角色，并把这些不同的角色组织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同时，参加游戏的人必须学会游戏的各种规则。儿童通过这一阶段，把自己与周围的人联系起来，从而开始步入最初的社会单位，并感到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这时的儿童，其符号运用能力进一步提高，他们开始了解到一些起码的互动或传播规则，并努力遵守这些规则。由此他们开始跨入人类传播的门坎。第三阶段显然是“游戏”的高级阶段，米德称之为“概念化的他人”（thegeneralizedother）阶段。它的特点是，“概念化的他人”不是和特定的人的期待相联系，而是由一般的期待和标准构成，即人们按照一般非人格的群体角色标准来控制他们的互相行为来计划和执行他们的互动行为计划。至此，自我溶入社会，社会体现自我，两者互为前提或条件，密不可分。

尽管米德和库利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些分歧，但在下述观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获得有关自我的概念，自我概念又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际交往，两者相辅相成。这一思想在后来的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方不少传播学著作中都辟专章论述“自我概念”或“自我观”，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选择做什么，选择怎样的行为，选择与谁传播，乃至传播到什么样的程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不得不承认这些观点和论述得益于米德和库利早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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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群体”理论

“初级群体”与“镜中之我”是库利学说中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在库利的理论中，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并从他人的反应中来获得自我概念，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的自我概念也不断的延伸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种群体中去。他人对我是面镜子，我对他人也是面镜子。正是在这样的彼此映照过程中，我们与他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一过程，在库利看来，是在“初级群体”中开始的。他说：“初级群体在我看来是那种以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联合为特点的群体。说它是初级的，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但最主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人的社会性和理想的基础，亲密交往的结果，从心理上说，是个性融合到一个共同整体之中，这样，至少从许多方面来说人们的自我本身就是群体的共同生活和目的。也许最简单的描述这种整体性的方式，就是说‘我们’（we）。‘我们’包含着某种同感和彼此认同，因此‘我们’就是一种很自然的表达方式了。一个人生活在整体的情感之中，并在这种情感中找到他的意志的重要目标。”[7]从“镜中之我”的观点看，自我不过是由许多个他人组成的群体；从“初级群体”观点看，群众则不过是包含他人在内的自我，了解了这一思想，便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传播在库利的理论中是一个如此关键的范畴了。他是这样为传播下定义的：“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即头脑中的所有信号，以及穿越空间传递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8]施拉姆对于库利从宏观社会着眼人类传播的思想给予了充分重视，他在《传播学概念》一书中引用了库利对传播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作了相应发挥。

库利把初级群体视为“人性的托儿所”，“在初级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人性不是人生出来就有的，人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得到人性，而人性又可以在孤立中失去。”[9]几十年后，经验主义学者通过对“在被隔离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的研究，才开始不断重复库利的上述观点。[10]库利认为，最基本的初级群体包括家庭、儿童游戏群体、邻里或社区群体，正是在这类群体中，人们通过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交往开始了解整体的最大利益，产生人类的合作和友谊，培养同情心和情感纽带。库利相信，初级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是友谊关系而不是利用关系。这当中，人们优先考虑的是整体利益。尽管这种群体中也存在竞争、冲突和对立，但这些个人主义的冲动最终会被人们之间的同情和理解，会被保证群体团结的共同感情所缓和或控制。从这一思想出发，库利认为，更大的社会单位（如科层组织或大规模的社会机构），将依赖于初级群体中人际传播过程所形成的共同感情和观念。在他看来，“一种社会制度不过是公众精神的一种规定的和确立的状态在基本性质上与公众舆论没有什么不同。”[11]但构成社会制度基础的公众舆论和情感并不是每个人的意见和情感的简单相加。公众舆论是社会现实产生的新的层次，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公众舆论是通过人际传播产生的，尽管人们将他们的个别部分贡献给整体的公众精神，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每一个人的观念又是由对他人的意见和情绪的知觉而塑造的。库利对现代民主社会的设想是，整个社会的公众精神应当和一个初级群体中的群体精神一样具有热情和同情心。当库利利用这一思想来观察现代传播媒介时，得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乐观结论：由于现代传播媒介的巨大进步，那种过去只在初级群体中具有的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传播能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一个真正民主的美国社会的可能性成了现实。新的传播媒介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心理上的改造，增长了人类在社会整体中表现自我的人性力量，从而为人类进入更人道的社会和开创道德进步的时代铺开一条道路，“他们有可能使得社会的组织越来越依靠人们的才能、信息和同情，而不是去依靠权威、等级和惯例。它们意味着自由、远见和无限的可能性。”可当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时，库利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疑虑之中。[12]但不管怎样，库利对于现代传播媒介作用的研究与思考是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的

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如果说反应的话，起初对这一理论的反应大多是批评性的。直到40年代末，人们才突然“重新发现”。这一重新发现可以追溯到两组与传播效果研究密切相关的调查上。一组是1949年出版的《美国士兵》的作者塞缪尔·斯托弗等人的调查研究。另一组是被施拉姆视为“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调查。他们在调查的基础上对选举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并写出来《人民的选择》、《选举》和《个人影响》等论著。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发现了初级群体的忠诚性的重大意义。他们都指出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是通过初级群体中的关系的影响尔得以发生的。这样，以“魔弹论”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的直接影响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研究者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发现，大众传播的信息是通过两个基本阶段传递的：第一，从媒介传到经常收看收听大众传播媒介、消息比较灵通的所谓“意见领袖”;第二，从这些“意见领袖”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传给那些不那么直接接触媒介、依靠他人得到信息的人。社会上许多人都是这样获取信息的。这一传播过程理论后来被称为“二级传播”理论。“二级传播”理论并不是在库利思想指导下提出的，但却促成了库利思想的重新发现。从此，库利的许多思想逐渐受到传播研究的重视。美国学者切特罗姆这样评价道：“库利是第一个为解释传播媒介如何改变行为和文化作出成功尝试的人。多年以后，经验主义学者们回到了库利关于基本团体（即初级群体，引者注）的主张上，他们发现，家庭、朋友、游戏伙伴及相同地位者的团体的社会内容，与一度广泛流行的现代媒介模式不相符，这种模式会直接而粗暴的干涉被动的个人。今天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尚未被很好的了解，而库利是第一个为探索它而付出辛勤努力的人。[13]

结语

一、米德和库利的主要理论都与人类传播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人类传播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其深度和广度要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

二、从传播研究的发展情况看，米德和库利的许多理论贡献越来越引起西方传播作者的关注。一方面，米德和库利一些关键思想总结而来的“符号互动论”已经成为传播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另一方面，米德和库利关于传播问题的论述已经被包括科学学派在内的许多传播学者所广泛引用；另外，后来的社会学家也在米德和库利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其中许多分支理论，如“情境理论”、“标签理论”、“本土方法论”、“拟剧理论”等，又被传播研究广泛吸收，从而大大丰富了传播研究。

三、从研究方法看，米德和库利可以划入人文学派，尤其是库利，他们曾被后世经验主义学者嘲笑为“安乐椅上的社会学家”。然而正是他们的一些思想，被那些热衷于实地调查和实验研究学者们“重新发现”并津津乐道。这一事实本是对长期偏重于科学方法的传播研究无疑是个提醒，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不过是人类在追求真理道路上向前迈步的左右腿，彼此不可偏废。

四、综上所述，施拉姆将米德和库利之后的四位学者视为“传播学的奠基者”多少有些欠公允。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传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时，其研究重点在大众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上，施拉姆提到的四位学者还是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政治学学者，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时传播学的影响似乎要来的更直接、更具体些。（二）传播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比较注重实地的调查、内容分析和实验研究等科学方法到了施拉姆着手做“集大成”的工作时，传播学中的科学学派、行为主义仍占据上风，起码拉斯韦尔等四位学者在传播效果研究中采用的时实验、调查等科学方法。（三）从施拉姆本人看，他对自然科学相对要陌生的多，面对传播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普遍流行的学术氛围，他不得不对这一学派的学者及其研究情况给予特别的关注。

[1]①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台〕三民书局，15页

[2]①见〔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商务印书馆1990年译本，178页、138～147页

[3]②齐瑞《关于人类传播》，载《传播研究文选》1985年英文版，3～9页，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

[4]①参阅《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26～34页

[5]②库利《生活和学者》，纽约1927年英文版，201页，转引自《社会学思想名家》

[6]①T·k·Camble、CommunicationWorks，NewYork，RandomHouse，1984，32～33

[7]②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29年英文版，23页、313页，转引自《社会学理论》

[8]①见〔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译本，106页、106～109页、110页

[9]②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62年英文版，30页，转引自《社会学思想名家》

[10]③同61页①

[11]④同63页②

[12]⑤同④，106－109页

[13]⑥同63页③，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