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民民主政治建设透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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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网络公民文化是公民借助网络技术，以网络政治以参与为主要形式，以高度互动为主要特征，以政治主体意识提升为价值诉求的网络政治文化。网络文化提升公民政治主体意识，推动政府建立完善的民主机制；网络文化催生公民自治新平台，推动政府适度“限权”；网络文化搭建通畅的信息交互系统，推动政府建立有效的政策“输入”与“输出”机制。

论文关键词：网络公民文化；民主政治；政府

公民文化是一种以参与型为主导的复合型政治文化。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又称参与型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行政结构与过程的文化;公民文化中的单个成员对政治对象的各个层次可以持赞成的或不赞成的取向。”

网络公民文化是公民借助网络技术，以网络政治以参与为主要形式，以高度互动为主要特征，以政治主体意识提升为价值诉求的网络政治文化。

一、网络文化提升公民政治主体意识，推动建立完善的民主机制

就现代网络社会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提高而言，作为政府必须研究网络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问题，利用好网络这个“民主载体”，继续深化推进政府的民主法治进程。当然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建设仍是老生常谈，我们也必须看到网络文化对原来的民主形式、民主理念、民主的实施环境产生的新变化。

首先，工业社会产生的是“大民主”，它是以群体社会为基础的，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它不能容纳差异性，不能反映少数派的要求，忽视了对少数特殊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剥夺了少数特殊利益需求者的“话语权。”这种民主是“批量生产、批量消费、群体教育、群体媒介、群体社会的体现”。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活跃着无数的少数派，……他们很少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网络社会中，少数派的权力越来越凸显，任何网民都可以超越时空的障碍，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流，自由地发表和传播自己的言论，他们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固定的群体关注者，甚至形成自己的团体和组织，这就使得我们原来没有重点关注或忽略的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凸显，他们所形成的“集体话语权”也越来越强大。因此多数人的公平并不是公平，多数人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少数人的利益要求同样也应当得到尊重与满足。

其次，由于“信息社会分布式网络的无中心结构使得社会无中心化，网络的无限情趣、网络的个性选择都降低了公众对社会团体的依附，这一切都使得社会非群体化了。在高度复杂和分化的社会里，社会动员多数人变得越来越难，甚至不可能。网络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群体的裂变，群体化的迹象日益增长。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政府组织结构的特点是等级制，这样的组织模式强调的是标准化，难以有效地协调、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但是，网络社会中由于个体主体意识的提高，每个人的自由个性都得到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个体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上，表现出更为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成为“有个性的人”。人成为“有个性的人”是未来社会人的主体提升的必然趋势，但这种人的个性发展的“多元化”，人的需要的“层次化”、见解主张的“平面化”使传统行政集中控制下的民主集中，逐步被分散化、多元化的网状式民主诉求所替代，在政治上达成一种多数人的民主已经越来越不现实，即使达成“低比例”民主主张也未必是科学的、公正的。因此，如何协调、满足这些群体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并凸显少数派的权力主张，要求我们必须设计出反映“多元层次化”的群体意志的民主体制，并关注“少数派”的权力，这是我们政府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

二、网络文化催生公民自治新平台，推动适度“限权”

网络社会之前，权力结构仍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该结构中，下层众多的管理机构和人员隶属于上层少量的管理机构和人员，管理信息由低层层层上报，管理权力由上到下层层贯彻执行，管理机构和人员的规模是上层小下层大，形成一个金字塔型。当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强烈地侵蚀和动摇着这种权力结构。“网络倾向于水平延伸，而不是纵向发展。也就是说，网络关系是同等级间的横向联系，这是金字塔结构所没有的。正如奈斯比特所说:“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硕这种横向延伸的特性可以有效地破坏纵向的官僚等级结构，使社会结构逐步扁平化，公民社会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已成历史之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大量公民自治组织的成立与效能发挥是衡量自治的公民社会完善与否的重要尺度。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公民自治组织预期目标是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其发展壮大后，它们可以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但是网络社会前，公民自治组织受时间、空间因素限制，发展缓慢，特别是在我国，公民自治组织发展很不健全。

随着网络发展，网络文化产生了提升公民文化的新型平台，各种网络团体和网络自治组织开始出现和形成。公民网络组织，是指公民在网络上结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负责的共同体。随着网络文化发展，各种网络团体已逐步由经济、文化、娱乐领域扩展至政治、社会领域，如一些“电子政党”、“电子院外集团”、“数字议会党团”组织，他们利用网络有组织性的宣传政治主张，进行政治呼吁，传播政策信息，参与政治沟通，进行网络监督，有的甚至已由原来的网络虚拟组织逐渐发展至现实中有组织有章程的政治社会组织。对于各种网络政治组织的出现，我们应当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一些政治反动分子、境外反华势力组织各种网络组织进行非法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这种网络组织我们应当坚决打击取缔;另一方面，是一些正规的网络政治社会团体的出现，他们利用网络有组织的参政议政、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呼吁、倡导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参与社会自治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民的合作和民主的参与，以及追求公共、公益的精神，提高了公民意识。更为重要的是网络自治组织的出现为现实公共领域中各种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的建立提供契机，成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立、推动政府的重要推动力。

因此，作为政府面对网络文化下公民自治组织发展的时代契机，应当通过有效的法律政策，保护并引导其健康发展，注重公民社会培育，并根据公民意识和公民自治组织发展状况，适当“限权”与“分权”。正如吴敬琏教授2008年3月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所言“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要把政府改革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以此形成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网络文化搭建通畅的信息交互系统，推动建立有效的政策“输入”与“输出”机制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框架，公共政策过程可被看作一个由政策输人、政策转换、政策输出三大环节构成的完整系统。政策输人是向政策制定系统提出要求和支持的过程，亦即发现和促使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问题，进而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其实质上就是利益的表达和综合过程7s7。根据政策问题提出者的身份所属，我们将政策输人机制分为内部输人和外部输人两种类型。所谓内部输人是指政策制定部门即党和政府部门主动提出政策议题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的过程，而外部输入则是指政策制定部门以外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向政策制定部门表达利益要求、提出建议并促使其纳人政策议程的过程。我国原有的公共政策的输人机制是明显的内部输人，“在中国，社会利益的表达和综合主要不是由组织性机构和个人来承担，而是由党和政府内部的权力精英来承担。政府和政府的权力精英通过分析、调查和研究主动进行利益要求的体察和认定，主动地寻求和确认政策问题，并直接把它列人政府议程，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因此在中国许多问题并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直接进人政府议程。”这种单极的公共政策“输人”机制，忽视公民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权，导致我国法律对公民参与权的规定大多是任意性，而非强制性的和义务性的，保证公民的参与权仅仅是对政府和政府的一项道德性要求而非法律义务，同时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公平性缺失，严重影响了公众的政治认同，而“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网络背景下，网络文化提供了顺畅的信息交互平台。公务员之家

首先，网络文化有利于政治系统与环境实现有效的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政治系统要实现良性运转，必须同其他任何有机系统一样，不断地与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如果这一信息交换出现阻塞或中断，政治系统的效能就会大大削弱，甚至导致系统本身的崩溃。具体来讲，在政治系统中，如果民众对统治阶层的期望很高，要求很多(输人量大)，而统治阶层的决策、措施无法应付(输出量小)，就会导致政治局势的不稳。反之，如果民众只是消极地服从于统治阶层，或对政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惧而远之，不能通畅的表达民意，这都不利于统治的稳定，而网络条件下，公民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可以通过一些网络自治组织共同表达制订某项政策的意愿，特别是网络媒介作为一种联结公民与政策中枢系统的桥梁，为很多无法直接与政策中枢接触的公民利益表达开辟了通道，从而扩大了政策输人的来源。

其次，政府通过网络可以建立有效的“公民政策制订意愿—政策方案意见征集—政策初步制订—初步政策方案民意反馈—执政制订完善—政策实施”机制。另外，通过网络，公民可以直接向政策中枢反映利益、愿望和要求，从而大大缩短了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建立的时间，也使得公民能独立、充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使公共政策能充分代表公共利益，体现了公共选择、政治互动的特点。

公共政策的“输出”主要是指公共政策是制定、与执行。古人云:“天下奚治?令行则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则不治。”政令不畅是当前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央制订的政策“难出中南海”，公民无法得知;或是基层政府不贯彻执行，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消极抵抗，这都严重阻碍了政策的实施和公民权益的保护。网络背景下，中央及地方部门应当及时将各种政策通过网络向公民公布，并使公民监督各级政府的实施状况。2007年，国务院制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都应当通过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布。因此，充分利用好网络这个平台，“信息上网”，接受公民监督也是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有效交互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