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下妇女史研究的媒介资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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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资料是妇女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媒介资料使用进行梳理后发现，存在“事实记录”“建构性文本”“传媒意图”三种认识媒介资料的方式，产生了多元化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基于媒介的特殊性，有必要引入传播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重新认识这些历史资料。

关键词：媒介资料；妇女史研究；女性主义

一、引言

在传统历史研究中，男性的历史被视为人类的普遍历史，历史讲述和历史研究反映的都是男人的经验、兴趣和关注。随着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活跃，历史学者开始努力摆脱男性史学的研究方法、立场与价值观，采用社会性别的观念与方法重新建构人类历史［1］。在妇女史的发展过程中，媒介资料成为宝贵的史料资源。本研究以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妇女史研究对媒介资料的使用，发现主要有“事实记录”“建构性文本”“传媒意图”这三种认识媒介资料的方式，不同的认识方式导致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二、妇女史研究的史料应用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传统史学研究当中，历史学家主要依据官方文献、地方志和私人记载等作为研究资料。这些材料的记录者、创作者多为男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妇女问题的漠视和忽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传统概念上的史料无法满足妇女史研究的需要，因此史料认识的革新对妇女史研究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为了从历史中挖掘妇女的身影，历史学者日益注意搜集口述、日记、医疗记录等资料，文献、档案、墓志、出土文书等多种新材料也被纳入妇女史研究当中［2］。此外，随着中国大众媒介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聚焦于杂志、报纸、插画、电影等大众媒介资料。研究者对媒介资料认识的差异，导致多元化的研究主题和方法。

三、妇女史研究中媒介资料的使用

随着大众传播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近代以来的中国积累了庞大的媒介资料，成为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宝库。借助这些媒介资料，中国妇女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整理研究资料发现，中国妇女史研究主要基于三种认识使用媒介资料：将媒介资料视为一种事实的记录，将媒介资料视为建构性文本，将媒介资料视为一种传媒意图。（一）作为事实记录的媒介资料。对于部分历史学家来说，媒介资料被视为对历史事实的忠实再现，媒介资料中的事件、数据、访谈都是确实可信的。此外，以档案、口述资料为主要史料的妇女史研究也会引用媒介资料作为辅助性证据，对研究结论加以补充。左际平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时，主要采取了访谈的方式收集历史资料［3］。为了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进行补充，他又引用了《人民日报》等主流报刊对领导人和政府指示等内容的报道。刘晓丽和郭永琴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界高层女性群体进行研究时，使用了《人民日报》《新中国妇女》的报道数据，以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女性参政情况加以分析［4］。张志永《1950年代节制生育工作之殇——以河北省为对象的区域研究》［5］、张海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婚姻法〉乡村执行问题再审视——以冀北赤城县若干村庄为中心的考察》［6］等研究，都将报纸杂志中的记载作为事实记录引用，从而对整体研究结论进行佐证。将媒介资料作为事实记录的妇女史研究多利用报纸、杂志等具有时效性的媒介，将其中的内容视为某一时期真实事件的记录和汇总，从中获得数据、访谈、政策等信息，起到对研究的说明、佐证、补充作用，实质上与传统史料的处理方式类似。（二）作为建构性文本的媒介资料。随着传播学理论的发展，媒介内容不再被认为是对社会现实镜子般地再现，而是一种对真实的建构。基于这一认识，部分历史学家改变了直接引用媒介资料的研究方式，转而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内容建构，主要分为“专题研究”和“变迁研究”两类。在专题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对某个历史阶段媒介资料所建构的女性形象或性别观念进行分析。如光梅红分析《山西日报》《山西政报》和《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劳动光荣”话语的建构和妇女解放情况进行了梳理［7］。在对20世纪50年代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的研究中，肖扬将《中国妇女》杂志刊登的群众来信、国家领导人和妇联领导的文章等资料作为研究文本，展现了20世纪中期主流杂志如何再现、塑造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关系［8］。另一类研究是对媒介建构的变化状况进行的历时性分析。风笑天将《中国妇女》杂志中人物通讯的主人公作为分析单元，分析不同时期社会普遍认可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探究女性形象变迁与我国社会变迁的联系［9］。刘胜枝引入女性主义理论，选取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杂志发展三个阶段的代表性杂志，对理想女性的时代变迁进行分析，认为女性杂志的历史也是社会对女性的观念史［10］。《从“铁姑娘”到“新典范”——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变迁》同样对媒介资料中女性社会角色进行考察，梳理了媒介中女性角色变迁的历史背景［11］。无论是对某一时期女性历史的专题性研究，还是对历史变化的研究，所分析的都是媒介资料的具体内容。此类研究已经认识到媒介内容生产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影响，背后隐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将媒介资料作为建构性文本的妇女史研究突破了对数据等表层内容的直接引用，以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新方法对媒介资料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发掘。（三）作为传媒意图的媒介资料。传播学理论认为媒介内容是有关它的制作者、传播者意图的体现，是由特定个人或组织有目的、有意图地制作和发行的产品，在整体上可看作是传播者的社会面貌、阶级地位和意识形态的映像，是媒介组织对信息进行收集、加工、选择、发行的动作方式的映像［12］。一些历史学者研究因此开始注重剖析这些资料背后的传媒意图，而不是只重视对媒介内容本身的分析。这类研究分析的对象不仅包括媒介文本，还进一步考察内容生产背后媒介组织的运行与发展。黄慧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问题讨论的前沿阵地，《妇女杂志》作为见证中国妇女运动高潮与低落的妇女刊物，通过分析其创刊背景、作者群体、目标读者、内容特征等要素，可以对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加以审视［13］。王政和杨笛则通过对《中国妇女》杂志文本的解读、对妇联活动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以及对杂志编辑人员的访谈，深入调查了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历史过程［14］。该研究对《中国妇女》杂志进行了从媒介内容到组织机构全面的文化史研究，将杂志的运作发行本身视为妇女运动的重要实践。梳理此类妇女史研究可以发现，妇女史研究对媒介资料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将媒介内容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还对生产这些资料的媒介组织的传媒意图进行考察，从而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阶级状况和意识形态加以分析。

四、结语

在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对媒介资料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传播学视角梳理了中国妇女史研究对媒介资料的使用，发现主要有3种认识方式：将媒介资料视为一种事实的记录，将媒介资料视为建构性文本，将媒介资料视为一种传媒意图。将媒介资料视为事实记录的妇女史研究通常直接引用其中的数据、访谈、政策等内容，与档案、口述等资料相互配合。一些史学家意识到媒介资料并非对社会现实真实的再现，从社会建构主义出发对媒介文本的意义建构进行分析。将媒介资料视为一种传媒意图的历史研究关注内容生产背后的目的，将不同媒介类型、媒介组织、内容生产者都纳入分析和研究的范畴中。在使用这些媒介资料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特殊性，有必要引入传播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厘清其本质的基础上加以分析。

参考文献：

［1］金利杰.对女性主义史学的再认识［J］.妇女研究论丛，2014（01）：49-53.

［2］杜芳琴.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六十年述评：理论与方法［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21（05）：12-20.

［3］左际平.20世纪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J］.社会，2005（01）：182-209.

［4］刘晓丽，郭永琴.1950年代初期中国政界高层女性群体研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0（06）：118-123.

［5］张志永.1950年代节制生育工作之殇——以河北省为对象的区域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7（04）：47-56.

［6］张海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婚姻法》乡村执行问题再审视——以冀北赤城县若干村庄为中心的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12（12）：110-120.

［7］光梅红.20世纪50年代“劳动光荣”话语的建构与中国妇女解放［J］.妇女研究论丛，2014（02）：55-61.

［8］肖扬.1950年代国家对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的改造与重构［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0（06）：114-117.

［9］风笑天.变迁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妇女》杂志的内容分析［J］.社会，1992（07）：14-19.

［10］刘胜枝.被建构的女性——对女性杂志中女性形象的文化研究［J］.青年研究，2006（06）：1-10.

［11］张晓红，梁建东.从“铁姑娘”到“新典范”——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变迁［J］.思想战线，2008（01）：88-91.

［12］冯郁青.媒介内容分析的相关理论［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03）：66-73+95.

［13］黄慧.《妇女杂志》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徘徊［D］.山东师范大学，2012.

［14］王政，杨笛.创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阵地：《中国妇女》（1949-1966）［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47（06）：58-75+156.

作者:张天馨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