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国际新闻误读现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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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传播在建构国家形象的进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我们在进行国际间的文化接触时，不可能完全理解和领会源语文本的意图，而是会在事实、情感和意义上加以选择、切割和解读，这就难以避免的会造成新闻误读。本文将以传播学为视角，主要运用拉斯维尔程式、选择性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和把关理论等来解析国际新闻中的误读现象，进而提出可优化的传播要素来规避国际新闻误读。

关键词:拉斯维尔程式;国际新闻;新闻误读

国际新闻报道日益成为当下沟通国情、服务大众、贸易往来的重要信息来源，但国际新闻在报道和传播过程中却伴随着一种现象———误读。国际新闻误读本是指受众对源语文本所表达意义的曲解和对所反映对象的误解，是国际传播的一种伴随现象。在进行文化接触时，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对传播者所传达的信息意义加以选择、切割和解读。在我国媒体尚处弱势地位的今天，各国媒体和受众对我国国家形象、媒体信息和国情民意不甚了解，而我国对其他国家的信息和形象也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误读，从而造成了在跨文化交流、国际贸易和外交往来等过程中的障碍。

一、国际新闻误读的表现

在传播学视角下的国际新闻误读带有明显的群体化特点和时代化特征，主要涉及对事实的误读、对情感的误读和对意义的误读［1］。(一)对事实的误读。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是新闻的核心。国际新闻报道中对于事实的误读屡见不鲜，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全然的背景化误读，一类是以己之见给传播者和传播内容贴标签。背景化误读是基于受众自身的背景造成的。约瑟夫•克拉珀指出，受众的心理倾向势必会导致他们对传播者和受众有所选择。比如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重视和谐统一，而美国文化则是重视自由与平等的，因此美国的新闻文本中会更加注意公平、民主、协商等价值观的传达。贴标签化误读，也就是国际新闻中的刻板印象。人们往往会对某一群体或某一地域的人产生一种固有的意见或态度，并且对这一群体、地域所传递出来的讯息也抱有一定的看法和评价，且往往会形成偏见，影响其价值判断和信息传达。2000年，英国巴黎的一出话剧《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引发了爱国华人的热议，认为该剧名称侮辱、亵渎了华人的尊严。但其实该剧名源自于剧本故事中殖民地的一块羞辱性的标语牌，作者用它来作题目，其实是对法国殖民的一种反抗和讽刺。由于国人对欧洲强权国家一直以来的霸权偏见，导致看到剧名后丝毫不假思索的将它当做对华人的侮辱，是典型的贴标签化误读［2］。(二)对情感的误读。受众在接触新闻后，必然会触发内心潜在的情感和想象，而不是完全解读和接受新闻本身带有的情感，进而会引发娱乐化或联想化的误读。娱乐化误读是指受众接触媒体的娱乐性目的。如果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利用媒介的动机和目的是否满足来衡量媒介效果，有相当一部分受众接触媒介的目的是为了娱乐。在西方漫画中，常常用龙来代表中国，但这种龙是思想迂腐，麻木不仁的龙。在一则漫画中，自由女神被挡在长城外，中国龙凶残的露出牙齿守着长城，而上方举着“经济改革”牌子的人指着自由女神大喊“她和我们是一起的!”［3］。联想化误读也就是添枝加叶，凭空捏造。2017年11月，一篇号称解密马航MH370失联真相的网文横空出世［4］，文章乍看上去是一篇刊登在权威媒体的解密，但其实只是利用了部分国人对美国的敌对心理和固有的美国威胁论，联系了很多事实伪造的假新闻。网络的匿名性更使误读者无所顾忌，受众在阅读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时，往往采用从众心理，缺乏对事件的真实情况和基本的判断能力，而仅仅是盲从“意见领袖”的言论。(三)对意义的误读。国际新闻所传播的不仅仅是事实和情感，还包括意义。受众对于源语文本所传递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不能够全然解读，这就导致了对国际新闻报道的放大负面效果化误读和对抗化误读。放大负面效果化误读主要表现在政治上。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外传播已经成为了国际事务有力的参与者，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议程设置来扭转国际舆论，甚至制造出完全不符合真相的放大他国负面效果的事件。例如七五事件，少数西方国家无视暴徒对于平民的暴力以及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一事实，却大肆宣扬事件的起因与所谓的对维吾尔民族的压迫。对抗化误读是由于历史、政治、社会、民族、宗教等矛盾的长期累积，导致人们在价值认同、是非评判、情感表达上有绝对倾向性，从而形成对新闻事件的对抗性误读。最显著的就在于我国对赴日旅游的报道，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旅行网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数据显示，2016年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数量为637．3万人次，这一行为被看做“亲日”。于是媒体开始纷纷报道赴日旅行出现的个别危险案例，企图抹黑赴日旅游，让中国游客把目光投入国内或者其他地区。

二、国际新闻误读的成因

对于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误读，有民族文化、语言习惯等原因，也有传播者自身的专业差异等原因。根据传播者的主动性，本文将其原因主要分为故意性误读和无意性误读。(一)故意性误读。故意性误读首先包含有传播者和受众的主观愿望，这种主观愿望渗透在意识形态当中，但意识形态的显性驱使经常被文化差异的隐性表达所覆盖和代替，所以，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误读也逐渐被解读为中西文化差异的结果。中西方记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这在对新闻事件的选择、态度、取舍等方面上有十分鲜明的表达。这种抉择和删改，看似是基于传播者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传播机构的基本方针政策，其实是潜移默化的被本民族的文化所感染［5］。当然，语境文化的差异也是造成误读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绝大部分信息直接表现于外部环境中，或内化于传播者身上，只有极少数的信息通过编码符号传达出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几乎所有的信息都简明直接得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文化中，伶牙俐齿、高谈阔论的人更受欢迎，而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秘而不发、缄口不言的人更给人神秘感和信任感。此外，话语权力的差异也会造成新闻的误读。目前国际新闻传播格局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我国的国际传媒力量无论在覆盖范围还是影响力量上都远远无法与西方媒体匹敌。而国际新闻传播是单向传播的，即高处流向低处、强者流向弱者，这就导致我国的国际传媒地位难以追赶西方媒体，我国的国际形象其实是被西方媒体所塑造的。(二)无意性误读。身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极易造成误读。在中西文化对比中，中国文化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要取得西方受众价值认同，就必须在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上尽量具体化和形象化，用描述性的语言替代概括性的语言。在中国路人皆知的一些历史文化、民族差异、地理地貌等信息，对外传播时要注意解释清楚，语言要尽可能的平实、朴素和准确，避免过于虚浮、夸张和含糊。在很大程度上，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由于对异域文化的一知半解和生搬硬套，也会导致国际新闻的误读。例如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小沈阳的新闻，题为《ThedritiestManInChina》，我国媒体翻译为《最低俗的中国人》，引起轩然大波。但仔细研读文章才能发现，该记者在文章中其实是赞扬小沈阳的。记者的专业化水平也是造成国际新闻误读的一大原因。我国新闻报道重在“正面宣传”，坚持大局观念，从人民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西方新闻宣传重平衡、重理性，认为只有把矛盾的双方都清晰平等的报道出来才能真实的反映真相。中西方的新闻写作方式也有很大差异，我国新闻写作讲究严肃性，整体理智而内敛，文体简洁明了，合乎规范;而西方媒体注重描述，突出趣味性，观点鲜明，表达具体。

三、传播学视角下国际新闻误读的影响

国际新闻误读不仅歪曲了传播者的真实意图，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也对受众产生误导，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对传播者的影响体现在传播者话语权的剥夺和新闻理想的幻灭。传播者在传播新闻时，势必会通过议程设置，刻意去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的内容，以增加阅读量，提升亲近感。但在这种过程中，受众由于被遮蔽了一部分真相，对新闻的误读大大增加。而传播者在各种压力的挤压下，逐渐丧失了话语权和公开表达的机会。对传播内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受众刻板印象的加强。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和国家形象的构建越来越多的表现为传媒力量的角斗。在国际新闻传播中西方媒体惯用的手段就是对我国的丑化、妖魔化和歪曲化，造成一种威胁性的、不合作的、非民主的中国形象，形构“中国威胁论”。而正是因为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失实性报道，也导致了我国受众对部分西方国家的消极偏见，比如对美国的印象是强权主义、恃强凌弱，而日本的形象则是漠视历史、缺乏责任意识。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构筑的他国的刻板印象，极其容易造成本国受众对他国信息全方位的误读。对传播渠道的影响表现为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和舆论监督的障碍。传统国际媒体的接触门槛较高而将大多数他国受众拒之门外，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语言能力的制约，大多数受众都无法自主接触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所以受众想要接触国际新闻，最好的渠道是新媒体，这就给传统的新闻传播渠道带来了一些影响。第一，“人人记者”“公民记者”应运而生，更多的受众、事件目击者等参与了新闻传播过程，甚至成为新闻传播者。由于缺乏专业的新闻知识和必要的把关过程，会加剧误读，使传播更加快速和便捷;第二，网络舆论成为公众意见的一种集束式表达，传统受众的舆论监督作用被空前加大，有力的影响了公共决策。而新闻误读则在蚕食和荼毒着网民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功能，他们以一种逆向化、贴标签化或娱乐化的解读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造成网民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误解和障碍。对受众的影响在于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国际新闻误读极易造成国家与国家、国家与群体、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刻板印象，进而造成群体极化效应，比如“帝吧出征”事件。2016年1月，Face-book上一个台独账号上突然出现了大量大陆网友的评论，表示支持两岸统一，这是大陆网友自发组织的一次活动，目的是描述一个真实的大陆生活。但台独势力迅速组成一个“台独传声筒组织”，以台湾三立电视台、苹果日报和自由时报为主攻击大陆，甚至用南京大屠杀来诅咒大陆。“台独传声筒”发出的一些误读性报道甚至虚构的事实和言论，令台湾民众真假难辨，陷入混乱，充斥着对大陆的极端怨恨和不信任。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则表现为公共领域的重塑。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认为在公共领域中，公共意见能够形成。但19世纪以来，报刊开始向政治手段和商业工具转变，垄断资本主义集中加剧。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和社会相互重叠，公共领域开始解体。而国际新闻误读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沟通习惯和行为方式，而且正在重塑着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生态，人们对于“公共领域”的希望重现，而互联网使得受众可以更加自由和快捷的表达自己的声音，公民新闻快速壮大。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收受关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网上与任何人交流，将自己的意见与更多的人交换。这种讨论由于是匿名的和虚拟的，所以不会受到国别、种族、文化、宗教等的影响，也就构成了公共领域的基础。

四、传播学视角下规避国际新闻误读的策略

国际新闻误读虽然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伴生现象，但其消极影响非常明显，它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造成受众广泛的群体极化效应等。因此，只有优化传播要素，规避误读，才能够还原一个健康的国际新闻传播环境、建立良好的国际新闻间传播秩序。对传播者的优化在于如何提高传播者的水平和保持新闻理想“初心”。对于传播者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在新媒体时代下传播者的话语权被剥夺以及新闻理想的幻灭，优化主要从提高新闻真实性以及重塑传播者职业理想入手。其一，要熟练掌握外国语言知识，熟悉外国文化背景。这就对国际新闻从业人员的外语水平有较高要求，不但要熟练的用外语撰写新闻，还要熟练地运用外语进行采访，有跨文化的知识和经验背景，达到交际目的，进行国际传播;其二，加强新闻业务水平。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传播者的新闻发现能力和新闻选择图式:新闻发现能力是传播者在凭借自己的职业新闻敏感发掘值得报道的国际新闻事件之后，对该事件进行探索和研究，把握其不为人知、与众不同之处的能力;新闻选择图式是指传播者在面对新闻事件时脑海中产生的情感、态度、观点等的意识统合，包括掌握新闻事件特征和状态的能力与掌握新闻事件价值和影响的能力;其三，重塑国际新闻理想。就我国目前的新闻业来看，新闻从业人员大量离职和转型，造成一种青黄不接的状态，而这种变化折射出新闻从业人员职业压力的不堪重负和新闻理想的不复存在。在学习新闻专业时接触到的一些评价标准或者操作理念可能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无法实现，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最难得的就是保持悲悯而理性的情怀，保持新闻价值观，逐渐接近自己最初的理想状态。对传播内容的优化在于把控良好宣传契机和更使用贴近的话语表达。国际新闻传播要注意把握良好的宣传契机，重视重大突发事件的国际新闻报道。例如，在2011年利比亚局势动荡时，我国立刻把三万多名中国公民安全接回了家。而媒体的表现也令人惊艳，立刻打出“你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有危险了就回家”“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等醒目标语，令国人感动和振奋，也令世界看到一个勇于担当、保护国民的中国形象;此外，要创建亲近文本。杨保军认为，实现跨文化有效传播的基础是创制“亲近性文本”。所谓亲近性文本，主要强调一种修辞性的文本表达形态，使其首先作用于对方的情感领域，通过情感认同无缝过渡到理性认同［6］。对传播渠道的优化在于进行有效的把关。鉴于国际新闻误读所造成的传播渠道问题主要在于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因此，加强政府及媒体的双重把关势在必行。政府的把关主要从控制层面和技术层面来进行。在控制层面上，建立完善的准入机制，防止故意性误读的出现，对于不恰当的词汇和言论要及时修改或删除，努力维持国际新闻秩序的平衡;在技术层面上，防止“暗网”和“黑客”对我国新闻舆论的干扰，同时防止我国部分网民的失当行为和过激言论的流出。媒体的把关主要从专业层面和舆论层面来进行。在专业层面上，对新闻从业人员严格要求，按照新闻的价值标准、宣传标准、政策法规和伦理道德来择选新闻，树立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在舆论层面上，在不妨碍民主意识的前提下，时刻关注舆论导向，利用政府部门官网微信公众号或官方微博账号等树立舆论领袖，同时运用议程设置，将舆论导向引导到正确的航向。对受众的优化在于消除受众的刻板印象。我们必须要明确意识到国家间、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是不可消除的，我们要重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改善对外传播的形式和模式。其一，要淡化宣传性质。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新闻与宣传不可区分，而西方媒体一贯认为宣传是不够民主和公平的，通常带有强制和极权的可能。因此在国际新闻传播过程中，要改变政治意味过浓的话语方式，尽量采用生动真实、严肃活泼的笔调报道新闻和参与舆论，采用平衡而公正的报道方式，更加容易被受众所接受，减少误读的发生;其二，要坚持信息公开。媒体要建立自己的新闻采集和机构，积极寻求话语权，敢于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声，成为其他国家的新闻信息来源。在传播中要注意快速、真实、客观的报道新闻，尤其注重深度报道和独家报道，消除误会、消解误读。对传播效果的优化在于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和强化沟通效果。其一，是建立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根据霍夫兰的实验和研究，新闻发言人往往需要通过新闻会来进行说服活动，从而影响和引导舆论，增强与受众的亲密度和信任感。首先，传播者的自身条件影响传播效果。在国际新闻传播中，选择恰当的新闻发言人尤为重要，发言人的职业地位、自身形象、思辨能力都要考虑在内;其次，传播内容本身影响传播效果。发言人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客观公允，必须摆出正面信息引导受众，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其二，是加强国际媒体间交流与合作。我国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改机还有很大空间，因此要积极加强与国外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外媒体来传递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的新闻误读。在新媒体时代，与国际媒体间的合作除了互访、记者会等形式，还要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加强沟通和反馈，展现中国特色，传播中国声音。国际新闻的误读从一定意义上看是对新闻的一种创造性的再生产。国际新闻误读作为“二次元”，这种独特的解读方式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文化表达，可以赋予源语文本新的文化意义，这不仅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受众通过对语言的颠覆，表达对周围事物的看法，规避了传统语言意义上的禁制。这反映了受众开始批判性的解码，也体现了意义的能动性。国际新闻的误读可以被视为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舆论监督的反映，甚至有可能在误读中发现事实的另一面，还会促成公共领域的重建。但国际新闻误读的负面效应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传播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过程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在国际新闻中出现的一些误读现象，我们要加以区分，对于严重偏离的部分要予以调整，重塑传播者的国际新闻理想，把握良好的宣传契机，严格把关，努力构建交流互动平台。在今后的研究中，新媒体环境下国际新闻误读可能出现的一些时代性的新问题，可能是我们新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王海妹．从跨文化角度看英语新闻中的文化误读［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5(2):22－23．

［3］华夏经纬网．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龙”漫画版中国威胁论［EB/OL］．www．huaxia．com/zhwh/whrd/whrdwz/2006/12/114174．html．

［4］刘铁侠．今天!马航MH370失联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看完太震惊了!［EB/OL］．www．so-hu．com/a/205322119_659084．

［5］谷文静．从传播心理学视角谈新闻传播中的误读现象［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20－21．

［6］杨保军．创制亲近性文本:跨文化有效传播的重要基础［J］．国际新闻界，2001(6)．

作者:徐利兰 商敏慧 单位:西安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