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陆定一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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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于2003年8月。当年9月，是陆定一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60周年，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了纪念研讨会，该文是我在纪念会上的发言。我们从陆定一的文集和传记中，看到这位曾担任中共中央20多年的宣传部长的领导风格和杰出的宣传思想。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陆定一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重新发表又做了点修改。①

1966年被诬为阎王殿，陆定一被控为“阎王部长”，身陷13年大狱。为捍卫精神生产的铁律，他始终高奏正义的旋律，以高尚的人格书写了光辉的一生。中国知识界被他的理性与正直所撼动，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把他的思想遗产作为精神财富保留在心里。一提到他，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文化人和理论工作者都以崇敬的心情夸赞他的为人和追求真理的勇气。

一、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与邪恶低头

1906年6月9日，陆定一出生在秀水名城无锡，年少宏图报国，立志与黑暗抗争。1925年在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就读时，已是一名共产党人，他为昭示真理写出许多声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文章。立身文化、理论、新闻业的人，其职业灵魂就是诚实地说明世界真相，为真理而献身，陆定一这一历史遗产在中共党史中具有警世铭心的意义。

大革命时期，作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他主编《中国青年》，鼓舞年轻人投入救国救民的伟大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八七会议和广州暴动。当时许多人左右徬徨，对中国革命疑虑退缩，他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批判了种种错误思想，指出民权革命是中国今日之必需，民权革命必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申明他要为之奋斗终生。

1928年末，陆定一作为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决不追随王明的左倾主张，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征后期和东西征中，陆定一担任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他总能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说实话、说真话，被视为党内难得的理论家。1941年，陆定一由太行回到延安，担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在的领导下，《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版，出色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为党报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党的“七大”以后，陆定一出任部长，在党的“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又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主管宣传、教育、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等工作，几乎涉及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从50年代中期开始，陆定一警惕苏联“左”的流毒对中国宣传工作的影响，在“左”的路线抬头时，他堂堂正正，刚正不阿，成为宣传界正确舆论的代表。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久，利用特殊地位公然约见、文化部的几位正副部长，得意地敲着手里的铅笔对陆定一说：“深刻理解了主席前一阶段的讲话后，我认为目前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你认为《海瑞罢官》怎么样？我认为很有问题，应当好好批判！”陆定一面对的专横，坚定地说：“对海瑞进行研究，是提出来的。吴晗同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写了几篇评海瑞的文章后，又勇敢地跨行业写京剧剧本，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嘛！现在说批就批，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此事不要草率地从事！”陆定一说完，几位主事的副部长也都表示不能立刻批《海瑞罢官》。

异常懊恼，秘密到上海找到，在柯庆施的支持下，决定由执笔写作绞杀吴晗的黑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由执笔、亲自审阅过的文章终于在《文汇报》上刊出，在不可抗拒的压力下全国所有的媒体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12月，身为干部的戚本禹突击写了一篇“要害是罢官”的政治批判文章，陆定一不同意发表，对他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说。”陆定一还特别提醒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指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1966年3月对陆定一领导的作出定性：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在这危险的关头，陆定一不向谬误、强权低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此时，、“”借“钟道打鬼”神化领袖的调门越来越高，陆定一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们的画皮。1966年4月，陆定一针对鼓吹学“老三篇”、“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胡言，在安徽对当地干部说：“读了一篇文章就要解决什么问题，那是瞎吹牛！”“学习思想不是当偶像，不要把思想看成包罗万象，把它庸俗化。”风暴接踪而至，陆定一多次被批斗，遭到拳打脚踢的非人待遇，1968年4月被关进秦城监狱。在恶劣的处境下，陆定一保持了高尚的人格，从不说假话，也不向恶势力屈膝求荣。

1975年中共中央25号文件下达全国，宣布陆定一为阶级异已分子、分子及内奸嫌疑。陆定一拒不签字，坚持申辩和上诉。“”倒台之后，党中央对陆定一的错案作了彻底平反。1996年5月9日陆定一不幸与世长辞，以他顽强不屈的一生铸造了韶光闪耀的青史。不向任何倒行逆施低头，坚持真理永不退缩，是他给理论界、新闻界留下的第一笔遗产。

二、宣传工作不要搞形式主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卓越的新闻与宣传工作的领导者，陆定一给我们留下的第二笔遗产更为重要：中国的宣传工作要符合自己的国情，决不能照抄照转别人的办法，也不要对下发号施令，而是要研究实际问题，拿出有说服力的思想成果。他的许多文章、报告、讲话，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对今天的理论工作和新闻工作仍有重大的意义。

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曾转发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一些宣传干部深受影响，喜欢多管一些具体事，往往把下面创作和新闻报道出现的问题视作思想立场问题，而忽视大方向。刚一解放，全国掀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高潮，把苏联管理新闻工作的那套“左”的东西全盘搬过来。陆定一没有赶浪头，而是头脑冷静地看待苏联，实事求是地对待苏联。陆定一引用米高扬的话说，苏联的很多理论工作者除了能背诵一些马列主义著作，没有学问和知识，许多文章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对待学术工作态度粗暴。他们似乎有一种看法，凡唯心主义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只好送公安部门，这就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了。苏联党对文艺干涉过多，左琴科写了苏联社会阴暗的一面，比如有小偷等等，就一棍子给打死了，说是侮辱了苏联人民。陆定一认为：“如果有小偷，批评一下有什么不好呢？在新闻工作方面，塔斯社报道的消息不全面，报纸只登结论性的文章，没有生气，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考虑。”当时的，要求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的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要求的干部都来做“哨兵”，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②。陆定一指出，盲从苏联是多么滑稽可笑。他说：“1928年底到1930年夏天，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驻在莫斯科，开始感到苏联是相当民主的，许多问题一直传达到党的支部，让党员们讨论。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哲学界进行了一次大斗争，批判德波林。德波林是苏联老一代哲学家，是哲学界在革命胜利后唯一没有逃往外国的一位哲学家。斯大林当时为批判他，派了几个人跟他学习，学了以后就回过头来批判，以苏共中央决议的形式，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还是世界观的范畴，戴上‘孟什维克’的帽子，就是政治问题了。在生物学界，树立李森科，打倒摩尔根学派。甚至工厂的设计也只听‘权威’的，设计出来的厂房或机器，都是千篇一律。在文学艺术领域，扶植‘权威’，只有权威才是对的，反对‘权威’就是错误的，都要受到批判。这使我想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但我又不懂，讲不出多少道理。不过，我不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待科学和艺术问题就应当是这个样子。”

陆定一不赞成这种做法，主张中宣布要减少琐碎的事务，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研究一些思想、政治方针问题，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领导作用。陆定一强调，“宣传部不能只管党校、出版、地方报纸等具体业务，应该管整个思想战线。”他说，如果每个处一年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提出一些好建议，递交的报告被中央采用一点，甚至几个字，就算做好了工作。他强调，“不要取代中央发号施令。如果每个处都想对下发号施令，那么究竟谁是中央呢？”陆定一的实事求是态度，对新闻出版界的唯物主义者是鼓舞，对一切形式主义者却是强有力的告诫。

三、为知识分子、为学术自由仗义执言

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他乘势提出重点做好500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力主形成尊重知识、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提倡学术自由，力戒学阀打压知识界的独立探索，是陆定一给中国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建国初期，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学了苏联李森科倡导的米丘林遗传学，而压制不同学派引起他的深思。当时北京农业大学主要负责人认为摩尔根学派的基因说是唯心主义，以粗暴的态度批判和压制赞成摩尔根遗传学的教授。党中央知道了这些情况后，调动了他的工作，让他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了解遗传学知识，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转变。陆定一看出他的“门户之见”，约他谈话说，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电子、质子、中子，还有各种各样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脱氧核糖核酸，这是极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苏联以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这个同志经陆定一的启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尊重遗传学派。由于陆定一部长的努力，生物学界自由探讨的风气开始形成，使我国遗传学的研究成绩远远超过了苏联。

当时有人说，中医是封建主义医学，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学，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在艺术领域，有人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坚决反对其他流派和创作风格。陆定一没有轻率地抹煞某种科学成果，他说，如果在学术问题上拿大帽子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可能会把我们中国的大科学家搞掉。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凡是老老实实研究学问的，我们都要给予关心和支持，对他们乱扣帽子是不对的。大科学家没有出名时都标新立异，如果乱扣帽子，就会把他们打死。

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当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两人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由出面裁定对错。陆定一微微一笑，说：“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不能拍这个板。”陆定一把这件事向报告，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请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到列宁当副部长，也还是解决不了。”

此时，全国一些高校党委和省市宣传部对学术上的是非加以干预，傲慢地指手画脚，强令服从自己的观点。有些分管宣传、学术界的党员干部以专门家的身份出现，宣称党不能领导他，而在非党知识分子面前却以党的牌子压人，不许别人批评，只让别人颂扬。这类问题长时间萦绕在陆定一的脑海，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在1956年1月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他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这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决不要戴大帽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艺术、技术的水平，并使新一代得益。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陆定一倡导学术自由的主张，坚持科学创新的必由之路，是留给我们的最大历史遗产。

这一年的4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作了长篇发言，多次插话。陆定一在发言中，公然为我国生物学界的权威、反对苏联的胡先肃先生辩护，胡当时因为反对苏联的科学政策而遭到批判。陆定一再次强调：“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有人提出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他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这里，陆定一虽然没有提出“百家争鸣”这个词，但他主张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要让知识分子自由讨论，不赞成支持一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第一个提出党的正确的学术政策。

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肯定了陆定一的观点。他在发言的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出专家学者和作家应当有思考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创作的自由、辩论的自由和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陆定一是双百方针的奠基者、开拓者，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睿智，不仅体现了豁达的胸襟，而且表现出爱护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在知识分子受到压制的关头，他敢于仗义执言，他的功德和形象在中国知识界永远闪烁着光辉。四、中国新闻学高耸的一座灯塔陆定一的新闻论著揭露了新闻业唯心史观的虚伪，阐扬了正大光明的报人理念，其新闻思想犹如灯塔高耸在记者心中。当倡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人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时，陆定一的理念干净利索地扒去了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外衣，成为中共党报学说璀璨的精华，这一历史遗产在世界新闻界都有万古长存的价值。

陆定一创造了唯实的新闻观，论证了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他说，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新闻则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还是在编辑中，都力求尊重客观事实。而唯心论者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把新闻解释为某种“性质”，武断地强调离开各种性质就不是新闻。这种“性质”说歪曲了客观现实，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会被它迷惑。我们沿着陆定一指正的方向环视，无论在西方或是在中国，总有人鼓吹这个“性”、那个“性”，重大事件、重大的社会现象出现，如果不符合他那个“性”，就不让报道，害怕人民知道重大的社会情况。

陆定一以“政治性”为例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过来。在阶级社会里，每条新闻归根结底总有其阶级性或政治性，这是对的。但不能因此把政治性作为新闻的性质，“如果仔细一想，就知道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事实与新闻政治性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么，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他指出，“政治性”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是第二性的东西。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不可分离的，“凡是不尊重事实的，那怕装得很像‘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只有把尊重事实和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

陆定一进一步指出，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有什么决定作用。唯心论的“性质说”，把片面的东西夸大成为全面的东西，把形式当作本质，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因而是错误的。唯心论的“性质说”歪曲了客观现实，一方面把人人可以懂得的新闻说得神乎其神，只能吓唬“土包子”，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天天玄而又玄地研究这个‘性’或那个‘性’，必致脱离事实，向壁虚构，无病呻吟，夸夸其谈。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事业是人民的良知益友，为人民而报道、为人民而呐喊作为新闻媒体的生命线，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陆定一的这一理论遗产透彻地深化了新闻媒体的终身使命，揭示了新闻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早在1946年，陆定一在《人民的报纸》一文中指出：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们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不奇怪，到了戈培尔辈手里，报纸发生了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反而会越来越糊涂。

所以陆定一强调，世界上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陆定一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政策指出，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秀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们，叫他们“小心！小心！”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地“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

根据某些了解陆定一的同时代人的回忆，陆定一在胡风冤案、反右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运动中，积极组织批判活动，还错误地整了一些同志，有时态度武断粗暴，致使一些人被下放到边疆，遭到严重迫害。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权力不受约束的政治环境下，陆定一所犯的错误具有某种必然性。陆定一在晚年对此有所认识，正如他对于光远先生所讲：“光远，我们那时的宣传部，不就是整了一个人，再整一个人吗！”③这种高扬“思想专制”大旗而迫害知识分子的行为，直接毁灭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这不是历史遗产，而是中国沉重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