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新闻史研究成果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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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新闻史研究已经走过了百余年，地方新闻史作为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然而，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却鲜少有人提起。本文通过对数据库的检索与整理，试图还原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总结其经验和不足，为现今我国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路径。

【关键词】新闻事业；地方新闻史；民国时期

一、民国时期地方新闻史研究之概况

自1917年姚公鹤发表《上海报纸小史》开始，我国新闻史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上海报纸小史》更是我国新闻史研究历程上的第一部著作。地方新闻史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却鲜少有人提起。事实上，自1917年姚公鹤发表中国第一部地方新闻史研究《上海报纸小史》起，民国时期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针对地方新闻史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项士元于1930年发表的《浙江新闻史》、严承荫于1935年发表的《河南新闻事业》、胡道静于1935年发表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蔡寄鸥于1943年发表的《武汉新闻史》等等。除了这类单独成书的地方新闻史研究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将研究地方新闻史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期刊杂志上，如李报一于1933年发表在《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年刊》上的《长沙报纸史略》、韦风今于1936年发表在《中外月刊》上的《成都新闻事业之今昔观》、陈天佑于1940年发表在《新闻学季刊》上的《湘西新闻事业之发展及其现况》等等。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学者们对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且不仅有对某个具体省市的新闻史研究，还有对某一地区如湘西、西南的新闻史研究，并且涉及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可见研究的覆盖范围之广。本文通过对民国文献大全、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等数据库的搜索，整理了从1912年到1949年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相关史料。因能力有限，不求穷尽但力图还原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地方新闻史研究的状况，总结当时研究的不足及可取之处，为现今我国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路径。

二、民国时期地方新闻史研究之详述

通过搜索数据库，可以将民国时期学者们对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单独成书的地方新闻史研究著作、在新闻学著作中某一章节提及地方新闻史、发表在杂志报刊以及期刊上的地方新闻史研究文章。

（一）单独成书类

通过检索与整理后笔者发现，民国时期对地方新闻史进行研究后单独成书的著作数量并不多。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30年项士元所著《浙江新闻史》，1935年严承荫所著《河南新闻事业》，1935年胡道静所著《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以及1943年蔡寄鸥所著《武汉新闻史》。此外，程其恒在《战时中国报业》中也对战时各个省市的新闻事业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论述。在这些书目的谋篇布局上，项士元、胡道静以及蔡寄鸥从当地报纸的起源入手，整理了当地在不同时期的新闻事业状况，如胡道静在《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中将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分为党政运动时期、民族革命时期、洪党时期、欧战时期、时期、五卅惨案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并针对各个不同时期的新闻事业展开了详细论述。严承荫梳理了汴郑各报的小史并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从各报的发展史入手，整理了各报的发行时间、主办人、版面格式、报纸主要内容以及报社组织结构，内容全面且详细。除了对各报发展史的分析，严承荫还详细叙述了河南新闻事业的采访、印刷、广告、发行、登记、记联会等内容。项士元在《浙江新闻史》中除了探讨浙江在不同时期的报纸发行状况，也对浙江的报社组织和记联会组织进行了研究。蔡寄鸥在《武汉新闻史》中论述了各个不同时期武汉的新闻事业状况，涉及报人、报馆、通讯社、记者公会等不同方面。总的来看，民国时期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专著数量不多，但研究成果的质量比较高，并且除了有学者们对地方新闻史进行研究以外，官方机构也对地方新闻事业进行了考察，如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于1938年发表的《京津新闻事业之调查》，详细考察了北京和天津两地新闻事业的历史发展及其现状。这些研究涉及的范围和方面较为广泛，包括报纸、报馆、报人、通讯社、记者联合会、印刷、广告等各个不同方面，内容详实丰富，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二）在新闻学著作中某一章节提及地方新闻史

在笔者的检索与整理中，民国时期除了上述专门写成著作的地方新闻史研究书目以外，还有一部分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掺杂在某一新闻类专门书目的某一章节中，如郭箴一1931年所著、复旦大学新闻学会所出版的《上海报纸改革论》。该著作主要讨论了上海报业改革应注意之点和具体计划，分析了上海报业改革的困难之处。但同时，作者在该著作的第二章节，论述了上海报纸的沿革，考察了上海各报的发展史，包括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但每一报纸论述的篇幅并不长，内容并不多，只是概述。同时，郭箴一对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报纸本身，并未过多涉及通讯社、记者、广告等方面的内容，可见其对于上海新闻史的研究并不十分深入。除此之外，胡道静于1940年发表的《报坛逸话》，在第一章节“报纸的起源”中论述了上海最早的报纸以及上海新报的十二年；第二章节论述了边疆报纸的发展状况，但其所涉及的边疆报纸并不多，只论述了《西藏新闻》一家。由此可见，胡道静在《报坛逸话》中对于地方新闻史的考察远不如在《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中的论述来得详细全面和系统。

（三）发表在杂志报刊以及期刊上

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发表在当时的期刊杂志上。根据笔者的检索与整理，1912年至1949年间，发表在当时期刊杂志上有关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文献共计32篇，且除了姚公鹤于1917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上海报纸小史》以外，其余所有文献均发表于1930年以后。这些文献研究所涉及的地区范围广泛，涵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京津、江浙、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以及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如柯善虞在1934年发表于《新闻学期刊》上的《平津新闻事业概况》中介绍了北平和天津两地的新闻事业发展状况，涵盖了中文报纸、外文报纸、通讯社，以及新闻教育等多个方面；黄萍荪在1935年发表于《浙年》上的《浙江的新闻事业》一文中，将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分为萌芽时代、鼓吹民族革命时代、军阀压迫时代，以及国民革命军奠定浙江以后等不同时期进行了详细论述与考察；史纪言在1932年发表于《夜光》的《太原新闻事业概观》一文中，论述了太原新闻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并罗列出当时的报纸及通讯社；《中外月刊》于1936年刊登的《湖南新闻事业之过去与现在》（作者不详）一文中，作者提到“湖南新闻事业在民国纪年以前，虽已具有规模，但多官报性质。至民间能自由办报，自由言论，则自民国纪元以后。”[1]并从报社、通讯社以及新闻团体三个方面论述湖南新闻事业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历程；程其恒在1940年发表于《新闻学期刊》上的《江西新闻事业的概览》一文中，对江西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作了详细论述，他提到“戊戌政变以后，江西开始拥有现代化的报纸出来和世人见面，到现在不觉已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2]；凌企云在1945年发表于《青光半月刊》上的《重庆的新闻事业》一文中详细论述了重庆各报纸在抗战八年期间的发展；黄鸿铨在1936年发表于《四川月报》上的《成都新闻业之今昔》一文中，将成都新闻业的发展分为萌芽时期、进展时期、稳定时期进行论述；宋念慈在1943年发表于《新新疆》上的《十年来新疆的新闻事业》一文中，将新疆的新闻事业发展划分为不同时期并分别进行了论述……纵观这些文献，可以发现，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广泛，不仅有内陆新闻事业发达地区如上海、北平，也有中西部、沿海地区，更有边疆地区如西藏、新疆，基本上涵盖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和省市。从研究的内容上来看，大多数的文献都是按照时间逻辑来对当地的新闻史进行研究和论述，同时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报纸本身，还包括对通讯社、新闻团体，甚至是新闻教育的研究，可见研究内容的范围之广。

三、民国时期地方新闻史研究之总结

（一）从数量上看

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成果的数量并不很多，且系统整理成专门地方新闻史研究书目的更是少之又少。数量较多的就是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研究地方新闻史的文章，且发表时间大多集中在1930至1949年间，1910至1930年间几乎没有有关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文献。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新闻学界对于新闻史的研究开始较早，但民国时期学者们较晚才关注到地方新闻史的研究。

（二）从研究内容上看

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内容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这首先体现在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十分辽阔，不仅有内陆新闻事业发达地区如上海、北平，也有中西部、沿海地区，更有边疆地区如西藏、新疆，基本上涵盖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和省市。同时，这一时期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对象并不仅限制于报纸这一传统新闻媒介，还涉及了诸如报馆、报人、通讯社、新闻团体等不同新闻媒介类型进行了研究。如项士元、严承荫、蔡寄鸥等在《浙江新闻史》《河南新闻事业》和《武汉新闻史》中都涉及到了当地的通讯社以及记者联合会的发展历程，还涉及采访、印刷、广告、发行、登记等多个方面；《平津新闻事业概况》中介绍了北平和天津两地的新闻事业发展状况，涵盖了中文报纸、外文报纸、通讯社，以及新闻教育等多个方面；《中外月刊》于1936年刊登的《湖南新闻事业之过去与现在》从报社、通讯社以及新闻团体三个方面论述湖南新闻事业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历程……可见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地方新闻史研究对象之广，研究内容之丰富和详细。

（三）从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上看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中国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原创研究法，这可能是基于前人鲜少有对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可参考的史料较少，因此当时的学者们大多采用的是此种研究方法。正如严承荫在《河南新闻事业》的序言中所谈到的：“欲知新闻之渊源，可详读出版之各国新闻史，欲知我国之新闻来历，则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可孜。若就一省之新闻事业‘详查细究’，则仅有项士元之《浙江新闻史》可读矣。”“而此种专门学者对于地方新闻事业，乡村新闻事业，呼吁者尚属少数。”[3]由此可见当时对于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单独著作之少，可参考的材料和史料之少。但是，尽管当时可以借鉴的材料较少，还是有学者能够引用前人的研究来为自己的研究佐证，如胡道静在《报坛逸话》“上海最早的报纸”一章中引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白瑞登教授：“上海的中国现代化新闻纸曾有一时期是摹仿香港报纸，而后来把握了中国现代新闻事业进展中的领导地位。”[4]此外，在研究的表现形式上，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比较多样，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表述，也有图表、表格等形式。如天君于1931年发表在《新汉口》上的《汉口之新闻事业》中就运用了表格的形式将汉口当地的报馆、通讯社及其主办人、地址、发行时间等一一罗列，使人一目了然，清晰整齐。

结语

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些研究成果覆盖的地理范围之广、研究内容之丰富和详细，为后人的地方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学者们能够做出此等质量的研究成果，已经是非常之不易。总的看来，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中国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地理涵盖范围广、内容丰富详细，涉及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表现形式多样，有表格和图表等丰富的表现形式；并且能够将研究系统整理成书，且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同时，在当时，对我国地方新闻史进行研究的不仅有学者个人，还有官方的部门机构，这些都是值得后人在研究地方新闻史时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除了这些优点之外，还应看到当时学者们对于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如史料运用和开发的不足、缺少对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史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已经走过百余年，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新时代环境下，我们的地方新闻史研究也应该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创新，加大对新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并且关注和坚持对少数民族的地区新闻史研究，使我国的地方新闻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湖南新闻事业之过去与现在[J].中外月刊,1936:104-105.

[2]程其桓.江西新闻事业的概览[J].新闻学季刊,1940:63-64.

[3]严承荫.河南新闻事业[D].1935.

[4]胡道静.报坛逸话[M].台北：世界书局,1935:13

[5]倪延年.论民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叙述体系[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01):121-131+163-164.

[6]白润生.中国地区新闻史研究之我见[J].青年记者,2018(34):83-84.

作者：林思静 单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