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媒体制度变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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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社会学媒体制度制度变迁合法性机制

[摘要]：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学者对中国媒体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使用了两种理论范式：一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一种是新制度社会学理论范式。本文对这两种范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这两种范式的不足之处。

Abstract:MypointofviewisthattheretwotheoryparadigmusedabouttheChinesemediainstitutionalchange.Oneisthe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andtheotherisNeo-institutionalsociology.Mypaperanalyzesthetwokindsoftheoryandthepublishedpapers.Attheendofmypaper,Ipointoutthedeficiencyofthetheory.

Keywords: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o-institutionalsociologymedia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legitimacy

中国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制度变迁的庞大规模与深刻程度都是当代世界舞台上罕见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走向了现代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了开放社会。在改革大潮中，中国新闻媒介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一致，经历了深刻但却平稳的改革。媒体行业的性质由改革开放之前的党和政府的喉舌演变为今天党和政府的喉舌、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几种性质溶于一体的行业。

对于中国媒体体制改革的研究非常多，许多学者都对这个改革的过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和记录，并使用各种理论对这种变化进行了解释。对于已有的文献，从方法论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范式，一种是新制度经济学学派，一种是新制度社会学学派。这两个学派其实都在回答这样的问题：社会制度为什么会变迁？变迁的机制又是怎样的呢？其中，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是效率机制，即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是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制度创新的预期收入能够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创新就会发生，如果制度创新的预期收入低于预期成本，制度就处于平衡状态，也就是说更有生产效率的制度将替代旧有的效率不高的制度。新制度社会学学派提出了合法性机制，它们认为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周雪光（周雪光，2003）指出合法性不单指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合法性机制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1]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媒体制度变迁的研究

传统西方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总是把经济制度看作是既定的前提，假定市场经济具有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暗含特征。因此，制度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中就被理所当然地忽视了。后起的新制度学派意识到这些暗含假设特征的严重缺陷，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在现实市场经济中是不现实的。由此，新制度学派及其后继者寻回了失落的制度，把制度正式纳入经济学分析，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孕育出五彩斑斓的制度变迁理论。

以诺斯（Douglass•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提出，一套制度的产生和存续依赖于它所带来的相对于其它制度而言更多的好处，也即这种制度能够为相关个体带来较之于其它制度而言更多的好处。制度的稳定是因为它带来某种结构诱致的均衡。根据诺思的定义，“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因此，所谓的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2]

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以后，立即成为一门显学，大量的学者使用这个学派的理论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乡镇和私营企业制度、农业经济制度、资本市场制度、政府管理制度等的变迁过程进行研究。许多学者也使用这种方法对中国的传媒改革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虽然这些学者使用的方法都是新制度经济学，但是他们的结论并不一致。

对于为什么传媒体制会出现改革，即改革的动力问题上。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如果制度创新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创新就会发生。陈怀林（陈怀林，2000）认为传媒制度创新出现的概率取决于改革的成本与潜在收益的对比，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媒体走的是一条以谋求市场利润为主要目的的渐进性路径。中国的传媒制度改革采用“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从经营分配制度开始，然后是采编制度和宏观管理制度依次跟进。改革的路径是自下而上的“合谋”，改革的方式是连续的边际调整。[3]

周劲基本认同陈怀林的观点，（周劲，2005）认为中国传媒体制变革有以下特点，1.制度变迁推进次序：宪政框架内的阶段式演进，第一阶段：政府主导、以经营分配环节为突破口的“财政成本拉动型”的企业化制度变迁；第二阶段：由下而上，以新闻采编环节为突破口的“经济效益推动型”的市场化制度变迁；第三阶段：创新集团推动、以产业组织环节为突破口的“行政力量控制型”的产业化制度变迁；第四阶段：上下合谋、以培育市场主体为突破口的“政治与资本合作型”的资本化制度变迁。2.制度变迁模式选择：“供给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3.制度变迁主体选择：诱致性变革和强制性变革相结合。4.制度变迁路径选择：依照成本高低进行的连续边际调整，上述中国传媒四个阶段的改革，完全是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按旧体制中各个制度层面危机的高低，逐步递进改革。而且，边际性调整使每一次改革的深度都会达到而且也仅仅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4]

胡正荣等学者从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研究中国的媒体制度变迁。（胡正荣，2005）认为中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路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这种调整包括较低层面的制度装置（组织和机构），较高层面的制度安排的变化，还有更为重要的制度环境的改善与变化（包括宪法、法律结构等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5]张锐（张锐，2004）也认为我国电视业的产业化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制度转换、替代与交易的过程，也是一个新的制度安排代替旧的制度安排的过程。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从路径选择上有激进性变革和渐进性变革两种，中国选择的是渐进性变革。其次从制度变迁方式的角度考虑，由个人或自愿联合团体所推进的制度变迁可以归结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由国家政府通过强制力量所推进实施的制度变迁可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他认为中国电视制度变迁体现的是强制性变迁。第三，他认为我国电视业在制度变迁进程中的路径选择终究要集中到电视媒介产业的层面上，是一种产业经济的行为，从电视业的跨媒介、跨地域的整合到内部组织结构的调整，再到产业政策的制定，各种改进的路径都需要运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要加以构建。[6]

陈戈和储小平（陈戈，储小平，2006）以报业为例认为中国媒体变革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府主导的“财政压力推动型”强制性变迁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报社主导、政府规制的“市场利益拉动型”诱致性变迁阶段。[7]

柳旭波认为我国的传媒经过了四个转型期，分别是企业化制度变迁期，市场化制度变迁期，产业化制度变迁期，资本化制度变迁期。并对变迁的特征和路径进行了分析。[8]

同样是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进行研究，邓炘炘得出了与大部分学者不同的结论，（邓炘炘，2006）认为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的大众传媒属于“政治性企业”，是政府规制的对象。从市场催化的角度来看，经济权利的扩张是主要的动力机制。邓炘炘认为中国广播电视系统的改革只是现存行政主导的广播体系的物理延展而非改制，是原有体制的内向延伸而不是“增量改革”。这使得广播系统由原来的纯行政或者纯事业性质的系统运转，变为“行政-事业-营利”型的三位一体。也就是说，改革没有致力于规则变革，而基本上是增长导向、效率导向的，从而搁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所必需的市场参与程序和引入竞争机制的议题。由此带来的行业规模的扩大也只是行业行政管控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作者认为，根据这一分析，可以认为目前广播业在体制框架构建方面并没有产生结构性的制度变革。而当下传媒机构的经济收益和成本损耗是通过分享其他经济部类的改革发展收益而得以平衡和维持的。[9]

二、新制度社会学对媒体制度变迁的研究

新制度社会学学派试图解释的中心问题是“组织的趋同性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为什么各种组织的正式结构和组织内的规章制度越来越相似？与“组织的趋同性问题”相关联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许多组织愿意花费很大代价去做一些看上去不相干的事情?为什么组织的正式结构与组织的实际运行往往是分离的?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是营利性公司，为何鼓励公司员工参加当地的公益活动,甚至为员工参加公益活动提供经费资助？又如,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组织花费很大力气制订一套规章制度,但制订完以后,却束之高阁。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上述问题进行的,并提出了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解释逻辑。新制度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规则是给定的，并且主要关注规则扩散从而创建出一组同质性制度的方式，这种方式独立于任何技术性驱力。[10]组织被视为是模仿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压力所形塑的结果。在这个理论脉络中，组织被描述为是通过外部赋予合法性的机构。或者是与环境要求相匹配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论点显示了组织和它的环境之间的要求直接而紧密的联系。规则变异被归因于沟通、协调和控制的功能性需求的变异，或者归功于社会合法性的变异。[11]

对于“组织的趋同性问题”,新制度学派提出的解释逻辑名之为“合法性机制”(legitimacy)。周雪光（周雪光，2003）认为合法性机制是指,当社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或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就成为规范人的行为的观念力量,能够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12]合法性机制强调的是,组织的结构和行为不仅仅是技术需要的产物,而且受到制度环境(特别是社会的共享观念)的制约与规范。周雪光（周雪光，2003）把合法性机制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强意义，一个是弱意义。强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社会的文化思想观念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演进方向。也就是说组织行为、组织形式都是制度所塑造的，组织或者个人没有太大的自我选择余地。它的基本观点是人们不能在真空中思维，而是制度通过人在思维，制度通过制约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来进行思维。弱意义上的合法性主要是从组织趋同性的研究中提出来的，它是指制度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者激励方式来影响人的行为，在这里，制度不是一开始就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而是通过激励的机制来影响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选择。其中起作用的三个机制分别是：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13]

许多学者对中国广电体制变革的研究中虽然没有提到这个学派，甚至没有涉及到“合法性机制”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研究的思路与这个学派一脉相承。

李良荣使用强意义上的合法性来解释中国媒体体制变革，李良荣（李良荣，1999）认为我国新闻改革的总状况是：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闻媒介的改革。当然，新闻界的观念变革亦不是无源之水，它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而发生。[14]同时他认为人们提出的新闻改革的目标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要求改革我国的新闻体制；二是要求着重改革新闻观念；三是把改革重点放在新闻业务上。不同的改革目标对新闻改革有不同期望，从而对十几年来新闻改革的成绩有不同的估价。持第一种目标的人认为我国十几年来的新闻改革只能称之为“改进”，真正的新闻改革还没有起步。持第二种目标的人认为十几年来的新闻改革有了不少成绩，但起步太低，评价不能太高。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说成绩巨大，怎么评价也不为过。[15]

屠忠俊（屠忠俊，1999）使用弱意义上合法性来解释中国广电体制变革，他指出的，大陆传媒几乎亦步亦趋的效仿、移植国有企业改革行为的方式，只是时间进程上有所滞后。[16]这中间所暗含的机制就包括了强迫性机制和模仿机制。因为政治，经济体制都在讲改革，国家也把改革开放作为国策提出来，广电体制受到一种无言的强迫力，必须也进行改革。如何改革，就是模仿、移植国有企业的改革。

当然也有学者同时使用以上两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广电制度的变革。钱蔚(钱蔚，2002)认为中国的传媒制度变迁主要由政治，市场与公共领域三方博弈形成。她认为政治与市场的互动影响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她把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动力解释为市场的发展，认为市场的发展是电视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政治顺应了市场的要求，以自觉和务实的方式来对媒体进行控制。对于电视制度变迁的历程，她认为制度的变迁首先源于观念的变化，继之以传播内容的正本清源和传播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然后才触及到传媒自身的生存状态——产业经营的发展。产业经营的发展已成为电视制度变迁的核心，它又反过来影响了电视管理体制的变革，并为这种变革提供了内在动力。[17]

三、对上述两种理论范式的分析

虽然上述的两种理论范式都对中国传媒制度的变革给出了强有力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好多现象还是无法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甚至有些现象对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例，一个现象是它无法解释的，就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卫视联播网为何无法建立的问题。业界和学界对卫视联播网期盼已久。因为中央一套的广告收入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新闻联播的时段。而这个时段大部分卫视都在转播新闻联播，而通过卫视来看新闻联播的人并不少于看中央一套的人，把卫视的这个时段的广告集中起来拍卖的价格应该不低于中央一套的拍卖价格。但是这个想法虽然好，但是为什么无法实现呢？这是因为这两种理论都有其缺陷。

克罗齐耶（Michel•Crozier）（克罗齐耶，2007：p136-139）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暗含着这样的假设：一个组织对其所在的环境的技术或者经济的既定要素的适应程度决定着组织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为这个组织的绩效水平。绩效水平高的组织将能够生存下来，绩效水平低的将被淘汰。从中可以推断，组织只有改变自身的结构，才能在一种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但是无论这样一种推论模式多么引人入胜，它都是建立在两个极不清晰的假设之上的。第一个假设是，市场作为环境实施惩罚的机制，只允许最有适应能力的组织生存。第二个假设认为，结构性调整对组织的绩效水平具有决定作用。但是这两个假设都经不起实际经验的检验。一方面一个组织获取成功的绩效水平和一个组织能够生存所必须的绩效水平之间的差别会非常大；另一方面，经验研究表明，组织的结构性安排对于组织的成功的影响是次要和间接的。[18]人类关系的结构性复合体，存在于组织的根基之处，它是组织生命的源泉，而不是组织的诸种限制性力量的一种被动的产物。也就是说组织能够对技术、环境提出的诸种方案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选择，而不是被迫选择绩效最大化的那一种。同时组织本身具有对环境进行建构的能力。还是以上文卫视联盟的例子作为分析的对象，那就是必须注视到这些卫视的结构，这些全国的卫视是分布于全国的各省市主管的电台，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各台和地方的隶属关系，这个结构使得卫视联盟这样一个构想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必须把结构纳入到研究的视角中，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想法和理论。

对于新制度学派社会学认为文化对于制度选择起了关键作用的观点，也有不同的观点。首先它们没有回答是谁的观念，哪些观念，这些观念如何影响力媒体的制度变迁。笼统的讲观念导致了制度变迁，过于宽泛，不具有实际内涵。以人类学家为主的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是由全部精神生活的元素以及情感、认知、智力、人际关系等部分所构成的，所以文化是个体在建立和体验与他人关系以及与他人的交流过程中习得、运用、转换的手段与能力。价值观，标准和态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19]通过把文化作为一种能力或者手段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通过个体意义上的“文化”，个体来创建自己与他人以及与世界的关系。这样文化作为一种能力与物质的、结构的、社会的限制总和相联系，文化是和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物质的、结构的、社会的因素并列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只是解释制度选择的因素之一，只有把文化和这些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对制度选择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注释]

[1]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p74

[2]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p266-295

[3]陈怀林《试析中国媒体制度的渐进改革——以报业为案例》［J］台湾《新闻学研究》第62期

[4]周劲：《转型期中国传媒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以报业改革为案例》［J］《现代传播》2005年1期

[5]胡正荣、李继东《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J］《新闻大学》2005春

[6]张锐《我国电视业制度变迁中的路径选择研究》［D］北京传媒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7]陈戈、储小平《现代中国报业制度变迁的一个理论解说》［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02期

[8]柳旭波《传媒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新闻界》2006年2期

[9]邓炘炘《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

[10]詹姆斯•马奇马丁•舒尔茨周雪光《规则的动态演变》[M]世纪出版社2005年p24

[11]詹姆斯•马奇马丁•舒尔茨周雪光《规则的动态演变》[M]世纪出版社2005年美]p189

[1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p71-90

[14]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

[15]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

[16]屠忠俊著《当代报业经营管理》[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

[17]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8]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p136-139

[19]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p196-208

[参考文献]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

2、陈戈、储小平《现代中国报业制度变迁的一个理论解说》［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02期

3、陈怀林《试析中国媒体制度的渐进改革——以报业为案例》［J］台湾《新闻学研究》第62期

4、邓炘炘《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

5、胡正荣、李继东《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J］《新闻大学》2005春

6、李良荣〈中国传媒业的性质定位和制度创新〉［J］《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2期

7、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

8、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柳旭波《传媒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新闻界》2006年2期

10、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屠忠俊著《当代报业经营管理》[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

13、詹姆斯•马奇马丁•舒尔茨周雪光《规则的动态演变》[M]世纪出版社2005年

14、张锐《我国电视业制度变迁中的路径选择研究》［D］北京传媒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15、周劲：《转型期中国传媒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以报业改革为案例》［J］《现代传播》2005年1期

16、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