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舆论监督报道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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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调查性报道；舆论环境；新闻舆论监督作用

【论文摘要】：自17世纪70年代调查性报道诞生以来，越来越受到新闻界的重视。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调查性报道的舆论环境日趋成熟，调查性报道在我国发挥着巨大的舆论监督作用。

一、调查性报道的概况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它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尤其是关系到影响公共利益的不正当行径的强有力的解释。[1]

调查性报道包括揭露性报道和调研性报道。揭露性报道的重点是揭露政府官员、公司企业经理以及公共机构中管理人员的不法行为和丑闻。调研性报道其重点既非揭露某桩丑闻，也非追踪某个特定的违法者，而是系统的调查研究政府机构、公司企业以及整个社会制度中存在的痼疾和缺陷。

由此可见，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在于，媒体在报道中并不满足刊登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常规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也常常是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但是他们仅仅是调查的起点，而非终点。

一般报道只报道个别的、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结果，而调查性报道则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内在的、隐蔽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正如沃尔特．福克斯所说，调查性报道往往来自"新闻报道主流外所获得的材料"，却也常常是"一个记者能够写出的一些最重要的报道"。[2]他们潜藏在公众日常谈论的新闻事件之下，如果不是有敏锐嗅觉和强大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冒着风险，付出比日常报道多出数十倍的努力，将其揭示给受众的话，也许永远不可能公诸于世。记者们这么做的理由，主要是基于新闻界的一项基本理念--也许，称之为美好理想更为确切--即保卫公众利益，利用传媒的力量进行舆论监督。

调查性报道发端于美国并成为美国以至整个西方新闻界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其他国家的新闻界，调查性报道也同样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印度，派记者冒充军火商人揭发政府高官受贿行为的网站一夜成名；在动荡不安的非洲，尼日利亚记者也以其对政治黑幕的勇敢揭露而享有"世界上最勇敢的记者"的美誉；在韩国，媒体的报道帮助揭露了卢泰愚总统的受贿行为，导致其下台与入狱……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舆论监督的大旗下，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明显增多了。毫不夸张地说，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以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主流。

二、调查性报道在我国的舆论环境

60年代初《人民日报》记者连云山赴深圳调查边民逃港事件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写下了四篇内参，建议建立深圳特别政策优惠区。这是我国新闻界最早的优秀调查性报道之一--尽管它并未被公开发表。

1980年，《工人日报》率先披露了"渤海二号"沉船事件，阻止了一些领导干部"丧失当成喜事办"的企图，这一报道促使有关部门查处了有关领导的责任。[3]

从连云山的"内参"到《工人日报》公开报道"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舆论环境已经有了极大改善。"渤海二号"沉船事件的公开报道并产生影响，标志着我国新闻记者的调查性报道从"内参"走上了公开发行的刊物，从而使这些原本秘而不宣的事件置之于公众视线及强大压力之下，调查性报道乃得以发挥它巨大的影响力。

跨入90年代，媒体开始把反映民众呼声，从事舆论监督视为自身的神圣职责。

三、调查性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

要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作出恰当的评价，并非易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调查性报道对我国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调查性报道的风行，首先令公众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从而更加充分的发挥了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以前，我国公民对于政府的决策运作几近一无所知，只有被告知结果并表示拥护的权利，而现在，通过调查记者的努力，我国人民逐渐开始获知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使他们有机会进行独立思考，并通过媒体的互动发表个人意见，换言之，公众开始以这种方式参与公共政治事务，进行重大决策，这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是一个重大突破。

媒体对于国家公共事务进行广泛的调查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透明、公开。它为公众提供了一条与决策者对话并进行监督的渠道，也因此促使政府在决策时更加谨慎，更加积极地与民众进行沟通以获得支持。例如，全国人大在修改《婚姻法》时，各媒体进行的相关调查性报道，就获得了立法者的关注，其调查结论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反映。调查性报道的有力监督，还促使政府加快进行制度改革。近年来，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秩序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均是不同程度地在新闻媒体的监督和暴光下促成的。这有力地说明了调查性报道强大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

调查性报道的另一个突出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体现在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在震惊全国的"8.24"张金柱交通肇事案的系列报道中，《大河报》在对整个案件不明的情况下，将记者手中的主要事实毫无保留地公开，并配发了措词严厉的、态度明朗的评论。透明化操作使所有可能进行黑箱操作的渠道全部被堵死，各种可能的说情、利诱、胁迫也失去了机会。这种堵死一切退路的做法，令当权人物不能不有所顾忌。两天后，一直期待案情水露石出的市民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可以想见，如果《大河报》没有进行这一系列的调查性报道，身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很可能在司法系统少数人的"帮助"下逍遥法外。对张金柱一案的报道，很大意义上可视之为媒体运用调查性报道遏止腐败的胜利。再如2001年广受公众关注的"黑哨事件"，毫不夸张地说，是《新闻调查》、《今日说法》等一批权威媒体的加入，促使司法机关介入了对于传闻的调查，并最终对龚建平等一批涉嫌吹黑哨、拿黑钱的裁判采取了行动。

此外，调查性报道还有重要的制定议程的能力，提醒公民们有那些问题是没有受到重视的。虽然持续的新闻关注并不能确保问题得到讨论和解决--例如：司法机构采取调查行动并诉讼渎职者--但它至少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否则，问题可能被永久性地掩盖在假象之下。《南方周末》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一系列关于三峡水库的报道中，提醒公众：三峡的建设并非完全没有隐忧，它可能导致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恶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也曾率先在2001年12月中旬对足球界的"黑哨风波"进行了深入采访。尽管一度被要求延期播放，但这期报道最终和其他媒体的调查一起，引起了公众特别是人大代表们的高度关注，从而促使原本对介入持消极态度的司法机关开始了岁黑幕的长期调查。

凡事都有两面性，调查性报道尤其堪称新闻的双韧剑。因此我们在运用调查性报道进行的新闻舆论监督时，一定要把握正确的尺度，找准方向，尽量避免其消极影响，从而促使它推动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海燕.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2003.

[2]沃尔特.福克斯.新闻写作--报刊记者指南.新华出版社,1999.

[3]王强华,魏永征.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