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舆论正确引导
时间:2022-01-04 04: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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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来广泛应用于社会领域。治理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利益群体的多样化,而社会治理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畅通与供给,这样,社会治理就体现为对公众舆论的依赖与互动。
公共舆论是指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问题具有共同倾向性的看法和意见,中国古代称之为“舆人之论”,即众人的议论。英文中的“PublicOpinion”是指公共的意见。公众舆论包括两个要素:(1)舆论与受到争议的或可引起争论的问题有关。对于真理昭然的或公众意见一致的事情不会有什么舆论。这点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随着社会的日趋复杂,那些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越来越受到挑战,因而舆论的范围就扩大了。(2)舆论在理性上应当是可以被辩护的。这并不需要每个人都从理性出发来阐述各自的看法。舆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客观前提出发所进行的逻辑推论有时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舆论的产生可以是迫于某些人的权威,或者产生于某种复杂的成见或心理积淀。“总之,公共舆论可以被定义为:由人口的某些重要部分所持有的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的一系列看法。”
“公共治理”则是政府基于治理理论建立的与公民分享权利、分解责任和义务,从而实现同构与互动和谐关系的一种模式及过程。这一模式及过程的基本特征在于:一是政府制度设计及治理行为追求“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二是治理结构及其功能表现为“公共”关系的建构,即“公共”是“和谐”的政治条件与人文环境;三是公共治理方式强调政府与多元主体共享权利、分解责任和义务;四是公共治理的行政文化强调服务和服务的普适性、即时性与有效性;五是公共政策通过双向回应机制提高公信度和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在当代,公共治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关系到社会不同层次、不同阶层、不同团体的利益;而公共治理的主体构成也从传统的政府扩展到了所有的公共部门以及公民个人,公共治理成为一种包括政府治理在内的全社会的开放式治理。推动“多中心主体”公共治理,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合作伙伴关系,提高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已成为当代公共治理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这也意味着政府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从传统的无限权力的权威政府中走出来,建立有限且有效的法治政府,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指出的:“政府要在公共治理中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的角色,是掌舵而不是划桨。”通过公共治理这样一种模式,政府与公民及社会团体在互动与同构的过程中,社会有可能成为“由政府和社会上的人员参与组成,而没有某个行为者掌握主动权充当领导者这样的一种组织网络。”
社会治理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显而易见,公众舆论是保障公民行使民主权利和实现社会治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公共舆论反映着人心的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局势的发展。”这样公众舆论就与社会治理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由于公众舆论代表了社会大众的广大的呼声,以及人们行使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的基本权利的表现形式,公共舆论受到了国家机构和国家精英的广泛重视。因为公共舆论包含着大众对现行政策方针的评价和批判,社会治理与公众舆论的契合点就在于二者对民意的强烈依赖性,可以说,社会治理与公众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公众舆论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主要体现为:
首先,公众舆论有助于公共决策的透明与科学。公共舆论是社情民意的一种经常性、集中性的公开表达,是“公意”的一种非正式化的民间诉求。新闻及公共舆论“如何报道政策行为将会影响公共政策的进程和公众对政府本身的评价。”这是政府和政治家“获得公众支持的重要途径。”每个公民都有获得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政治信息。透明性要求上述这些政治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为公民所知,以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现有效的监督。透明度愈高,社会治理的程度也愈高。这样同时也解决了决策的科学化问题。大量事实表明,没有民意的采纳、没有对公众舆论的重视,就根本淡不上科学决策。脱离广大民众,脱离利益相关者、不顾公众舆论的反对,只靠少数政府官员或精英们的决策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实践表明,少数政府官员、社会精英还不能完全表达民意、民心、民利,必须酌情加大公共舆论在决策中所占的比重。只有让公共舆论参与公共决策,才能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决策的科学性。
其次,公众舆论有助于对权力进行监督。社会治理离不开权利的制约和分化,只有在权力分化和互为制衡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而公众舆论所具有的重大监督力度,无疑为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公众舆论“在稳定社会情绪、端正社会价值导向以及推动社会重大政策实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公共舆论逐渐壮大,并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制约和监督功能。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及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就开办了舆论监督类栏目60余个,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各大报也都开辟了舆论监督专栏,曝光了很多违法违纪事件和权力滥用行为,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深切关注和热烈讨论,并形成了惩治腐败、推进法治政府的公众舆论和强烈呼声,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和动力,从而促进了行政公开化、法治化和民主化。而从“致敬12003中国传媒”和“致敬12004中国传媒”中可以看到,“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SARS内幕”、“阜阳‘空壳’奶粉之祸”、“西安宝马彩票案”、“最富争议的市委防记”、“1.6亿则政赤字上的豪华演出”等等,“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日,每天收到观众来信100多封,电话近100多个,大部分是反映问题的。”这些新闻栏同之所以获得了高度评价,是因为它们作为礼会“守望者”把这些问题传达给了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这些事件及其背后的深层问题进行了挖掘、讨论、反思和批判,进而形成了关注弱者、维护权利、鞭挞黑幕、惩恶扬善的强大公共舆论和监督力量、并使这些舆论监督进入了相关决策视野,加快了对这些事件的调查处理和解决。可见,公共舆论对实现社会治理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再次,公众舆论有助于民意的充分表达。公共舆论是社会上多元利益集团的声音的表达,它通过它的主要载体大众传媒将社会中不同利益集体的想法和观点进行汇总,可以说正是大众传媒给多元利益集团提供了表达其想法的渠道,从而促成了公共舆论的形成。而法治秩序和民主秩序的形成,正是由于大量的利益集团的存在,他们不断的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伸张和诉求,才推进了法治秩序和民主秩序的形成。同时,国家机构也通过公共舆论了解到了广大利益群体和集团的声音,可以说,公共舆论弥补了在公众和国家之间进行信息表达和传播的不对称。同样在推行法治秩序和民主秩序的过程中,由于公共舆论的存在及其特性,它一方面防止了政府推进法治过程当中,政府对于社会大众根本意愿和利益的忽视,另一方面防止了在社会本身诉求法治秩序和民主秩序中,孤立的利益表达的无力度的缺陷。正是在将公共舆论作为中心,将大众和政府的相关想法和意见进行传导的过程中,公共舆论、政府和社会大众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影响状态,从而促进法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正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舆论,世界的皇后。谁主宰了一个民族的舆论,谁就主宰了这个民族的行动。”社会治理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也是要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社会治理离不开民意的充分表达。
当然,公共舆论本身也存在着相应的向题,也表明其具有的局限性。它有时也会并不传达公众的真实和合理的想法,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在对公众舆论的取舍时要对舆论的真实性进行辨析,以便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的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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