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访谈理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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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经历了一个从表层到里层，再到立体的过程。何谓表层、里层、立体呢？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生导师罗以澄教授对此进行了阐述：表层指的是采访者的直感体验，多为采访者的经验汇集，就事论事，以表面现象代替对本质问题的考察；里层指的是研究者开始摆脱对采访活动直观、朴素的认识，进入到对采访活动内在特性与规律的探索和研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新闻采访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立体指的是现代新闻采访学变静态研究为动态研究，由单一思维走向系统思维，由局部思维转向整体思维，其眼界更加开放，研究的角度更为宏观[1]。罗以澄教授准确地概括了新闻采访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过程。今天的现代采访学理念较之于传统采访学理论，具有更加广阔的视域和更加开放的理性思维，对现代社会传播活动中的新闻采访具有更加科学的指导作用。

一、传统采访理论的几个关键点

在传统的新闻采访理论中，理论框架显示出强烈的应用性特征和实践性特征，呈现几个关键点：一是采访的基本环节和基本方法极具经验性烙印；二是对一些理论点的质疑始终处于回避状态；三是内向型微观性的理论特征十分明显。

(一)采访的基本环节和基本方法极具经验性烙印

传统新闻采访学的组成重点是采访的基本原则、基本环节和基本方法。我国早期的新闻采访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2]主要根据作者本人多年的采访经验提炼而成，其中不乏作者邵飘萍对采访的独到见解和精辟论述，为业界所推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研究新闻采访的专著渐次增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新闻采访学》[3]。该书出版后，反响极好，先后印刷、发行10余次，累计达到30余万册。通观全书，作者系统地对采访活动进行了概括和提升，对记者应具备的综合素质进行了准确的阐述，该书对记者的实际操作具有相当大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当时使用面颇广，影响颇大。同样如此，在国外，从20世纪初美国人休曼的《实用新闻》到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新闻学经典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4]，作为美国新闻采访的经典著作，与我国国内这方面的著作一样，仍以鲜活的个案为主进行阐述，正如作者梅尔文•门彻在序言中说，该书的宗旨是“传授从事各种媒介工作必须的技术”，当然同时也涉及到新闻报道所需的背景知识和价值观。由此看出，无论国内国外，传统采访理论的经验性烙印是很明显的。

(二)传统采访理论对一些理论问题的回避

在传统采访理论中，新闻的客观性、准确性、新闻价值等理论问题争论较多，但争论归争论，这些问题又是中外新闻界坚持的新闻原则和基本理念。譬如新闻的客观性问题，它是新闻报道和新闻职业道德的一个准则，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在他的《新闻学导论》一书中，对客观性做了详细阐述，认为客观性体现在记者对事实选择不带偏见，新闻只提供事实，评论才提供意见。这种新闻理念提倡对事实的尊重，是一种负责任的传媒态度。在西方新闻界，也曾对客观报道进行过肯定。但是，在新闻实践中，客观性原则实际上是受到挑战的，原因是记者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观念来进行超脱的报道，客观性在实践中受到报道者主观意识的限制，即使不是有意地歪曲事实，也有可能由于报道者自身原因而无意误读了事实。很多记者在职业生涯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传统采访理论始终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新闻的准确性和新闻价值，在新闻实践中也同样受到挑战。在“抢新闻”“拼速度”下，为争夺时效性，往往以牺牲新闻的准确性为代价。在中外新闻实践中，抢先报道的不准确新闻不胜枚举。同样，在传统新闻价值体系中，也有一些问题被提出来讨论。西方学者在谈到新闻价值要素时，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它的缺点，原因是这些要素使新闻更容易趋向异常性，更容易导致新闻报道偏爱战争、暴力、色情、饥荒等。上述传统新闻采访理论中的一些缺陷和问题，在它自身的理论体系中基本得不到完美的解决和释疑。

（三）传统采访理论内向型微观性特征十分明显

传统采访理论整个体系，是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来对新闻采访进行阐述。从解剖一个个采访案例，到分析一个个采访对象，再到采访者本人的一次次自我总结，尽管其间分析了不同时代背景、环境条件、自身修养等等，但其基点都建立在大量实践操作上，着眼于提升和总结这些经验，因此我们看到的传统采访理论才具有了很强的实用性。但是，众所周知，新闻采访活动只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一环，它与新闻传播活动的其他环节，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乃至关系，传统采访理论几乎都没有涉及，即便有所参照，也是零星的，不系统的。研究方面，传统采访理论很难将研究视野投向这些领域。所以说，传统采访理论的研究视野受历史条件限制，是微观性的，角度呈内向型特征。当然，传统采访理论的价值仍然是巨大的，它给新闻采访这一社会职业活动奠定了理论方面的基础，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它都是新闻采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优点是总结性强、概括性强、具体指导性强；其弱点是封闭性和微观性，缺乏系统的眼光和宏观的视角。

二、现代采访理念的突破和采访活动的变化

历史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不仅仅是传播环境，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国，由于新闻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双向作用，我国传媒环境已大不同于以往。我国媒体既要服从党和国家的法令和管理，又要在市场竞争中自谋出路，生存发展。在这种环境中，新闻传播活动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宣传活动或纯市场性质的追逐利益的活动。传播环境发生的诸多变化，加之西方传播学思想的传入，使我国新闻采访的理念和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学科背景推动现代新闻采访理念的突破

现代新闻采访理念突破了传统视域，首先表现在大量吸收了其他学科研究成果上，如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及美学等学科知识，其次是广泛使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采访方式和手段跃上了一个新高度。传播学的导入，使新闻采访理念转为从整个传播活动的全过程来思考问题；社会学的导入，能够提高记者对社会、群体的认知，可以帮助新闻采访更深刻地解释和理解社会；心理学的导入，不但丰富了对采访对象的心理分析理论，更重要的是将采访者自身的心理素质作为研究对象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经济学的导入，使新闻采访不再仅仅站在政治和社会角度看问题，而可以更多地用经济学观点来看待传播活动和社会现象；统计学的导入，使记者在搜集材料和分析材料时能够更加准确和科学；美学的导入，更是加强了新闻的艺术表达，使新闻在传播文明和文化方面更具品位。诸如此类等等，今天的新闻采访研究的视域在打破自身壁垒，吸收其他学科知识上，无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变得更加广阔，着眼点不再仅仅向内只重视采访过程及个人体验，而是将视野放在一个大的学科背景下，从单一走向多维，从局部转向整体，研究角度更为宏观。

（二）现代采访实践活动的变化

“不与采访对象见面，在QQ群里可以完成采访吗？”，“网上随意发表的意见可以作为素材吗？”，“不在一个点上蹲一段时间就能写出深度报道？”这些问题如果用传统新闻采访理论来回答，得到的几乎都是否定的答案。这种采访方式和作风在传统新闻采访理论中是被批评和禁止的，因为它没有深入现场。然而今天的很多新闻就是这样“炼”成的。现代社会中采访实践活动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为了加深对这些变化的认识，我们以2011年甬温线“7.23”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为例，尝试对当前传播活动中的这些变化做一些探讨和分析。

1.采访环境和采访对象发生了变化今天的中国，社会构成复杂，而各类媒体在其中非常活跃。作为新闻的前沿阵地，新闻采访的环境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单一的以政治为主的社会背景了，而是已然成为各种力量与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制约的社会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包括政治背景、经济背景、科技背景及社会舆论背景等等。2011年“7.23”动车重大事故所涉及的背景可谓错综复杂：有承建单位赶工期、抢速度的背景；有科研部门设计审查不严、监督管理缺失的背景；有铁道部在项目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把关不严的背景；甚至还包括了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背景等等。报道这样的重大新闻，任何对复杂采访环境认识不足或采访不到位都可能造成新闻报道的偏颇和片面，任何一点考虑不周或被忽略掉，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采访对象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有的采访对象具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有的采访对象顾虑重重，有的采访对象文过饰非，有的采访对象态度消极。所有这些表现，都是人在复杂社会中的反映。“7.23”动车重大事故的采访对象包括政府管理部门、高铁线路管理者营运者施工者、事件当事人及目击者、现场救援组织和人员、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等等。而每一个采访对象出于自身目的和利益的考虑，都会对媒体采访有所顾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采访对象已不多见。很多时候，即使媒体只重事实的描述而不发表观点意见，也会在探索事实真相上遭遇困难。这给记者的准确报道和正确分析提出了挑战。

2.媒体在报道同一事件上态度不再统一今天的媒体，话语权较之于改革开放前，其自主性与开放性要大很多，因而有了不同的声音。市场竞争使我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那种千报一面的局面，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自谋出路的媒体，更倾向于接近“地气”，接近受众。“7.23”动车重大事故发生后，《人民日报》第二天在二版报尾登出该消息，内容简短扼要，更多地涉及到事故发生后的政府动态和救援工作；《新京报》评论《尽快查清事故原因是重中之重》，直接提出疑问“动车追尾是否存在人为因素？”，其尖锐性由此可见一斑；凤凰卫视则推出长达30分钟的纪录片，再现事故发生的情景、细节，尽可能让人们了解和接近灾难现场；还有《中国青年报》对“高技术决定论”的质疑，《京华时报》对铁道部的质疑等等。这些不同来源的信息，给公众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和信息渠道，有利于公众全面了解事件真相。同时也说明，我国媒体在今天可以从不同视点、不同角度、不同语境和场景切入新闻事件，这给各类媒体的具体操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3.记者采访目的、主题、态度、技术技巧方面发生了变化在新闻报道中，并不是任何新闻都需要刨根究底的，有些新闻受众只注意发生了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就形成信息性新闻。这类信息性新闻一般会将速度放在第一位，往往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少见空话套话，只告诉公众事实，而无评论。而分析性、预测性报道则以深度挖掘为主，按照客观、科学、多元来写，它一般不会顺风倒，且富于思辨色彩，更加接近于事实真相。在采访技巧技术方面，通过互联网采访、搜集资料、善于利用各种现代化通讯和交通技术等等，已普遍为记者们所接受，成为记者的工作常态。为了时间上的快捷和便利，很多时候记者没有到现场。作为一种新型采访样式，互联网采访在现今已得到广泛利用，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然，这里并没有否定传统采访中脚踏实地的采访，过去的采写技巧与今天的点击鼠标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采访必须具备的方法和手段。今天的媒体和记者都需面对海量信息进行甄别和选择，由于对信息的时间要求，也由于依赖网上搜集材料，所以容易以讹传讹，媒体和记者比过去更容易出错，这也是现代媒体传播活动的一个特征，“误报”、“错报”的新闻屡屡被公众诟病。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2012年2月发生在武汉的一个日本人丢车事件，率先报道此事的湖北卫视一开始就出现错误，称河源启一郎已经环游了十几个国家，没想到在武汉丢了车，但事实上中国是其第一站。从后来媒体和记者对这一事件的连续报道，可一窥当今媒体应对错误报道的方法。媒体和记者事后根本无暇对此错误进行深入探究，但纠错的行为还是清晰可见，就是持续不断地披露事实，让公众在不断披露的信息中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这种对错误报道的反应极具时代特征，就是信息的最初公布并不一定确切，而准确的信息需要在不断的信息传递中逐步加以完善。这种情况在西方新闻界也是常见的。

三、记者新视域

今天的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可以根据需要在形式上做灵活“变身”——可以是极度的延展或极度的“瘦身”，这是今天对信息处理的一种常见方法。所谓信息的极度延展，完全得益于网络的普及，例如有关留守儿童新闻，新闻本身只涉及某一具体留守儿童生活，但打开网络，可以搜索到留守儿童现状、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公益、留守儿童建议、留守儿童立法等等，网络强大的超级链接给信息的极度延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只要媒体愿意，这一新闻事件就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无限延伸下去；所谓信息的极度瘦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媒体的发展和社会的快节奏，例如报道一次车祸现场，有的媒体可能会进行延伸报道，有的媒体可能会进行高度浓缩，可以用一句话进行概括。而媒体决定某条信息是延展还是浓缩，直接取决于各自的受众需求，受众的关注度在这里起决定作用。当然，受众对信息的关注度并不是永恒的，即使是重大新闻事件，其关注度也不会持久不变，媒体和记者只有随时将受众的诉求和信息处理直接挂钩，才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今天的记者高度重视受众的需求和信息的处理方法，比之于传统采访记者更多地关注新闻事件本身，视域更加开阔。

此外，今天的媒体和记者在报道方面都更加包容，例如在题材的深度挖掘上，更加注意从人性方面和人文方面来进行开拓。一个为了饥饿的孩子而偷食品店面包的母亲，传统采访可能只注意这种行为本身的错误，会对这位母亲进行道德批判，而现在的媒体和记者则可能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行为，能够从社会层面给予弱势群体关怀和援助现代社会的复杂造成了人性的复杂，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是需要沟通的，这需要媒体和记者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交流来进行，这在我国传统采访理论中是不曾有过的命题，然而却是今天的媒体和记者不能绕过的命题，可以说，今天的媒体和记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已开始实践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