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智慧博物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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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馆的主要信息传播维度

传播是现代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之一，在2007年的最新博物馆定义中，便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博物馆在参与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无论是对藏品的征集、保护，还是学术研究，最终都需要将博物馆所生产的文化信息，通过举办展览、出版图书等方式对外进行主动传播，可以说，“传播”是现代博物馆近乎天然的特性，“传播工作是用来达到博物馆目的的根本环节”。[1]鉴于传播对博物馆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学者便开始借鉴传播学的理论，结合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学科，对于传播学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更好地把握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工作实践以及信息化建设的方向。在传播学中，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1]。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社会系统要正常运行，就时刻离不开传播，传授双方在一定的意义共通前提下，进行信息的共享活动。正如传播学对人类社会传播特点的总结，传播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过程和系统。因此，对于传播学的学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系统的动态过程性视野下，来考察宏观的社会系统或者是某一类机构的运行规律。这对博物馆的日常运营和信息传播而言，同样如此。传播过程的研究，是传播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被认为包含了：传播者（信源）、受传者（信宿）、信息、媒介和反馈五种主要的基本元素，通过信息的流转，各要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确保传播行为得以成立，进而发挥特定的功能。传播过程是对人类社会传播网络的抽象化描述，在看似复杂的互动关系中，通过引入“信息流”的概念，使信息运动的状态更加形象化，帮助人们直观地理解和认识传播行为，更好地分析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具体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促进传播工作的改进。以传播过程的研究视角来审视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机构的信息传播，对于我们的工作改进和信息化的建设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它可以将博物馆看似复杂的各方面专业工作，抽象为几个主要的传播过程或者渠道，对我们的实践工作和信息化网络建设，给予更加形象化的描述，有的放矢地进行建设和提升。那么，该如何来理解博物馆信息传播的过程或者渠道的概念呢？我们有必要结合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和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组织特征来进行分析。首先，现代博物馆是一个具有外向传播需求的机构，正如博物馆定义中所明确的内容，博物馆的藏品、专业人员的研究成果、举办的各类展览以及策划的教育活动，都是为社会公众在教育、研究、欣赏等方面的目标来服务的。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博物馆需要主动与社会观众建立联系，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那么博物馆与社会观众之间，就天然存在着一个信息互动的过程，或者称为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传播渠道。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以文化机构的身份扮演着各类信息的源头，即“信源”，作为信源一方，博物馆占据着传播的主动性，比如在内容的选择方面，“议程设置”[2]的优势就十分明显。观众作为接收的一方，主要“扮演”着“信宿”的角色，他们在参观展览或体验博物馆服务之后的反应和意见，是这个传播过程中的“反馈”因素，可以作为博物馆工作改进提升的科学依据。考虑到博物馆是以“物”为核心的文化机构，无论是展览、研究，还是教育、文创，都需要围绕藏品来进行，因此，博物馆的藏品就具有了媒介和信息的双重作用。在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博物馆各类藏品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是博物馆真正传达给观众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观众来到博物馆之后，注重的是历史实物的鉴赏，藏品在展览中又作为信息的载体出现，即“媒介”的身份。近年来，虽然随着博物馆概念外延的逐渐扩大，博物馆藏品的概念也一直在变化，但“博物馆（包括科技馆），运用物作为信息与知识载体从事传播教育的性质没有变化”[3]。由此，博物馆的实物和不断丰富的信息化技术，构成了博物馆传播中“媒介”的主要内容。其次，作为一个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工作秩序，具备传播学中“组织传播”的典型特征。顾名思义，组织传播是指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它包括两个方面：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通过这两方面的传播活动，“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的生存与发展”[1]。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传播渠道，属于博物馆的组织外传播，而机构内部的日常化运行则构成了博物馆的内部传播渠道。在传播学中，将组织内信息的传播过程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渠道，是对机构内部组织级别关系的反映。横向传播主要指发生在平等的部门或员工之间的信息交流，其作用是促进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提升组织的工作质量和效率；而纵向传播，则是指组织领导和下级部门、员工之间的信息互动，通过及时的信息汇集和分析，可以使决策更加科学化和组织行为更显整体性。虽然只是机构内部的信息传递，但组织内信息传播的通畅与否，关系到组织内部各部门的统一协调、指挥管理和决策应变等问题，也对组织向外传播的效率和品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组织内部信息沟通渠道的构建和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就博物馆而言，内部传播渠道的优化和通畅，关系到博物馆核心职能的发挥和对外宣传的效果。博物馆的展览策划、教育创意、学术研究、文物科技保护、公共服务、对外宣传和多媒体展示等很多工作，都需要多部门的配合才可以完成，这就有必要对部门间的横向信息沟通渠道进行高质量的需求整合与信息梳理，来确保博物馆文化产品的质量。在纵向渠道上，博物馆领导层要对各个专业口的信息及时掌握，才可以科学地决策，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利用，可以实现各类数据的广泛采集、集成分析和可视化输出，比如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情况、文物展品的环境动态、经费开支、观众数量和意见反馈、文创产品销售、学术研究动态等情况，一目了然地呈现给博物馆决策层，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才是博物馆真正不断自我完善的“智慧”体现。博物馆是现代社会“知识原创”的重要平台，博物馆核心功能的实现，需要这三个信息传播渠道的各自通畅与相互连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博物馆的日常工作，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各类文化信息来进行，通过优化这三个维度使各方面的信息通畅，提升博物馆信息处理能力，保证博物馆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正是博物馆不断成熟的标志，如俄军所言：“博物馆处理其核心业务需求的能力就是博物馆工作的智慧。”[2]

二、智慧博物馆与信息传播

智慧博物馆建设是近年来我国博物馆行业的新潮流之一，从2012年国内开始出现相关概念，到2014年国家文物局进行第一批试点单位的探索，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重视这一新的行业热点。随着建设经验的增多，关于智慧博物馆的相关概念和发展模式，业界逐渐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下一阶段博物馆行业迈向“智慧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关于智慧博物馆的定义，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智慧博物馆的认识，普遍是以传统博物馆在信息化方面的不足作为改进的目标，也就是说，传统博物馆中信息处理能力的改进，被作为博物馆是否达到“智慧”的考量标准。如宋新潮所言，智慧博物馆追求的是“通过在博物馆（群）中建立全面的动态感知，实现随时随地获取和传递观众、藏品、展厅、库房等要素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并基于智能信息整合，促进整个博物馆系统的自适应性调整和优化”[3]。从技术层面来讲，智慧博物馆依托日益成熟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智慧博物馆可以实现博物馆公共服务、文物保护与组织管理等各方面工作的优化升级。在这之中，物联网技术可以对展厅、藏品、库房环境、展柜微环境、各类人员流动的实时动态，进行智能化识别、定位、轨迹追踪、人流统计、监控和管理，通过统一、规范地采集，令博物馆更加“耳目通达”，时刻了解具体的实时信息。大数据技术则针对博物馆实际业务工作所产生的海量数据，采用数据管理、定向分析、深度学习等技术，根据不同的定制化需求，为社会公众和内部工作人员提供更好的个性化服务，掌握更有针对性的信息内容，令博物馆“知识渊博”。云计算按照博物馆的特定需求，提供数据信息的存储、计算以及可视化输出，解决数据量和访问量的快速增长问题，既实现智慧技术应用的低成本、高效能的目标，又可以使博物馆领导及时掌握全面的信息，还可以对博物馆内部的各类数字资产进行规范化存储与共享，做到科学决策。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则使实体博物馆和虚拟博物馆相互融合，实现对博物馆观众的全面覆盖和协同办公业务的全时知晓，使博物馆各业务活动开展起来更加便捷、高效和更具私密化。智慧博物馆是基于信息技术，为了破解传统博物馆因为“信息孤岛”现象而产生的新的博物馆信息化形态，因此，信息在整个框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也是目前业界的明确共识。智慧博物馆既然是以打破孤立、联通博物馆各类信息为主要目标，就必然会产生更加广泛的信息传播网络和渠道，如果将智慧博物馆主要的技术功能与前文所梳理的博物馆主要信息传播过程相对应，可以发现智慧博物馆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实际上都是为了获得博物馆与观众、博物馆内部之间更好的信息采集和处理，从工作实践的角度来说，并没有超出博物馆主要的三个传播渠道的范畴，智慧管理、智慧服务和智慧保护三个层面的综合提升，依然是对博物馆核心业务与职能的保障。相比于实体博物馆长期以来的信息困境，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中的单向性传播不足，智慧博物馆系统是对博物馆核心业务范围的全面覆盖与整合，对博物馆内部各专业领域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做出了非常大的改进。在智慧服务方面，智慧博物馆借助不断成熟的智慧导览系统、自媒体互动平台、多媒体展示和观众数据采集等技术，通过开放一定数量和权限的藏品资源数据，使观众既可以在实体场馆与网络中，广泛、自助化地了解博物馆的各项展览和藏品信息，还可以及时地将个人的意见反馈、汇总给博物馆，真正实现双方平等的信息交流与反馈。智慧博物馆本质上就是提供了一个从信宿到信源的优质而科学的反馈通道，真正让观众参与到博物馆的建设和自我优化中来，这是它超越传统博物馆的最大优越性所在。在内部管理上，智慧博物馆以覆盖全馆范围的宏观视野，建设博物馆内部横向、纵向兼顾的综合信息网络。通过统一的顶层设计，实现各个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采集、管理、分析以及输出的联通，及时将工作中的各方面信息加以汇总、分类与存储，借助大数据管理和分析，使博物馆领导和专业人员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工作动态，进而加以改进。尤其是保护方面，借助RFID技术、库房预防性保护系统、智能建筑系统和展厅环境监控体系，采集文物保护和展示的实时动态数据，并通过数据分析系统及时掌握文物保护的工作动态，确保文物保护的风险降到最低。智慧博物馆通过完整的信息采集—管理—分析—决策的传达网络，一方面，使博物馆专业人员可以更好地了解与沟通各自业务信息，打破专业壁垒，提升工作效率，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保证专业工作的品质；另一方面，各部门可以及时地汇总、反馈工作进度给分管领导，便于他们更好地知晓情况，科学决策，提升博物馆的机构管理水平。传播渠道的规范、通畅是确保传播行为发挥特定功能的基本前提，智慧博物馆系统毕竟是覆盖博物馆各专业领域的综合性信息系统，所涉及的各类信息量非常庞大，在这之中，必然有相当数量的数据冗余。为了更好地发挥智慧博物馆的效用，确保各系统的数据联通，就需要一个数据采集科学化、规范化的过程，这既是智慧博物馆优化传播网络的迫切需求，同样也是系统“智慧”潜力的保障。在业界目前的研究中，对于智慧博物馆如何在信息规范化、信息采集、信息管理体制、信息组织、信息传播、信息共享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给予了相当多的重视，这为智慧博物馆在制度化运作层面的不断改进，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智慧不只是要对事物有所认识，更需要在全面了解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决策。客观来讲，之所以会出现“智慧博物馆”的概念和诉求，正是因为我们以往的博物馆状态不够智慧。围绕博物馆传播范畴内的各方人员，既存在信息匮乏的困境，又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或不能拓展自身专业的潜力，博物馆自身的决策也可能会因为依据不足而变得不科学而显得没有“智慧”，遑论基本功能的发挥。因此，智慧博物馆真正的价值不只是博物馆信息采集和传播能力的提升，更在于在广泛感知的基础上，帮助人们做出更加科学的决策，使博物馆可以能动地“完善自身”。可以说，在大数据管理和处理方面的巨大潜力才是智慧博物馆的真正优势所在。张小朋在《智慧博物馆核心系统初探》一文中，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论述：“在智慧博物馆体系中，决策支持系统是对‘智慧’最集中的体现。”[1]智慧博物馆体系不只是对博物馆核心网络中信息传播渠道的建设和优化，更重要的是依托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对博物馆的信息整合与分析能力有飞跃式的提升，确保博物馆拥有科学的决策依据，来应对不断发展的社会文化需求。现代博物馆终归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古德曾说：“博物馆不应该是物品的坟墓，而应该是思想的摇篮。”[2]博物馆承载着人类最宝贵的记忆，也蕴含着对我们启迪的智慧。智慧博物馆的建设归根结底，是要以博物馆收藏的文化遗产为依托，借助更加科学、更加全面的信息技术来传播、激发属于博物馆的智慧，真正使博物馆成为“新思想的发生器”，推动社会发展。

三、信息传播质量的综合提升

现代博物馆在实现其基本功能、提升内部组织管理和参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信息传播需求，而智慧博物馆则依托不断发展的各类先进信息技术，在博物馆的信息采集、原创、管理、分析方面，具备巨大的潜力。信息的传播总归有特定的目标和诉求，智慧博物馆是信息传播和处理模式的深刻变革，确保博物馆各方面的信息在各自的传播渠道和过程中可以发挥博物馆的核心职能，带来内部人员和外部观众在思想层面与实践工作层面的改进。从传播学来讲，这就是实现信息的传播效果。传播学把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作为其研究对象，通过对具体的传播系统和各部分主体的分析，找到适合特定传播过程的模式与方法，发现和克服传播渠道中的障碍和隔阂，确保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智慧博物馆的主要目标同样也是为博物馆找到向观众传播历史、文物所蕴含的信息的方法。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信息规范化采集之后，便是如何主动加以分析和利用，智慧博物馆不只是对这三个主要传播维度的渠道构建，更要保证双方可以尽可能地实现双向互动，进而构建一个“敏感感知、科学分析、善于改进”的博物馆可持续发展体系，保证博物馆各类信息的双向传播效果。传播效果的研究，可以说是传播学中集大成的研究领域，也是与传播实践最密切的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涵盖了传播行为的各个方面，通过对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信息内容、传播过程、传播渠道、传播技术、传播方法以及传播制度等多方面的考察，总结出改进传播效果的具体方向，指导各类传播行为的实践改进。“传播效果是传播学和传播实践的出发点，同样也是归宿，做好传播效果的研究，是任何传播主体做出改进的主要依据。”[1]从传播效果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帮助我们理解智慧博物馆如何在博物馆信息组织和传播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改进博物馆主要传播渠道中双方的信息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传播效果是每一个具体的传播过程各个要素综合形成的结果，在完整的传播渠道中，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媒介渠道、传播技巧、传播受众等每一要素或环节都会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传播效果实际上是这些环节和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博物馆主要的信息传播渠道中，几乎都包含了这些因素，就智慧博物馆的系统建设而言，实际上正是对这几方面信息传播渠道的全过程提升，因此，从传播学角度来理解智慧博物馆对博物馆信息网络的综合提升，就需要结合博物馆各个传播渠道中传播目标的具体诉求，以及影响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来考察。从信息传播的流程来讲，作为传播行为的主体，信源在传播过程中无疑居于最优越的地位，在传播效果的主导因素中，信源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他们往往是传播过程的发起者，可以自主选择传播媒介和手段，而且对信息内容的取舍有很大的自主性，能引导信息活动的预期目标。信源一方的可信性和传播策略的选择，被认为是对传播效果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因此，在博物馆信息化建设中，对传播主体信息内容生产的科学性、权威性以及传播策略中最佳媒介的选择，就需要着重注意。现代博物馆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博物馆向外传播的各类信息要求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作为内容的原创机构，专业人员只有掌握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博物馆才可能传递出更符合历史事实和当代人需求的文化信息，达到预期的传播目标。在传播策略方面，博物馆也要根据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的偏好和自身功能定位，在两者兼顾的前提下，采用最适宜的媒体和最吸引人的表达技巧。智慧博物馆毕竟是由博物馆主导建设的信息化系统，也是为博物馆所用，因此，博物馆具有智慧博物馆体系中传播的主导权。在针对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信息传播渠道中，各项专业系统建设重点针对如何让观众喜欢博物馆、如何让观众看得懂博物馆、如何让观众记得住博物馆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在信息传播的内容权威性方面和多媒体吸引力方面，做到统筹兼顾。通过打通博物馆各专业系统的信息流通和建设专门的学术研究综合服务平台，使博物馆专业人员全面提升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增强内容的权威性；合理利用吸引力较大的传播技术，如AR、VR、3D漫游等热门多媒体形式，吸引观众来到博物馆、看懂博物馆，最终实现观众获取信息、参与表达和共同构建知识体系和社会价值观的传播效果。博物馆内部的信息传播，是为了更好地加强机构管理水平和业务水平提升，打造博物馆更高的业务水平与信息权威性，对于一个以原创和传播文化信息为主的机构而言，内部信息传播的效果如何，对博物馆向外传播的文化信息起到近乎决定性的作用。智慧博物馆建设，是对博物馆核心业务的一次信息化全面覆盖，面对以往普遍存在的“信息孤岛”现象和专业领域跨度大的困境，既是对信息网络全方位的渗透，也是对博物馆内部业务流全新的优化和架构。在梳理决策层和各部门信息诉求的基础上，利用统一的顶层设计，来融合与优化信息的流向，克服传播过程中的结构和功能等“传播障碍”和弱化“噪音”[1]因素的影响，疏通博物馆内部横向、纵向方面的信息传播渠道，确保业务信息主要的预期效果，追求组织系统最大的潜力。以博物馆展览为例，这堪称是博物馆原创文化产品中最复杂的工作。一个成功的展览，离不开博物馆所有部门的倾力合作，这其中也基本上涵盖了博物馆内部横向、纵向各方面信息网络的共同作用。在博物馆展览策划过程中，策展人员需要掌握诸如学术资料的梳理、文物藏品的支撑情况、领导决策的主要意见、形式艺术的设计施工、展览手续的申报审批、观众调查的成果与建议、教育活动的创意策划、公共服务的计划安排、展厅建筑的安防消防、文创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对外宣传的联络计划、财务程序的具体进度、多媒体设备的利用、票务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观众反馈意见的及时处理、自媒体平台的运营计划、展览活动的人员安排等各方面信息，稍有纰漏便会造成展览传播效果的不足。以往的展览往往需要策展团队在处理各方面信息时事无巨细，而这也是最容易产生内部信息传播效果不足的环节，进而影响展览信息的对外传播。而在智慧博物馆系统中，借助顶层平台的集成设计，实现内部业务流的梳理，通过协同办公系统平台，将各部门信息的采集和传播流程加以规范，利用大数据管理和分析系统，对展览的各方面情况实施把控，极大地提升工作的效率和传播质量。传播学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两个著名的媒介理论，即“媒介即讯息”和“媒介—人的延伸”。前者认为，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而后者则将媒介工具拟人化，认为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虽然这并不是十分严谨的理论体系，但对于我们理解智慧博物馆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启发，智慧博物馆可以说是将博物馆每个工作人员的能力做了延伸，采集的信息更多，信息表达的形式更丰富，传达的信息更广、更深入，在各专业延伸的过程里，构建出如同博物馆神经系统的感知网络，使博物馆的信息组织与传播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博物馆何尝不是大于具体信息内容的博物馆新形态。

智慧博物馆，归根到底是人的智慧，任何技术和手段都可以作为博物馆采集和传播信息的手段，但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和数据，永远都是博物馆“智慧”的体现。智慧博物馆是在信息流转渠道优化和数据处理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形成博物馆工作“感知变化—综合分析—善于改进—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发展循环，从而为观众提供便利，为业务提供反馈，为决策提供依据，为未来留足空间，确保博物馆核心功能和发展定位的更好实现，做好博物馆信息生产与传播，发挥博物馆中万千文物蕴含的古人智慧，将博物馆打造成真正的“新思想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