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失范现象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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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闻事业的高速发展与新闻从业队伍的迅速扩张，新闻伦理逐渐成为新闻学者和新闻从业者所关注的重中之重。正像新闻采访、新闻编辑存在伦理问题一样，新闻评论也存在伦理问题。但一直以来，学界对新闻伦理的研究主要偏重于采编环节，比如采访手段的合法性以及图片编辑的伦理问题，而忽略了与之相关的新闻评论伦理研究。中国有句古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充分说明了新闻评论对社会正义与公众福祉的关键作用。现代报人说：副刊是报纸的脸面，评论才是报纸的灵魂。作为媒体灵魂的新闻评论，其肩上所承担的伦理责任绝对不容忽视。笔者认为，在具体操作中，新闻评论可能产生三类伦理问题：其一是在事实的引述方面，其二是在论证的逻辑方面，其三是在评论的态度方面。

一、事实引述方面的失范

无论文学评论，还是新闻评论，都遵从“摆事实、讲道理”的写作原则。新闻评论是媒体针对新闻事实所做出的迅速的、深入的、代表媒体立场的独立声音。换言之，新闻事实是新闻评论的根基。不管何种类型的新闻评论，只要在新闻事实的引用和转述方面有偏差有失误，甚至从根本上违反了新闻事实，就可能产生相应的伦理争议。

（一）捕风捉影，断章取义

2010年底，一则题为《文化部称“偷菜”游戏或被取消》的新闻引起人们的热议，很多新闻评论员将批评的矛头对准文化部，并从各个角度论述网上“偷菜”只是一种娱乐，虚拟“偷菜”与现实偷菜并无必然联系，主管部门不应干涉。这则新闻是这样“出笼”的：甘肃天水一妇女喜欢上网“偷菜”，而且因上演现实版偷菜闹剧被拘留罚款。当地某报记者致电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执法监督处，就网上“偷菜”游戏是否纳入监管进行采访，随后发表大标题为《“偷菜”游戏可能要改良》的报道，文中的一个小标题为《文化部称“偷菜”游戏或被取消》。其实，提供该消息的只是文化部一名姓李的值班人员，他的话是不能代表文化部的。但各大网站转载这篇报道时，则本着“标题党”和“新闻炒作”的原则，直接将这个博人眼球的小标题作为大标题。而一些时评人阅读新闻时不甚仔细、望文生义，也不自觉地加入了这场“新闻炒作”。结果是让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变成一个沸沸扬扬的口水新闻，也让文化部无辜成为批评的靶子。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是新闻评论写作之大忌。这方面的“通病”，在上述新闻的评议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愿我们都能引以为戒。《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先生曾经指出，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炒”、“造”、“搞”。“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媒体采编人员的浮躁心态也渐渐波及部分新闻评论工作者，他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股“炒作”浪潮中，并渐渐与采编人员一起形成一种合力，共同缔造了“娱乐至死”的媒介新景观。

（二）不考事实，以讹传讹

2006年10月20日，《上海证券报》刊登题为《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的新闻，文中采用的部分数据系境外反华网站刻意编造。2009年6月19日，《人民政协报》未经核实，将此虚假数据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不是“杀富济贫”》报道中刊出，并将“国外一家研究机构”改成“中国权威部门”。同年6月25日，广东《时代周报》网络版刊发题为《贫富分化急遽扩大的危险》的报道，以上述虚假数据为基础展开述评。该报道刊发后被浙江《青年时报》及一些网站引用或转载。最后，新闻出版部门对上述4家报纸刊登虚假新闻提出严厉批评，并责成报社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该新闻被《新闻记者》杂志列为2009年十大假新闻之一，也是当年唯一一篇由评论造成的“假新闻”。新闻评论是以新闻为基础的，而新闻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新闻评论的刊发，事实上对新闻事实起到了二度传播的作用，新闻评论员是新闻事实名副其实的“二传手”。以往的新闻伦理研究往往强调新闻记者对新闻事实的“文责自负”、强调新闻编辑对新闻事实的“总把关”，却忽视了新闻评论员对新闻事实“再度审核”的责任。由于网络带来的评论主体的开放性与多元化，这种不考事实、以讹传讹的“假评论”近年来时时出现。究其原因，最关键的还在于一些评论工作者缺乏主见和学养，盲目相信某些专家学者，对那些貌似精确的调查数据深信不疑，不问来源，拿来就用。

（三）违反事实，党同伐异

众所周知，在追究新闻从业人员的伦理责任时，我们一般会套用法学的“过失与故意说”，对从业人员的失范动机予以区分。如从“过失与故意”的角度出发，不管是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评论炒作，还是不考事实、以讹传讹的评论造假，都应属于过失行为。而某些相关领域的专家，因其权威性与公信力，也在时评队伍中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甚至有人戏言，新闻评论进入了‘专家时代’”［1］。这些所谓的专家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利益动机，在撰写评论时往往故意违背事实甚至违反常识。这种失范现象在问责时则应鉴定为故意行为。当前，有些专家坐不住“冷板凳”，将基本的新闻素材和推理规则抛诸脑后，而故作一鸣惊人之语、唯我独尊之论。2009年3月18日的《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某专家针对群众上访现象的名言：“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这种毫无事实依据且违反常理的评论自然会引起公愤，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公开道歉。有学者主张对其问责，并从以下三方面追究其伦理责任：一是摆专家谱，唯我独尊；二是作雷人科，一鸣惊人；三是有利益在，按酬付劳。1921年，美国密苏里州新闻协会制定的《密苏里规约》写道：“受控制的新闻或从商业角度作出的评论都不配登在报纸上”［2］。日本新闻协会1944年制定的《新闻伦理纲要》有如下内容：“撰写评论，故意违反事实以党同伐异，实在违反优良的报业精神。”［2］为何这些作为公信力代表的专家会在时评中如此“违反事实以党同伐异”呢？究其原因，恐怕还是“谁请专家，专家就替谁说话”。为某些利益集团代言，用种种“学术话语”包装其利益动机，专家自然就将社会公共利益抛诸脑后了。

二、论证逻辑方面的失范

从文体的角度来考察，新闻评论属于议论文的范畴，论点、论据及论证都不可或缺。如果论据不足或论证不充分，新闻评论就难以以理服人。所以，基本的逻辑素养，也是衡量新闻评论工作者的指标之一。在论证的逻辑方面，新闻评论的失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

（一）小题大做，以偏概全

“以小见大”是新闻评论中对事实进行概括与提升的基本方法之一。其关键是“小”和“大”之间一定要有“水到渠成”的逻辑联系。缺乏这种内在的逻辑关联，不顾新闻事实而硬性提升，胡乱提升，就会使论证不合逻辑，演变成“小题大做”甚至“以偏概全”。2005年9月29日下午，山东来沪孕妇郭美玲，乘出租车去普陀区中心医院。不想出租车司机不认识去这家医院的路，在车上孕妇及其陪同弟媳要求下，司机就让他们中途下了车。后来两人乘坐两辆摩托车，不想孕妇途中流产。此事被上海当地一家媒体报道后，很快被国内30多家网站和9家论坛转载，引发了众多网络评论对上海“形象”的斥责之声。出租车是上海的一个重要“窗口”。“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从这一角度看，这个司机的行为，确实有损上海的形象，应该举一反三改进行风。但如果以这样一个个案以偏概全抹黑上海的整体“形象”，就有失公允。单纯从论证的逻辑角度来讲，也有明显的“孤证”之嫌。新闻评论如以偏概全，在写作中把新闻背景和意义无限扩大，往往模糊了事实真相，无助于对事件本质的认识，会导致公众的过激情绪，并从根本上背离新闻评论的写作初衷。“就像言论可以被用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定并改变他们的生活一样，言论也可以破坏和伤害人们。”［2］这种小题大做、以偏概全的评论不仅不能帮助读者监测环境，认识生活本质，甚至还会混淆视听，伤害读者感情，实乃新闻评论的大忌。

（二）自相矛盾，不攻自破

2005年4月3日的《南京晨报》报道：中国科技大学大四女生马蕾蕾被校方确认窃取某国外大学给本校一位同学的邀请信，并冒名用E－mail破坏同学的留学申请。马蕾蕾事件发生后，该校人心惶惶，许多学生疑心自己的邀请信被窃取，纷纷与所申请的大学联系；甚至有些接到拒绝信而不甘心的，又再次与学校确认是否属实。4月1日，中国科技大学召开校长工作会议，决定开除大四女生马蕾蕾的学籍。马蕾蕾事件发生后，某著名新闻评论家在其新闻评论中，援引了当时教育部最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来探讨马蕾蕾的行为是否够得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开除学籍”的条件之一。但细心的读者发现，就在这个规定的第六十九条，写得很清楚：“本规定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不论作者本意如何，采用一个还未生效的法规来探讨问题并得出结论，的确有论据不足、逻辑谬误之嫌。在接受了读者的批评后，该新闻评论家长久地陷于伦理自责中，有一年多的时间不敢涉足评论写作。自说自话、自相矛盾的评论是经不起读者的推敲与逻辑的检验的。

三、评论态度方面的失范

西方传媒在策划其编辑方针时，有两点是要公之于众的，其一是新闻评论的态度或保守或激进，其二是新闻处理的态度或严肃或激情。因为这代表了新闻学至今的两种发展方向。在“纯客观”新闻学背景下，新闻评论必须一板一眼、逻辑缜密、正襟危坐、零度情感。而随着“新新闻主义”等浪潮的兴起，人们也渐渐接受了激情四溢、正气浩然的新闻评论。新闻评论是客观新闻事实基础之上的主观观点或建议，是客观与主观的高度融合。新闻评论工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遭遇的最大瓶颈，恐怕就是客观与主观的度的把握问题。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以下两种伦理困境：

（一）一味谩骂，人身攻击

1988年，全国各地刮起了“囚歌风”，其中以一首《悔恨的泪》最为风行。而其演唱者曾因流氓罪被判处刑罚并以刑满释放。同年10月1日，《温州日报》某文艺编辑撰写了《从强奸犯的歌谈起》的文艺评论，抨击这种文艺现象。文章写道：“近来，大街小巷，无论走到何处，一个强奸犯获释后无休止的《悔恨的泪》，像狂躁的幽灵，总是死死地缠绕在人们的耳际，随你怎么避也避不开，我直感到阵阵恶心。我不知道那位被侮辱的姑娘听了这装腔作势、不阴不阳、滴着鳄鱼泪的歌声将会是如何思想的。”文章还反问道：“如果强奸犯们都能一展风姿，尽抒歌喉，那么风华少女们还讲什么贞操呢？”也许该文艺编辑撰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在文章中把“流氓罪”说成“强奸罪”，把刑满释放后的普通公民称为“犯”，实际上已经从正当的文艺批评走入一味漫骂的死胡同，其谴词造句也有明显的人身攻击倾向。老新闻学家郭步陶在1933年出版的《编辑与评论》中写道：“评论是社会中公开的作品，对于国家政治、人心风俗等，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在下笔时，须先自己警戒道：凡是妨害公安的言论，妨害人名誉的言论，妨害社会风化的言论，都是法律所不许的。能常记心中，那些一味谩骂，不负责任的空论，自然不会写出来了。又有一事可以说，而在法律上或道德上有所限制的，作评论的人，也不可不知道一二。例如诉讼评论，须在断案以后；文艺评论只能批评文艺，不能评到作此文艺的人，其他可以类推。”［2］这些文字，对新闻评论者的写作动机及评论态度都有论述，是我国较早的新闻评论伦理资源。我们要做的是尽快将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文本。

（二）激情泛滥，评论“越位”

2006年6月27日凌晨，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现场，意大利凭借终场前的一记点球“绝杀”澳大利亚。这一比赛结果，在成就意大利昂首挺进世界杯“八强”的激情的同时，不经意间，也成就了本场比赛现场央视评论员黄健翔的激情———后者以几近歇斯底里的语气高呼：“意大利万岁”，“伟大的意大利”，“澳大利亚回家去”，“你们滚蛋吧”。于是，黄的这一激情十足的解说，与本场比赛一起，迅速成为公众议论的热点。①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体育赛事尤其像世界杯这类世界顶级体育赛事，悬念和激情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在精神要素和灵魂底蕴。如果所有的体育评论都仅限于教练运动员的简介与技术比分的简单交代，那么体育评论将和竞技比赛一样，失去其大部分的魅力。不过，虽然如此，黄健翔这场比赛中的激情解说，仍然被认为是评论“越位”了。现场体育评论也属于新闻评论的一部分，新闻报道所遵循的客观、公正、中立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体育评论。两支外国球队的比赛，我们的新闻评论员却一味高呼其中一支球队“万岁”、“伟大”，显然有违客观公正原则。立足国家级公共传媒的体育评论，更不能这样一任激情泛滥、无所避讳，只为体育事件中的一方摇旗呐喊。在新闻评论中，如何把握好主客观的度的问题，在其间找到一个“黄金分割点”，将是摆在所有新闻评论工作者面前永恒的难题。

正如普利策所说，“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对于以上新闻评论的失范现象，国内的新闻学者也在努力寻找应对的对策。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认为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解决评论者的署名问题，即在媒体中推广注明评论者身份的做法。著名新闻评论家马少华则提倡从内容、形式以及评论者的行为规范三方面来加强新闻评论的伦理建设。对于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笔者表示赞同。但不管是署名的建议还是行为规范的加强，都应该以对具体新闻评论的伦理判断为基础。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望能抛砖引玉，在学界引起一定的关注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