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技术变迁与网络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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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如何看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对传媒的影响，就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议题。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围绕国家安全视角下的媒体技术变化与网络舆论演进，在理论、战略、政策与实践等不同维度，均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认知；而且这些认知，也处在高速变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互联网向全球高速扩展开始，到2013年斯诺登披露棱镜系统之前为止，这一时期是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全球意识形态场域占据显著优势，欧美国家引领互联网新技术应用在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占据显著优势。

尽管遭遇各种挫折和挑战，但在心理和认知层面，欧美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与经验被赋予普世价值，并在全球得到了高速的传播。第二阶段从斯诺登披露棱镜系统开始，到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确定之前，这是一个过渡和转折的时期。最重要的转折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斯诺登披露美国棱镜系统及其运行的相关事实，使得美国不再能够以“良心霸权”的形象，继续垄断构建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道义制高点；其次，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中，2010年至2011年间在中东地区推行的基于互联网自由的颜色革命呈现显著的反噬态势，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的战略规划与政策建议，尽管在内生逻辑上还是自洽的，但是在实践中的挫败逐渐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已经不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第三，新媒体在全球范围初步完成了对传统媒体平台创新和生产流程的早期冲击，相关理念、技术、应用和能力在全球，尤其是在非西方国家内高速扩散。第三阶段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尘埃落定算起，迄今为止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其中前不久引发各方高度关注的脸谱公司5000万用户数据可能被用于政治态度分析乃至操控选举的事件，可以看作是这个阶段的又一波高潮。这个阶段目前展现出来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新媒体技术与网络舆论的互动关系遵循“去中心化”和“反传统权威”的内生属性继续向前发展，并从外围反向蔓延到作为技术和应用发端的核心区，有点类似涟漪拍岸之后的反向运动。

从客观上来说，这是新媒体技术与网络舆论走向深度互动的必然；从主观上来说，全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媒体和精英对此发展的速度、深度、广度和力度，均缺乏相应的准备和预判，强烈的挫折心理和具有显著集体性的选择认知构成了强烈的反弹。从基础性的事实看，目前能够确认的是，名为“剑桥分析”（CambridgeAnalytica）的数据公司，涉嫌通过设置在社交媒体脸谱（Facebook）上的第三方应用，自2013年起系统收集了超过5千万的个人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用于实现精准的政治广告推送，进而试图达到影响受众投票行为的目的。影响投票行为的研究在欧美学界高度成熟，虽然舆论铺天盖地，但从学理上要论证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广告投送和投票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更加深入的基于有效控制变量的科学研究。但很显然的是，控制传统主流媒体的群体，表现出了典型的后真相时代的行为特征与模式，采信了论证最为困难，但将解释最令人满意的假说，来作为基于事实的真相，进行广泛报道。撇开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带来的干扰因素，这一阶段全球范围内，各方确实都在关注巨型社交媒体平台及其带来的影响，不仅包括对网络舆论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包括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显然在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案例中，全球最为发达和强大的西方民主国家，似乎也认为自己的国内政治安全无法有效豁免来自外部的带有敌意的国家行为体的网络舆论操控行为。社交媒体的影响，凸显在其汇聚的海量数据，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实质性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战略潜力。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第四季度，脸谱公司每月活跃用户数约为22亿，每日活跃用户数约为13亿，上传照片总数超过2500亿张，整个脸谱网数据总量约为300PB，每日新增数据量为4PB，相当于每天增加16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据量。这些数据中包含了用户的个人信息，情感表达以及比较真实、准确的政治态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从技术发展的视角看，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通过对社交媒体数据进行政治态度和立场分析的技术已经高度成熟，用分析结果影响甚至操控政治过程的实践也已经普遍展开，并有显著的进展。2010年至2011年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倡导并大力推动的互联网自由战略，对这种扩散进程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推进；相关分析挖掘技术的扩散，以及成熟的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正在证明其超乎想象的潜在影响力。

从规制的角度来看，这种融合与变迁的发展态势，对各国建设和完善相应的治理能力体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其中至少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要点：其一，对具有战略性的本国数据资源进行有效的管控，避免超级平台对数据的富集和相关挖掘处于某种事实上的失控状态。其二，对数据挖掘的技术、能力以及商业模式进行有效的规制，构建一个良性的生态，避免相关能力被滥用，转化成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其三，在共识基础上催生新的、有效的国际规制，形成一个良性的国际环境，避免与新媒体以及网络舆论相关的国家安全议题领域陷入丛林状态。整体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和拓展，正遵循技术和市场的内生规律，持续高速地向前发展，各种指向国家安全的新型威胁，与其说来自技术，不如说来自于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相对滞后。可以预见的是，哪些国家能够在此过程中获得领先，那就意味着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宏观背景下，在国际体系结构变迁的微妙时刻，赢得更大的战略主动。

作者:沈逸 单位: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