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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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改革开放理论热点

[摘要]：

本文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热点的梳理。通过从二十多种学术期刊抽选出的四千多篇文章样本及其它相关学术著述的分析，作者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的十二个重要的学术热点，希望以此反映中国新闻传播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和思想轨迹。

Abstract:Thispapergivesacomprehensivereviewabouttheoreticalissuesdiscussedin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diesinthepastthirtyyearsinChina.Accordingtothesystematicallyanalysiswiththesampleconsistedofover4000thousandpapersselectedfrommorethantwentyacademicjournalsinthisfieldandotheracademicresources,theauthorconcentratedonthe12hottheoreticalissues,bystudyingthehistoricalbackground,revealingtheinternallogic,describingtheevolutionofacademicapproaches.Thus,theoverallachievementscanbeexaminedandthetrajectoryoftheoreticaldevelopmentcanbeshownclearly.

Keywords: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dies,reformandopenpolicy,hottheoreticalissues

200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恰好三十周年。三十年风雨兼程，三十个春华秋实，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与改革开放的中国一起成长。回眸学术界关于三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理论方面的辛勤耕耘，梳理其发展的思想脉络，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文在检索三十多种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和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基础上，对三十年来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热点进行了一个回顾和梳理。为此，本文作者以时间优先、重复不计、有创新点补入的原则，从《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国际新闻界》、《新闻战线》、《新闻大学》、《当代传播》、《新闻学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电视研究》、《声屏世界》、《新闻实践》、《传播广播电视》、《新闻业务》、《新闻战士》、《新闻学会通讯》、《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学探讨一争鸣》、《新闻采编》、《新闻与成才》、《新闻知识》、《传媒天地》、《新闻界》、《中国记者》、《新闻记者》等20多种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新闻与传播》及大学学报、综合类学术刊物中，筛选出4820篇文章，以EXCL文件的方式进行摘要，形成样本库。在样本分析的时候，又参考了相关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数据库。为了避免重复统计，也为了避免先入为主，我们没有利用新闻年鉴一类的工具书，而是以现象学“加括号”的方式处理已经有的结论和印象，以求面对历史事实本身。

通过归类、筛选，我们整理出了三十年来有重大影响的十二个学术研究热点，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以此重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三十年历史，反映中国传闻传播学界三十年来的思想轨迹。

热点一：新闻本质与新闻真实性讨论

回顾过去30年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和学术研究，我们首先必须回到启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革命的原点：结束10年动乱，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当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把被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在此背景上，在10年动乱期间达到顶峰的假、大、空现象首先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批判，新闻本质、新闻的价值和新闻的真实性问题自然就成为当时最大的学术热点。

与中国思想界当时拨乱反正的思潮相一致，学术界对新闻本质的讨论重新回到了陆定一对新闻的定义上。陆定一于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为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并用于指导实际工作。从1980年起，王中发表了《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等文章，为清理过时观念，重构新闻学理论体系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提出“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播）。”王中（1981）在《论新闻》一文中提出了两个“新闻”概念，一个是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活动，不计传播的方式；另一个专指通过大众传播工具所传播的“新闻”并认为前一个定义才是新闻学研究的基础，因为“弄清楚新闻在人来社会中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确定了新闻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才有可能进入科学的大门”。甘惜分（1982）认为，“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

对新闻价值的探讨最突出的成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受众观念的确立，第二是新闻价值四要素的提出，第三是新闻价值的定义讨论。受众观念的确立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学者对新闻价值的观照。大部分研究者都把价值视为一种客观事物与人之间的需求“关系”，进而开始讨论构成价值的要素，普遍认为新闻价值具有重要性、时宜性、新鲜性和有益性四个要素。1983年5月，林枫提出：新闻价值是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因素的总和，是记者衡量事实可否成为新闻的标准，这一观点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认同。（陈韵昭、吴文虎，1984）

1986年第4期的《新闻学》转载了《光明日报》关于把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兼顾起来的文章。有学者提出：新闻具有价值与宣传价值的双重价值，新闻信息决定新闻价值，新闻舆论决定宣传价值。（刘彦，1986）

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一向被学术界作为新闻的生命。1979年之后，学术研究重心强调新闻真实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重要意义。研究者呼吁从专业修养和职业道德等自律角度来保卫新闻真实性。（商恺，1985）期间也举行了包括1983年在山西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和1987年空军政治学院空军报社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新闻真实讨论会在内的一系列会议。

进入新世纪，新闻学界开始尝试从更高更宽的视野来研究新闻真实性，包括对负传播的研究。有学者提出：“相对于假新闻，负传播的危害更容易被忽视，它是一个社会人群在传播中由于正负面信息的失衡，对另一个人群的集体丑化和矮化。它也表明：人在追求具体新闻真实性的同时，在更高层次上，集体形态下，无意识中存在导致正负面信息失衡的本能。”（张建挺、蔡克平2003）

热点二：马克思列宁邓小平的新闻思想研究

对马列毛邓新闻思想及其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指导作用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一向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在30年来的学术的发展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大，热点集中，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界占有主流学术的地位。

早期的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关于新闻自由、报刊自主性的思想作了深入发掘。1979年学界在讨论新闻自由话题时，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被广泛的引用，之后国内学者关于列宁新闻思想的探讨包括其反对宣传个人主义和经济宣传思想等方面。和邓小平的新闻思想研究中，有学者围绕“实事求是”这一基本观点，探讨了新闻思想的特点，强调了其坚持群众观点，不唯书、不唯上等重要方面。（孙旭培，1983）关于邓小平新闻思想，有学者概括为：党的新闻媒介要坚持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要无条件的宣传党的主张；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反对“一切向钱看”的文化倾向。（童兵，2004）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注重研究马列新闻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指导意义和马列新闻思想的中国化问题，提出了“中国的新闻学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原理和中国革命新闻实际相结合的新闻学”的观点。（吴冷西，1983）当时出现了大批论文集和著作，如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社科院新闻所和湖南省新闻学会合编的《新闻理论研究》（1984）、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赵永福和傅显明《列宁与新闻事业》（1986）、夏鼎铭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报刊理论与实践》（199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4）等成果，反映了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

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新闻的商品属性开始引起关注，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商品定义是指有形商品，因此坚持新闻不属于商品这一范畴。也有研究者从“商品交换的实质是使用权经过一般等价物的媒介作用而发生变更”这一经典定义出发，论证“有形物品的商品论”不符合马克思商品定义的原意，从而捍卫了商品化过程中新闻的品质性。（李湛军，1983）

1989年之后，新闻理论的党性原则问题和坚持新闻思想正确政治方向的问题重新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新闻记者》1989年的9月刊卷首篇中，明确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观点：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点，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刊登在1989年第4期的《新闻学》上的《试论舆论导向错误的教训》一文中，作者严一涛（1989）也认为：宣传舆论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新闻理论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新闻改革必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20世纪，学界坚持马克思新闻思想的经典性和实践性，在继续研究马克思新闻思想的中国化进程的同时用于指导具体工作。该时期学界对马克思新闻思想的中国化成果-新闻思想和邓小平新闻思想在新时期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各方面的指导意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分别从新闻思想的理论风格和实践特色及其在典型报道理论中的特征体现和对新时期新实践的指导原则；邓小平新闻思想的理论要点和历史定位以及它对中国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一系列重要且正确的判断和指示。

热点三：新闻法与舆论监督讨论

尽管中国至今还没有出台新闻法，但出于对舆论监督功能的重视，也由于新闻法与舆论监督之间的内在联系，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界对新闻法的研究一直热情不减，并形成了三次全国范围内的讨论热潮。

第一次是在1978年，与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同步。当时首都新闻界举行了新闻法学术讨论会，探讨在中国颁布新闻法的必要性。1981年，《新闻学会通讯》发表了高灿名为《新闻立法与新闻自由》的文章，其中指出：新闻自由和新闻法是相辅相成的。离开新闻法侈谈新闻自由就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次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临社会快速发展，新闻媒体在履行新闻舆论监督职责的过程中遇到了新问题和新情况，却没有相关法律作为调节这类矛盾的依据。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首次提出要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舆论监督开始得到空前的重视，极大推动了相关学术讨论。学界认为：“舆论监督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正”和“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起到了极大作用。（张宗厚，1988）易守祥（1989）在《提高舆论监督权威性》一文中对舆论监督的性质、目的、量和度，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论述,要求将新闻法制与舆论监督有效结合起来。研究者们要求加快新闻立法，以法律规范新闻媒介行为、保障新闻媒介的权利。（李良荣，1995）有学者提出：舆论监督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舆论监督不是万能的，应同其他监督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从制度上、法律上对新闻开放度作出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开度和透明度。（魏永征，1988）

第三次讨论高潮出现在世纪之交，当时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新闻媒介权利膨胀和发展失准等问题的研究，提出舆论监督要同法制性相结合，要充分考虑社会效果和社会容忍度。（陈力丹，1999）同时，学界开始思考在建设和谐社会新时期舆论监督的新定位和新作用。舆论监督要坚持党性原则和正面宣传为主。学者们在强调舆论监督的同时，也提出了媒体批评权无限扩大，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丧失的问题；舆论监督和新闻法制及民主监督之间的有机结合成为新的讨论热点。

热点四：传播学的引进与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现代传播概念就传入了中国，但对传播学系统理论的引进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国内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是传播学基本概念被引进阶段。1978年7月，郑北渭教授发表了编译文章《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共传播学》，学术界将其作为传播学正式引入国内的标志事件。1979年新闻学者开始研究美国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的代表作《媒介•信息与人》，并以西方传播学为研究对象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西方传播学研究成果的文章。1980-1981年陈韵昭在其课程和文章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如传的含义、传的发展史、传的构成要素、传通路线与符号传递、传的回馈、传播中的“把关人”等传播学基本概念。1982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来访，直接带动了中国传播学研究。与此同时，对受众量化研究的方法被引入中国。国内的传播学在理论体系建设，学科教育发展，跨学科创新发展，跨文化交流沟通方面等各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二是传播学本土化阶段。在引进国外传播学理论的同时，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索传播学本土化问题。1982年11月23日-25日，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讨会（当时被称为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举行。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对后来的传播学研究影响重大的16字研究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随后，郑北渭在《新闻战线》、张隆栋在《国际新闻界》、陈韵昭在《新闻大学》杂志上，继续发表介绍大众传播学的文章。之后，有关西方传播学评价和介绍的文章不断见诸于各种刊物。1983年，我国内地第一本传播学著作《传播学（简介）》出版，推动了传播学的普及。由邵培仁、戴元光、龚炜于1986年底完成，后于1988年正式出版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是被认为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传播学原理的著作。

这一阶段，学界更加重视传播学对我国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在黄山召开，这次会议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为讨论主题，成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标志。

三是传播学深入发展阶段。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出了1989年前后的低谷，步入了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此后传播学研讨会都定期召开，研究环境趋于稳定。这一时期，科技对传媒的影响问题和国际传播问题，成为两个研究热点。世纪之交，广播电视发展迅速，研究话题主要围绕主持人、纪录片展开。传播学的中国化再次得到了强调。1997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华夏传播论》，这是由孙旭培主编、海峡两岸30多位学者首次合作推出的传播学专著，是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一系列显著成果之一。

除这方面的研究取得明显成就外，学界对传播学中的某些经典理论也提出了赋有新时期意义的观点。有学者对沉默的螺旋理论提出新观点，认为“舆论不是公众的意见而是公开的意见。从传播媒介制造意见气候的能力和人们的认知心理入手，揭示大众传播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强大作用和影响力，正是对传播学研究中的有限效果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郭庆光，1995）

热点五：新闻传播史研究

在新闻传播研究的30年中，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热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逐步得到恢复。自从引入西方传播学研究观念后，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得到了拓展：从单一的报业史研究，扩张到传播史、广播电视史和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至1998年，国内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将近百本。方汉奇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大成果。21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史研究显示了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特点，相继有50多种有份量的专著问世。

30年来，新闻传播史的研究热点及其成果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闻传播通史、断代史和地区新闻史。对先秦、唐、宋、明、清各朝代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都有专著问世。报刊史方面，有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1993）、倪延年的《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2002）、《延安解放日报史》、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2002）；广播电视史方面，有《中国解放区广播史》（赵玉明主编，1992）、《中国电视简史》（郭镇之，1997）等；少数民族新闻史方面，有白润生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1994）等；地方新闻传播发展史方面，有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1996）和《上海当代新闻史》（2001）等；外国新闻史方面，有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1992）等。其中新闻传播事业百年发展史是一个研究重点。宁树藩（1981）对我国百年来报刊业务演变进行描述，总结出报刊发展“总是不断适应报纸本身的特点向前发展；总是沿着不断适应读者需要的、便利读者阅读的趋势；总是遵循事物由简到繁的发展规律”三条规律。方汉奇（2000）梳理了中国百年新闻事业由单一的媒体向多媒体发展的历史，总结出新闻传播联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

（二）个案史、专史研究。其中尤以报刊史方面，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仅从《新闻研究资料》这一种期刊来看，从1979创刊至1992年底，发表了有关报刊史的各类文章近1100多篇。从这30年的研究内容上看，有报刊广告演变、媒体耳目喉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报纸媒介形象等多方面的研究。方汉奇（2007）总结说，“1978年才开始启动，并在新闻史学界引起较大影响的，是有关《申报》史、《文汇报》史和《大公报》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大公报》的研究：通过“篇名”检索《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包含“大公报”的论文，从1989年到2007年总共检索到405篇。此外，专著有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1994）和方汉奇主编的《大公报百年史》（2004）等。关于新闻法制、广告、编辑、评论等方面的历史，有姚福申《中国编辑史》（1992）、曾建雄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1996）、张昆的《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1997）和黄瑚的《中国近代法制史论》（1999）等。

（三）关于新闻传播史研究方法。1981年的《新闻学会通讯》中刊载了学者们对新闻传播史研究方法的许多讨论文章。有学者提出，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范围应广阔些，要注意社会诸条件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制约等。还有学者提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思想方法等问题。1998年，宁树藩回顾了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以信息观念来分析新闻、新闻报道的历史演化，并研讨了中国历史上新闻采集、信息源的开拓、报纸间新闻竞争和新闻探访自由等。卓南生（2003）针对新闻传播史研究中的客观评价问题，指出，反思不能脱离史实和实证研究。

（四）人物及新闻思想研究。关于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有徐培汀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4）和《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2006）。一些学者探讨孔子等古代思想家关于传播与政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传播与反馈等的传播观念。还有学者通过史料研究，对梁启超、徐宝璜、邹韬奋、邵飘萍、史量才、李普曼等人的新闻活动或办报思想进行了探讨。其中不少新闻界人物传记和有关的研究成果已出版，如华德韩的《邵飘萍传》（1998）等。

丁淦林（2000）指出，新闻传播史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填平补齐的工作；学科内涵应扩容；研究要细化深化；把中国新闻传播史置于国际背景中来研究；改进研究方法等。尹韵公（2007）预测，今后新闻传播史研究将在国内新闻传播的原始起点、断代新闻传播史研究、“”时期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热点六：新闻报道与新闻策划研究

新闻业务一直是新闻专业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之一，也是中国新闻理论刊物主要的主体内容。采、写、编、评、摄等操作层面的东西似乎很难进行学理上的深入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人造成了“新闻无学”，或“术有余而学不足”的印象。然而，在30年来的新闻业务研究中，却因涉及深层学理而自然地形成了两个大学术热点，

（一）新闻报道

1.深度报道

随1987年“深度报道”的崛起，对深度报道的研究很快形成热点。“深度报告”对于当时的中国新闻界来说还是一种全新的报道样式，因此相关的讨论也就不再局限于一般新闻业务的经验总结和工作汇报式，而成为对未知事物的一种学理式探讨。

一般认为，深度报道包括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等。学者们指出，深度报道的自觉运用，是新闻现代化意识成熟的表现，各类媒体应凭借对社会现实的深层次折射，强烈的参与意识与记者使命感，背景资料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来更好地发挥自身积极作用。但也有学者指出，当时的深度报道还存在着时效性不强、主观色彩太浓等问题。（洪颖，1988）高钢（2004）指出，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媒体需要在报道中全面引入深度报道的理念，强化新闻背景的说明意识、新闻影响的展示意识和新闻发展的预测意识，从而让新闻报道具有更加深刻的洞察力、分析力、预测力。

2.客观报道

客观报告既是一种报道手法，更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工具论”的报告理念，因此，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对客观报道的理解也上升到学理层面的研究，并成为了重要的学术热点。

由于客观报道理念源自西方，习惯于政治意识形态思维的中国大陆学界最初大多抱以批判的态度。一些人坚持西方客观报道理论是虚伪的，认为“西方新闻媒介都是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不论表面上如何标榜客观公正，其实这种客观公正是不存在的”。（桑荫，1990）随着讨论的深入，学者们以更为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周胜林（1999）认为，客观报道既是一种报道思想也是一种表现手法：它是指新闻报道具有客观性，是记者认真调查研究，尊重事实，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进行报道的新闻；它又是一种必须严格用事实说话的表现方法，主观色彩少，并把倾向性藏于事实的叙述背后。

1999年之后出现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热，可以看作是对客观报道研究的延续和和内在学理的深化。郭镇之（1999）剖析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陆晔、潘忠党（2002）认为，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又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

通过对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的考察，学者们意识到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潘忠党、陈韬文（2005）通过实证观察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表现，并指出，新闻专业主义是理解中国新闻工作者及其工作的一个具有描述和解释意义的理论，但它不可以被简单地套用到中国的现实。吴飞（2004）通过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调查，指出，中国新闻媒体的从业者正在逐渐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还有学者从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早期实践切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被重新体认的现实背景，寻找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本土化改造的策略。

（二）“新闻策划”

学界对“新闻策划”的讨论是从报道策划开始提出问题的。蔡雯（1993）提出，报道策划包括报道的内容、重点、过程、发稿计划、报纸版面地位和形式等，并认为这是“对以往报道计划的改革发展”。“新闻策划”的概念被提出后，很快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议。争议围绕“新闻策划的定义”、“新闻能否策划”以及“新闻策划有何利弊”等主题展开。有学者分析了新闻策划与公关界“媒介事件”之间的理论与现实渊源，对新闻策划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详细探讨。（董天策，1998）但也有学者对新闻策划持怀疑态度，认为“新闻策划”论的出现，在于提出者行动者在思想上对“新闻的本原是客观发生的事实”缺乏正确认识，对于新闻报道中的任何环节都不宜使用“策划”一词。（宋新桂，1997；刘建明，1998）另有部分学者采取谨慎的接受态度，只认可媒介对报道活动的策划，并提醒人们要谨防新闻策划和商业策划的联姻。（张允诺，1997）

2001年6月，“新世纪首届新闻策划学术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主办下召开。会上，蔡雯提出，新闻策划这一概念不甚明确，有必要修正和重新界定，应把研究对象确定为“新闻媒介策划”。对此，郑智斌指出，新闻策划的内涵很广，已有泛化的趋势。夏琼认为，“新闻策划”广义上可以包括公关策划、广告策划、经营策划、竞争策划等，但狭义上的新闻策划要慎用。孙旭培提出，“尽管我认为，新闻策划是必要的，但我对新闻策划这个提法不以为然。既然容易引起歧义，引起误解，那为什么就不换一个称呼呢？”他还强调：新闻策划只能限定在新闻报道的策划，而不要将媒介的经营管理活动拉进来，更不能搞策划事实。时统宇从经济学的独特视角，指出新闻策划时应注意的三个“化”：①新闻策划的立脚点是中国传媒的市场化；②新闻策划的社会背景是新闻传播的世俗化；③新闻策划必须警惕商业化。（郭赫男，2001）

热点七：媒介素养教育研究

国内学界正式提出媒介素养教育这一课题，是近十年的事。1997年，卜卫发表了中国大陆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追溯了“媒介素养”这个概念在西方发展演变的历史，将媒介素养教育内容概括为4点：媒介特质、媒介信息特质、媒介生态与组织和受众对自己接触行为的管理和分析。此后，学者们开始引进和介绍西方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通过“篇名”检索《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包含“媒介素养”的论文，从1997年到2007年这短短10年间，总共检索到297篇。

宋小卫（2000）介绍了加拿大、英国等三位学者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观点。有加拿大约翰•彭金特（JohnPungente）的“八大理念”，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就媒介素养教育提出的18项基本原则，以及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大卫•帕金翰（DavidBuckingham）对英国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的观点。张冠文和于健（2003）把媒介素养追溯到1933年美国学者欧•奥尔特曼（I.Altman）和马•切默斯（M.Chemers）提出的“文化素养”的概念，即“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这一提法被许多研究者引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根据百度搜索，有73篇文献采用或直接引用了张冠文和于健这一结论和表述。然而，这一提法在知识细节上却是有疑问的。查张冠文和于健所据的《文化与环境》中译版（东方出版社，1991），标明作者欧•奥尔特曼和马•切默斯的国籍是美国，而不是英国。其次，根据相关出版信息，这本书是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从原书中大量引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献的情形来看，这本书的成书时间远远不可能是1933年。因此，这很可能是一种以讹传讹的现象，即所谓“网络羊群效应”。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媒体的发展和传媒业全球化进程，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突显了其新的重要意义。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全民媒介素养教育。学界普遍认为，实行媒介素养教育是为了满足信息社会人们对传播沟通空前巨大的需求。（吴廷俊、舒咏平，2003）郑保卫（2002）从民众需求、形势需要和媒介批评诉求三方面强调实施媒介教育大众化的特殊意义。谢金文（2003）认为提高公众的传媒素养的重要性在于：推动新闻事业改革和发展，促进大众传媒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人们有效利用传媒以便更好地实现人生目标和组织目标。蒋宏（2005）从认知、情意、技能和营造环境等方面阐述开展公民传媒素养教育的目的与意义。

（二）特定人群的素养教育。青少年及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从《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共有66篇相关文章，占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文章的22%。此外，学者们对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也给予关注。有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妇女、农民受众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还有学者就中国城市居民媒介素养现状进行量化调查。

（三）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学者们从国情出发研究了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卜卫（1997）认为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媒体宣传等方法；吴廷俊和舒咏平（2003）提出，应从成人传播素质教育、中小学沟通素质教育、大学生传播素质教育和传播门类专业人才这四个层次来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林爱兵（2003）认为应“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主，传媒教育和社会教育为辅”；郑保卫（2002）建议采取的做法有建立相应的督导与协调机构、形成媒介教育的社会化系统等。

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学者从媒介批评角度来看待素养教育问题。时统宇（2001）认为，“文化素质不高的观众在电视乱播滥放的误导下对粗制滥造的作品趋之若骛，使本来就很浅薄的文化积累更加低下。”李琨（2003）强调，媒介素质即“能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媒介内容、建设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有学者认为，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介的信息，和掌握合理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的能力，是媒介素养教育主要内容。（张志安、沈国麟，2004）但对“媒介批评”的概念，尚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媒介批评是指分析媒介现象，评价记者的作品，反思新闻报道的得失。（刘建明，2001）另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对大众传播现象展开哲学层面的理性讨论和评价。电视批评尤其重要，对电视的批评本身就是当代文化思想发展的一种方式。（时统宇，2001）有学者明提出“媒介批评是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反思活动”，作者对“媒介批评”的定义重新作了表述：是以传播学为基础，按照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根据一定的批评标准，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大众文化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活动。（雷跃捷，2003）

虽然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的研究起步晚、时间短，但在学者的努力下，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引进和介绍上，以及青少年的调查研究，都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不过，在有充分说服力的实证研究、定量分析成果出现以前，相关的观点和结论仍然难以超越主观意见的和假说的范畴。

热点八：新闻平民化与娱乐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媒体从传播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一次向受众本位方向的转移，被学界称之为“新闻平民化革命”。（喻国明，2002）

有学者将中国新闻界平民意识的觉醒追溯到1993年央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节目开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一定位，标志着中国主流媒体第一次视角下移。（孙劲松、王从波，2005）又有人将《生活空间》栏目是看作“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雏形”。（李幸，2004）而民生新闻真正的诞生，学者们大多认为是以2001年创刊并明确提出“以民生新闻为特色”为办报方向的《晶报》和2002年正式开播的《南京零距离》节目为标志的。（董天策，2007）

然而，无论是新闻平民化革命，还是平民意识的觉醒，其实都只是更大背景下的革命与思想觉醒的结果和延续，这个大背景就是1992年由邓小平南巡讲话而引起的思想大解放。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地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义为一场“革命”，新闻界平民化革命不过是这一大革命的具体化，甚至是这场自上而下的大革命的一个结果。只有在这个大革命的层面上，中国的新闻平民化的革命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国的新闻传播一直是党和政府忠实的宣传工具，定位高，形式严肃，如积成流弊则会有亲和性弱的缺点。对于习惯于“工具论”的人来说，对此流弊也往往习以为常，或虽有所疑而未必能对此公开讨论。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一段涉及到电视，他直截了当地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

邓小平这一讲话，对中国新闻传播业界和学术界都带来了一次思想的震撼。从1992年的南巡讲话，到1993年央视推出的一系列新栏目，其间的逻辑关联是显而易见的。

思想闸门一开，民生新闻的实践就开始多起来，相关的研究也就成为一个热点。国内关于新闻平民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和媒介娱乐化等问题的研究上。

新闻平民化倾向在“社会新闻”报道上早有所表现。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在对社会新闻的论述中，就体现出新闻平民化的思想萌芽，如“社会新闻是把各种各样人的行为图象给人们作为镜子”，“应将其广泛的社会兴趣的特点和社会效果更好地结合起来”。（王中，1983；朱家生，1983）朱羽君（2005）等学者认为，民生新闻为公共意见的搭建提供了一个畅达的通道，并且电视民生新闻有着独特构架，在大陆当时传媒话语格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话语空间与独特的价值诉求。董天策（2007）从科学社会学的范式理论出发，重新解读民生新闻，提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但在民生新闻发展过程中，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其中所暴露出的诸多不足：有学者揭示了国内民生新闻中的“伪平民化”现象，如把民生新闻等同于市井新闻、主持人矫揉造作的“个性化”、尊重受众异化为迎合受众等方面。（见水根、章见，2005）学者们对民生新闻发展遭遇瓶颈的研讨文章中，主要有以下几点结论：①对平民意识的误解和滥用导致题材范围狭窄、内容琐碎而缺乏深度；②内容与形式上日趋陷入同质化的竞争；③缺乏人文关怀而不注意保护当事人权利；④媒体角色不明确，忽视了自身舆论导向的功能。

与“民生新闻”相关的“公共新闻”理念和“公共空间”理论研究也逐步有一些拓展。2004年，蔡雯介绍了美国“公共新闻”的发展与现状，及其对美国社会发展和新闻传播业产生的重大影响。同年10月，定位为民生新闻栏目的江苏电视台《1860新闻眼》改版，打出“公共新闻”的口号，众多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纷纷引人公共新闻理念，称之为电视民生新闻的自我提升。学者们指出，公共新闻理念的及时引入，使众多专家学者将其视为民生新闻下一步的转轨方向，公共新闻理念蕴涵着巨大的创造力。

伴随着新闻平民化革命的深入，学界也注意到，媒介在贴近受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大众传媒的娱乐性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学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刘阳，2005）但是，媒介娱乐大众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也引起了学界的一些批评。有学者指出：在日趋同质化的媒介信息面前，公民对国家政治、社会等公共领域的知情权受到严重侵害，因此，信息娱乐化显然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和成熟背道而驰。（林晖，2001）2005年，面对“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以及“王菲生产报道”、“窦唯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学界对新闻娱乐化现象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批判态度，对媒介内容的过度娱乐化表示担忧和警示。陈力丹（2006）等学者明确表示，娱乐不能越界，新闻应有规范的立场。

点九、媒介公信力与媒介形象研究

媒介公信力与媒介形象研究成为一个较大的学术热点主要是2000年以后的事。这一热点的出现，是对中国大陆迅速出现的媒介娱乐化现象的一种回应。不过，相关文献表明，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在对商品经济条件下记者形象与职业道德问题的讨论中就已经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荒川的《“吃拿风”与记者的形象》、易瑞麟的《商品经济和记者形象初探》）等文章。当时，这些问题表现为历史的政治遗留问题。时统宇指出:记者人格的失重疲软萎缩的原因在于传播文化的历史投影、新闻自由的全面匮乏、阶级斗争工具论的严酷摧残。（时统宇，1989）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媒体改革步伐的加快，媒体炒作事件、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不断出现，节目娱乐化、低俗化倾向严重，媒介公信力问题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有学者强调，媒体应处理好眼前利益和中期发展的关系，树立品牌意识，注重媒体的形象塑造。（丁俊杰，2001）吴元栋（2002）呼吁，媒体有责任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媒体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荣誉、维护尊严，保持良知。也有研究者就职业准则与社会责任、法律规定与公众利益、报道立场与媒体市场之间的矛盾关系，剖析了媒介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

2003年的SARS事件使中国媒介的公信力问题突显出来。童兵（2005）认为，中国新闻传媒在非典前期不仅缺位，而且错位，主要原因在于新闻源的垄断和政府信息的不公开，权利归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徐辉明、严三九（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可能导致流言盛行的因素中，大多数市民将主要原因归于政府和媒介没有及时有关传染病的真实信息。杜骏飞（2003）通过对SARS事件的传播学研究，得出结论：如果缺乏绝对意义上的智者，那么，流言只能止于传媒的公信。他还指出：政府管理部门和传统媒体必须在新闻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上有所进步。

这一时期，量化研究方式也开始引入到大众媒介的公信力研究中。研究者以梅耶提出的主要指标——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为依据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电视的公信力略高于广播和报纸，并且，对于男性受众而言，文化程度越高对媒体的公信力评价越低。（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2005）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张洪忠，2005）

热点十：受众研究

受众研究是近20年的一个持续的学术热点。这个热点的形成，既是传播学面向事实本身提出和解决真问题的重要动向，也是中国传媒逐步走近市场而感受到市场压力所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受众研究以三次全国受众研讨会为契机蓬勃发展，并逐步走向深入。1986年5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一届受众学术研讨会高度评价了受众研究对新闻改革的推动作用，认为受众研究从经院式研究走向密切联系实际的实证研究是研究人员思想解放的一大进步。1992年5月，在杭州萧山举行的第二次受众学术研讨会，并对受众调研的方法前景进行了研讨。此前的亚运会广播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为开端，我国的受众研究从受众媒介接触行为显性研究深入到对受众态度、观念等方面的隐性研究。1995年开始，以央视调查咨询中心（简称CVSC）（1995.6）、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简称CSM）（1996.5）为代表的一系列受众调查组织和机构相继成立。在2001年9月，第三次全国受众学术研讨会在河北保定举行，会上，陈崇山提出了中国受众研究的三段论，即解放思想积极创新阶段（1982-1989）；趋向成熟深入发展阶段（1990-1994）；进入市场走向规范化阶段（1995-2001）。（白贵、赵晖，2001；陈崇山，2001）

20世纪之交，传播科技日新月异，网络媒体不断发展，受众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受众的研究开始向多元化方向拓展，如网络受众的特点、接受研究、文化研究、少数群体的研究等。张国良等学者（2000）较早开始对网络受众进行量化研究，并试图揭示大众传媒与受众的关系。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网络受众注意力的“马太效应”得以揭示。（匡文波，2001）新媒体时代的反沉默螺旋模式也得到了讨论。反沉默螺旋模式的提出者认为，沉默螺旋在意识形态冲突的社会完全失败，舆论背反模式取代了沉默的螺旋。（刘建明，2002）但也有研究表明，沉默的螺旋假说在网络空间中并未消失，只是网络群体对个人意见的压力作用方式有所改变，压力有所减弱。（刘海龙，2001；谢新洲，2003）与此同时，网络中的“知沟”现象也成为关注的对象。研究者发现，由于经济、文化等因素，使“知沟”在网络上的扩散有加剧的趋势，但网络本身并无扩大或合拢“知沟”的倾向，而是网络媒介的优势将传统媒介业已形成的“知沟”倍数放大而已。（丁末、张国良，2001；黄艾华，2002；王晓晴，2006）

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是这一时期受众研究的新特点。有学者就通过“霍尔传播模式”与接受美学的比较研究，分析了经典传播学过于依赖于线性通讯的模式来理解大众传播过程的局限，对霍尔模式及其启发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发挥。（李思屈，2001）此后，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也被用于研究受众的文本解读范式及受众的解码立场。民族志研究被认为是力图通过面对面的访谈，了解研究对象（机构或群体）的所有日常的生活、工作方式等，从中发现一点一滴的问题，作出规律性的总结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在解决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受到了重视。费斯克的生产性受众观也被认为是受众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热点十一：广告和媒介经营研究

（一）广告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广告业一直以高GDP平均增长速度的水平飞速发展，成为世界广告史上的一大奇观。与此相应，广告研究也形成了传播研究领域一个持续的热点。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陆广告学术研究的萌芽期。而这一萌芽破土成为传播研究的一株新苗，也利益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当时广告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广告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现象的问题，从而为广告的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1982年8月，在山西太原举办的第一次广告学术座谈会上，对“社会主义国家需不需要广告”、“广告的定义、性质和任务”、“社会主义广告与资本主义广告的区别”等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澄清了广告的基本概念。在此期间，学术期刊开始介绍国外的广告新闻传播业务与理论。（桑榆，1984；王泰玄，1985）

这一时期学术界的讨论话题主要集中在广告与新闻的关系、广告的艺术与科学性、广告真实性三方面。对于广告与新闻的关系，周胜林（1983）认为广告新闻非常实际，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满足社会需要和读者兴趣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严厉批评了广告的新闻化和新闻的广告化。（寒原，1983；包免，1985）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源于当时对广告本质的模糊认识。关于广告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广告的科学性应该放在首位，艺术只能是一种手段，是为广告目标服务的。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广告的艺术性，认为没有艺术性的广告，是没有生命力的广告。

1983年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徐百益指出，广告学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关于广告真实性的讨论肇因于1985年左右凸显出来的虚假广告问题，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通过讨论，“真实是广告的生命”这一命题成为共识。（曹轩宇，1988；陈培爱，1995）

20世纪90年代，广告研究进入引进与发展期。创意理论、品牌理论、定位理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引入成为90年代学界讨论的主要话题，广告效果研究也被视作广告研究的重中之重。

1991年，随着大卫•奥格威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林桦，1991）丹•海金司的《广告写作艺术》(刘志毅，1991)等专著相继被译介到中国，创意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广告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罗瑟•瑞夫斯的USP理论、科学派广告观念的持有者大卫•奥格威的品牌形象理论、艺术派广告观念的持有者伯恩•巴克的ROI理论被迅速接受并得到了发展。1995年的全国广告学术年会上，“品牌策略”（唐仁承）、“品牌价值”（陈志宏）的概念首次被明确提出。《广告创意100》（卢泰宏、李世丁、陈俊勇、张碧波，1995）、《广告大创意》（李思屈，1999）等书相继出版。

定位理论的引入是广告传播的基点由产品向消费者转变的一个转折点。定位理论最早由里斯与特劳特提出，1991年，唐忠朴在他主编的《现代广告学经典丛书》中收编了由里斯、特劳特推出的《定位》一书。1994年，开始有大陆学者明确指出：广告定位的实质是对消费者的心理占领。（徐舟汉，1994）CIS理论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公益广告的研究初露端倪，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黄升民，1997）

1997年，舒尔茨的《整合营销传播》（唐•E•舒尔茨，1993/吴怡国，1997）被译介到中国，加上舒尔茨本人于2001、2002年两度来华宣讲整合营销传播，引发了学界对事例营销传播的研究热潮。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以4C取代了4P，被中国学者视为“世纪性的总结与化生”。（张金海，2002）

关于广告效果研究，1992年学术界就有少量的介绍。八卷俊雄的《有效广告的知识与实务：从构想、企划到效果测实》（黄南斗，1988）、约翰•菲利普•琼斯的《广告何时有效》（杨忠川，1998）等专著的相继引进为广告效果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1998年全国广告学术研讨会，把“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及其对策”列为主题，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广告受众以及营销、创意、媒体等多角度、多层面，论述了影响广告效果的各种因素及对策，进一步推动中国广告业向“质的提高”转变。

21世纪之交，本土化的广告理论体系渐具雏形，具有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的成果不断涌现，集中体现在广告文化学、广告符号学、广告心理学、广告史研究四个方面。陈培爱（1993）早在90年代初就指出广告也是一种文化，强调了广告文化研究的重要性。1998年，《广告文化学》（李建立、韩旺辰，1998）一书正式出版。近年来，广告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有学者强调了网络广告文化的民族性，认为它的发展有待于中西文化相互融合渗透。还有学者将东方智慧与西方的符号学精华融为一体，创立了DIMT模式，以期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有效发挥东方的文化魅力与传播智慧。（李思屈，2003）有学者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广告文化，认为广告文化受制于商品逻辑，颠覆了社会价值，广告与媒介恶意同谋。（陈翔，2002）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文化霸权，虚构着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着现代公众，造成了社会责任弱化，在广告表现中出现文化迷失现象。（黄孟芳，2006）从1996年开始，陈力丹、李彬等人相继对广告符号学进行了研究。2000年以来，李思屈发表了一系列广告符号学方面的文章，在传播效益与人文深度的统一的基础上研究广告符号学。此后，丁和根（2002）对大众传播学与广告符号学的联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熊澄宇等（2002）将符号学理论用于网络传播研究，认为虚拟人，即网众是一种特殊符号。2004年，第一本《广告符号学》（李思屈，2004）出版，这是国人以本土化立场研究广告符号学的专著。广告心理学是推动广告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分支，黄合水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心理学引入品牌研究。

在广告史学研究方面，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1997）是这段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张金海的《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2002）一书，则以宏观的理论把握见长，梳理了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发展的轨迹。

（二）媒介经营

1992年，传媒业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媒体经营成为学界关注的又一大热点，人们明确意识到：新闻传播业既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又属于第三产业，这一新思路促使新闻媒介在事业上获得迅猛发展。（李良荣，1995；罗以澄，2003）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成立，此后数年，近40家报业集团先后成立，对报业集团化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热潮。有研究者指出：打破媒体之间、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界限是报业集团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张昆，2000）也有学者指出：规模扩大是量的快速积累，整合更注重质的提高。（张金海、黄玉波，2005）但是，人们对报业集团化带来的寡头竞争也有担忧，规模无限制扩张将会影响到报业的合理经营、市场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到办报质量。（黄蓉芳，2000）

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传媒业的发展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再一次兴起高潮。孙旭培指出投融资体制的创新带有根本性，它有助于传媒业增强实力，更好地参与国际传播竞争。（孙旭培，2001）在媒体集团的资本运营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传媒产业仍属于“高风险”投资，资本介入媒体必须具备的三种基本意识，即：大投资、长线型投资、智慧型投资。（喻国明，2001）对于传媒业发展现状及趋势，有学者指出：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是我国传媒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林汝鹏，2002）喻国明（2003）就当时形势指出传媒体制改革的“现实性和急迫性”，并明确提出传媒业作为经济产业的本质是影响力经济。

热点十二：边缘学科与新媒体研究

（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

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的快速推进，是传播学在中国大陆日益繁荣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新兴边缘学科中影响较大的则是传媒经济学。传媒经济学的概念诞生于1970年，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欧文(BruceM.Owen)提出，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是近些年开始的。研究话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学的对象、特点与研究方法问题。二是对传媒经济学的归属问题的讨论。

潘立剑(2004)认为：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传媒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应用学科，应在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路径下展开。另一种看法则强调了传媒经济研究的特殊性，认为传媒经济研究是“应用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周鸿铎，2006)昝廷全(2006)对传媒经济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剖析，认为由于传媒产业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应用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张涛甫(2006)则认为大众媒介生产的产品既具有意识形态性质，也具有商品性质，因此媒介经济学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一特殊规律进行研究。而“当下不少研究只在传统的媒介研究外边涂上一层经济学的油彩，实际上仍然是两张皮，媒介与经济之间的关联度还是很小，媒介经济学实际上徒有虚名”。

仅仅是近几年的统计，传媒经济方面论文已达到1000余篇，专著超过200部。（郑保卫，2006）周鸿铎的《广播电视经济学》（2002）、吴飞的《大众传媒经济学》（2003），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2003），支庭荣、吴非的《媒介经济学：经济学在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中的应用》（2005），赵曙光、史宇鹏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2003）等，都是备受关注的成果。

除传媒经济学外，其它交叉边缘性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如政治传播学、体育传播学、卫生传播学、发展传播学、媒介生态学、媒介地理学、传播人种学、健康传播学等。邵培仁的“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邵培仁，2001）等论文，被称为开辟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蔡琪、常燕荣(2002)认为民族志传播学把文化视为共享的意义体系为传播研究提供新视野，同时也展示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巨大潜力。明安香认为，这种交叉融合的趋势必然会将传播学引向整合的全息文化研究。

（二）新媒体研究

从1996年开始，闵大洪(1996)、方汉奇(1996)等人分别撰文对网络传播进行了论述，但网络真正的发展壮大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事。随着网络传播在中国大陆的不断兴盛，对于网络传播研究的话题也由起初对网络传播本质和规律的讨论转向网络产业的发展、网络的社会功效及其影响、网络伦理与法律研究方面。对于网络产业的发展，李希光提出了复兴网络的九种策略；吴信训等则从更具体的层面入手，就新闻网站没有准确把握网络特性、互动性发挥不够、同质化倾向严重的现状，提出：新闻网站需要注入创新的、经营的理念，重新开发利用新闻信息资源。（吴信训、陈末，2005）在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和影响方面，有学者指出，在网络传播中，媒体的移情、娱乐、面具等功能会对传播者的心理产生影响。（任湘怡，2000）潘玉鹏(2006)认为网络的出现为报纸带来了一场革命。网络传播的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此相关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如《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王少磊，2006）等。网络伦理与法律方面，杨先顺认为在价值多元、权威弱化的虚拟实在中更应倡导生态伦理世界观、更应弘扬缺失已久的人文精神；（杨先顺，2006）陈堂发(2006)通过对中国首例博客案判决的商榷和探讨，分析了博客侵权的网站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在理论模型的建构方面，研究者提出了网络传播模型“氬原子模型”，认为该模型能够对网络传播过程的主体、内容、渠道、方式、环境、控制等诸要素进行系统性分析和归纳，按照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分类组合，最终以类似氬原子结构的立体拓摸圆形表达出来。（原永涛，2006）研究者指出，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思维和方法也应有所改变：要从线性研究方法转变为以交互式研究方法为主；控制研究要从硬性控制转变为自由开放的控制方法；要从传受分离的研究模式转变为收受合一的研究模式；要从单一媒体研究为主转变为综合媒体研究为主。（梅琼林，2006）

基于网络传播技术之上的新兴媒体研究是近几年的焦点话题，这包括对数字电视、播客、博客、IPTV等方面的探讨。关于数字电视，黄升民(2002)认为内容可以为王。2005年，播客出现，被认为是一种用途广泛内容多样，可以从业余走向专业、专业业余并存互补，免费走向收费，无序发展到有序新媒体。（朱红梅，2006）它可以使人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得到最大的满足并成为话语权力的获得和超符号自由交流的平台。（黄桂萍、吴文虎，2006）研究者指出：博客传播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所有人面对所有人”的社会化传播理想，在未来，博客与大众媒介之间将是互补和融合的关系。（方兴东、张笑容，2006）博客的兴起使传统媒体不得不面对公众的监控。这将促使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遵循职业自律。（刘津，2006）

结语：从学术史中得到的三点启示

重新走进三十年中堆积如山的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和著述，课题组断续用时约50多天，竟然也有类似于“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感觉。在那些斑斑点点的记忆中，只要是真诚的学术探索，都会像历史天空上的群星一般尘灰难掩，在不计其数的故纸中闪耀出来，给当代以丰富的启发。在此我们提出心得的三点启示，来与读者分享：

首先，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热点与改革开放三十年进程的同步性。三十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学术热点的转移和学术探索的深入，在整体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保持了同步性。这一方面是学术服务服务于社会实践需要规律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作为改革开放灵魂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再现。本文所述及的12大新闻传播研究热点，新闻本质研究热点，都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三十年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反过来，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又为促进中国的思想解放，推动新闻传播界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与社会同步、与时政结合的特征，既是新闻传播的社会和政治属性的反映，也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特点。在中国，政治家发表的一个观点，往往会造成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重大转向。邓小平曾经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而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一论断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同样适用：改革开放在解放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解放中国的精神生产力。

其次，是在三十年学术热点的转移中，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也存在着学理探索的持续性。学术研究是一种真理的探讨和表达，除了配合社会、时政外，学术研究自有其知识积累和学理延续的规律。在三十年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转移中，有些问题会在不同的语境下以不同的形式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来加以讨论，这正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探讨真理的学术门类而不断完成学科建构、在学术上成熟起来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坚持真理的学者本色的表现。

第三，在学术自身的发展中，“追求知识”的价值远远大于“发表意见”。“知识”与“意见”的区分，是科学发展的起点，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起，人们就认识到最正确的意见终究不过只是意见，它也许有益于现实需要，但却于知识的积累和科学的发展没有价值。而即使是错误的知识，也能作科学进化中的链条，发挥出学科建设的积极作用。知识与意见的这一重要区分，成为后来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到当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其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知识是按照一定的学科规范进行的思维操作，是符合理由充足律、重论证、重逻辑周延性的推导的结果。给出约束条件，明确在何种条件我会放弃自己的结论，往往是一个学术研究者与一个独断论者或主观印象者的重要区别。

文章三十年，得失寸心知。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未来三十的中国学术界，懂得知识与意见的本质区别的会越来越多，坚持科学精神和学科规范的风气会持续壮大，蔚成大国。

从如山的文献中选择近5000篇文章建立的样本库已非易事，而从众多文献中筛选主题、折中诸说，理出脉络，则更为困难。其间疏漏、偏颇绝难幸免，我们仅以此文就教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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