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素养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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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实践困境

[摘要]：

本论文在前期对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发展进程的分析研究基础上，总结探索目前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研究发现，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困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其一、理论上的困境。“拿来主义”的西式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在台湾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环境中“水土不服”。其二、实践中的困境。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不仅指提高受众媒体素养的教育实践，而且包含着构建健康媒体环境的实践。前者的困境主要在于完整系统教育规划的缺乏；后者在困境在于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与媒体公共化的搏弈困局。

ABSTRACT：Consideringthespecialenvironment,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inTaiwannotonlydeemedtheimprovementofaudience’sliteracyasthebasicobjective,butalsoputmuchmoreemphasisonthetransformationofadversemediaenvironmentandtheconstructionofhealthymediaenvironment.However,because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wasbasedonthetheorieswhichderivedfromwesterncountries,ithasturnedouttobesomethingunsuitableinTai-wan.Thepracticebasedonthesetheoriesinevitablyhadagreatimpactonthecompetitivestructureofpoliticalpartiesandgroupsandthevitalinterestsofcapitalforces,whichwerehidingbehindthemediaecologyinTaiwan.Allinall,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inTaiwanfaced,faceandwillfaceupwiththestrongobstructionandchallenge.

KeyWords:MediaLiteracyEducation;Theory;Practice;Dilemma

从1993年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学者吴翠珍发表《解“毒”电视？解读电视——谈媒体教育中的电视识读》一文开始，到今天台湾学术界和民间团体开始着手推进媒体素养教育融入九年一贯制的教学规划，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已经走过十余载的历史。十多年来，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在教材出版、师资培训、节目制作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不过，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却一直在困境中艰难前行。

笔者认为，当前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存在诸多困境：第一、理论上的困境。拿来主义的西式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在台湾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环境中“水土不服”，并导致实践中的迷失。第二、实践中的困境。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包含两个方面：提高受众媒体素养和建构健康媒体环境。前者的困境主要在于缺乏完整系统的教育体系；后者在困境在于党政军退出媒体与媒体公共化的难题。二者的交集在于媒体近用权。

一、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困境

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有二：其一、台湾社会对媒体的批判而带来的对媒体“第四权”和公民传播权的反思；其二、英、美等西方国家有关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此二者，对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具有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当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出现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其理论做一番重新的审视。

Ⅰ.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批判性思维

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因其诞生在台湾畸形媒体生态及其恶质内容的环境中，因而先天就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于充满低级趣味、凸现性腥的报纸，民众怒斥为“暴纸”；对于煽动政治对立的电视，学界直呼“关掉电视救台湾！”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的基因。

这种根本基因对使得后来的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始终带来强烈的批判性。在台湾学界提出的媒体素养教育的五大内涵中（即：了解媒体讯息内容；思辨媒体再现；反思阅听人的意义；分析媒体组织和影响和近用媒体）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批判性思维的影子。为了实现学界和民间团体改造媒体环境的相关理念，2002年台湾教育部门颁布的《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当中重点提出了“健康社区”（HealthyCommunity）理论。尽管该理论已经摆脱了纯粹的“批判”思想，而使用“建构”的思维方式，但其理论的预设前提，显然还是“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其仍然是与批判性思想一脉相承的。

这种批判性的思想自然有其自身的渊源。不过，英国媒体教育学者Bazalgette（1997）的研究却能给我们某种启示。他在回顾英国媒体教育的发展时，就批评早期“免疫式”的媒体教育是“灾难的开端”，因为“责难媒体”的媒体教育连带地产生“否定媒体”的误解。[1]

反观台湾，这种对媒体极端不信任的态度致使媒体教育与媒体批判划上等号，“‘否定媒体’的媒体教育的概念局限性过大，以致于媒体教育核心价值无法突显。检视台湾目前相关文献与资料，的确反映出从学术论述到社会实践的媒体教育大都落在以媒体教育来‘教育媒体’的困境。”[2]

笔者以为，对媒体的认知与对媒体的反思无疑应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问题就在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批判性思想，使得阅听人与媒体组织完全隔离开来，使得民众完全地与媒体对立起来，这就导致台湾民众难以全面地认识媒体素养教育的内涵，尤其是忽视了受众自身接近和使用媒体表达自我的权利。

台湾李承宇在其硕士论文《阅听人思考的变革：媒体素养意函新探》中也指出，“现今的媒体素养的思考中，充斥着拒绝式的思考、对立式的思考、预防注射式的思考，以及只靠常识的批判思考；而这种种的思考方式都视媒体与阅听人为两个不相干的对立角色。”其研究认为，“这些思考方式不仅无法解决媒体问题，更有可能局限了阅听人的媒体思考观，甚至形成更多的媒体问题。”李承宇认为，应该“主张阅听人、媒体与讯息三者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阅听人的思考媒体问题时，应该打破阅听人与媒体间的界线，而从整体、系统的观点看清媒体问题的结构面，以追求阅听人与媒体双赢。”[3]这种观点，或许才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实践中所需要的。

Ⅱ.尚未本土化的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

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是拿来主义的舶来品。英、美等西方国家有关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对台湾有着重大影响。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理论根源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及对公民传播权的重视，因而其理论中始终蕴涵着一个自由、民主、权利的信息。

台湾媒体素养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带上了这些基因。台湾大学张锦华认为，媒体素养的意义包含几个重要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以自由主义思想做基础，就是希望每个人希望追求一种自由自主的生活，他也不希望被广告或是媒体这样强势的传播影响。第二个理由，是基于公民共和主义的假设，公民共和主义是假设社会里面的公民会希望追求一个共同的善，对社会影响的目标，所以他们看到比方说新闻里面不好的内容，暴力色情的内容，他们会觉得不好，他们会希望新闻应该报道社会公义，这样对社会才是好的。第三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会希望，弱势族群的权益不会被媒体的刻板形象所破坏或减损。”[4]

从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媒体素养理论亦宣扬着“自由”、“共和”与“多元”的价值观。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些论断在台湾畸形的媒体生态下有多大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尽管台湾的政治体制与西方相类似，但台湾的政治生态与西方的政治生态却大相径庭——台湾的党派政治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台湾的媒体环境与西方国家的媒体环境也不尽相同——台湾缺乏公共媒体生存的空间。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台湾的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却大都从西方直接复制过来，这种尚未本土化的媒体素养教育理论便使得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

陈世敏也指出，台湾“传播学在学术上发展到目前为止，在教学跟研究方面，都是移植美国新闻传播的教学跟研究，缺乏本土的思维。”他认为，“其实媒体和有关传播学的学术问题，跟社会脉络有非常大的关系。美国所发展出的大学以及新闻传播学教育，有自己一套的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可是台湾沿袭了美国传播学的教学跟研究，缺乏本土的思维，没有体验到我们民众的主体性问题。”[5]当然，陈世敏教授在这里提出的“社会脉络”和“社会文化背景”说得比较宽泛与模糊，笔者认为，这主要指的是媒体素养教育背后的台湾政党割据、资本盘踞的媒体环境。没有从这一点实际情况来考虑，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施必然面对重重困境。

二、提升受众媒体素养的困境

系统内的提升受众媒体素养是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基础的实践。媒体素养教育的基本目标就在于提升受众的媒体素养，使其成为“耳聪目明的阅听人”。十多年来，尽管台湾在提升受众媒体素养方面，学术团体和民间组织从师资培训到出版教材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目前在提升受众媒体素养的教育实践中仍存在众多尴尬与困境。

Ⅰ.受众媒体素养教育意识的缺陷

生活在台湾畸形媒体生态及其恶质内容下的台湾民众，对于媒体大有深恶痛绝之感。他们认为媒体是社会的最大乱源，是媒体把台湾社会弄得乌烟瘴气。

然而，如前文所述，由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一度有把媒体素养教育等同于媒体批判的思维倾向，因而受众往往只从批判媒体这一单向度思考台湾目前的媒体环境问题，却尚未意识到提升自身的媒体识读能力对建构媒体环境的重要性。此前，饶淑梅的研究结果已显示，“学生已认同电视素养的重要性，但不认为自己需要学习电视素养的课程，显示学生可能高估自已的电视素养程度。”[6]林爱翎在其论文也指出，“让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在现有的体制下使用与管理媒介，对媒介本质、管理媒介的物质基础与结构、以及自身相对与媒体的自主性有所觉醒与认识。但这样的概念尚未在台湾成熟，尚在萌芽阶段。”[7]

笔者认为，这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兴起的背景不无关系。对畸形媒体生态带来的媒体恶质内容是台湾社会批判矛头的一致指向。问题就是，一般的台湾受众只是形成了媒体批判的观念，认为只要消除媒体中的不良内容即可，而并没有反思自己的媒体接触行为，也没有上升到媒体素养的高度。

因而，即便学术界和民间团体积极推广媒体素养的观念，却“只有少数学院里面或社会上的人，体会到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却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更不能得到媒体的认同。”[8]这对于生活在一个畸形的媒体生态下的民众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Ⅱ.完整系统地教育规划与设计的缺乏

青少年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重点人群，因其主要尚在学校学习，所以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这一正规系统的方式来提升青少年的媒体素养。不过，笔者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校，其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的情况都不容乐观。

尽管台湾教育当局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中已提出相关构想，把媒体素养教育融入九年一贯制教学中，然而，几年过去了，媒体素养教育仍迟迟未纳入九年一贯制教学体系中，缺乏系统教育规划的媒体素养教育，在台湾学校实施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

首先，媒体素养教育始终游离于学校正规课程之外。因媒体素养教育尚未纳入升学或其他考评系统中，那么该课程的重要性与课程安排必然受到其他主要课程的冲击。大多数学校只能看自身是否有相关的教学资源来决定是否进行媒体素养教学，而大部分学校都尚未重视媒体素养教育，也未开设相关课程。

其次，也正是因为尚无具体教育政策的出台，学校对媒体素养教育的师资也就并无太多关注。诚然，学校教育是进行媒体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但学校教育的核心又在于教师自身的媒介素养水平。但正如学者所观察，“台湾尚缺乏媒体教师的职前养成体制（pre-servicetraining），因此没有“媒体教师”一职（mediaeducator）。过去仰赖学术界与第三部门（non-profitorganization）从在职训练（on-jobtraining）中提供附加的媒体教育智能，不仅教师（trainer）人力不足，物力也匮乏。”[9]台湾对媒体素养教育师资的培训主要由一些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所举办，参加培训的教师往往是出于“有兴趣”而参加研习，因此培训的涉及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同时，缺少一套（本）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教材，也成为制约台湾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媒介素养教材的缺乏，带来了教学工作的诸多不便。尽管台湾学界和民间团体已经出版了相关的媒介素养论著，它们尚可作为参考书和课外读物，但并不适宜作为各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通用教材。

Ⅲ.社会成人媒体素养教育的缺失

笔者在对1993年至2005年的台湾有关媒体素养教育的硕博士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在全部的54篇硕博士论文中，共有23篇是对媒体使用与媒体素养状况的调查评估论文。不过，台湾媒体素养教育调查和评估的对象却主要围绕校园而展开，而关注社会成人（除学校教师、行政人员外）的媒体素养状况的调研评估非常欠缺，仅有1篇。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社会成人媒体素养教育实践的缺失。

资料来源：台湾“国家”图书馆硕博士论文资讯网笔者制表2006年5月

笔者认为，鉴于青少年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并且他们具备学校教育的客观优势条件，因而把提升青少年的媒体素养作为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重点是勿庸置疑的。不过，应该要考虑的一点是，其他远离学校的社会成年人的媒体素养需要关注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个很重要的论据就是，目前台湾的媒体素养教育重视家庭教育，尤其在对儿童的教育方法上强调“亲子共视”，即由孩子家长和孩子一道观看电视，接触媒体，使媒体素养教育延伸到家庭教育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年人的媒体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媒体素养水平。

同时，在目前台湾这个选举社会中，政客操纵媒体议题，资本力量推波助澜，各种“民调”层出不穷，蓝绿阵营媒体严重对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中，调查社会成人的媒体素养状况，探讨如何提高台湾社会中成年人的媒体素养，对于台湾社会趋于理性地对待政治与媒体的教唆不无裨益。

Ⅳ.商业性媒体的缺席

陈世敏指出，“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大问题是，缺乏业者的积极参与。”[10]的确，解铃还需系铃人，媒体素养学界所期望的媒体恶质内容的改善与提升还需业者的参与。然而，业者为何缺席呢？笔者认为，“缺乏业者的积极参与”的原因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分析：

其一、媒体素养教育的直接目的是要提高受众的媒体素养，使受众能够辨识媒体的各种讯息，反思自己的媒体接触行为，从而成为一个主动积极、不易受媒体摆布的阅听人。从这一点来看，业者会积极主动参与媒体素养教育中来吗？商业性媒体希望自己的受众变得聪明而理性吗？似乎在逻辑上说不通。

这种情况不仅是台湾，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传播媒体工业在媒体素养教育推动的这些发展中角色并不明显。事实上也曾有商业公司发起自己的媒体素养计划或者赞助一些媒体教育者，但企业赞助的经费一直是媒体素养界主要的争论问题之一。这些企业包括ABC、NBC、DiscoveryChannel与备受争议提供学校教室新闻和广告的商业频道ChannelOne，这些商业媒体都赞助不少媒体素养计划。媒体素养计划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多少都有些威胁到企业的利益，因为在企业的观念里具备媒体素养这类明智的阅听人的人意味着比电视周刊的读者要不受欢迎。

其二、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来看，在过去台湾很长的历史中，一谈到媒体素养时，似乎就是跟媒体站在一个对抗的位置，觉得民众应该站起来，如何能骂媒体骂得好，这好像称为素养的一部分。事实上，这种“历史原因”造成了媒体素养教育与商业性媒体相互对立的局面。

不仅如此，根据笔者之前的论述，台湾媒体素养不仅要提升受众的媒体素养，更重要的是改造媒体、建构健康媒体的环境，即要改造当前商业媒体的媒体内容以及更层次的媒体生态。试问，商业性媒体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商业媒体处于台湾畸形媒体生态的环境中，极度饱和的市场客观上对商业媒体施加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在一种脆弱的食物链的平衡中，私人资本主导的商业媒体并不愿意“大公无私”地为社会整体利益而“损己利人”。

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中，台湾学者根据台湾《广播电视法》第四条“广播、电视事业使用之电波频率，为‘国家’所有”——认为，“该法条说明电波为全民所有，属于公共财产，不管商营或公共媒体，皆须贯彻媒体为社会公器的角色。”因而，“媒体业者作为促成媒体教育实践的一环，应提供设备，资源与人才，积极参与媒体素养教育。”[11]在笔者看来，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应为全民服务这是台湾媒体素养学界在理论上始终强调的一点，而这正是目前台湾媒体的症结所在：媒体是牟取政党利益的工具和商业利润的工具，已非社会公器！要媒体业者积极参与媒体素养教育在目前来说恐怕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构建健康媒体环境的困境

台湾关注媒体素养的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尽管各自的工作重点不一样，但有一点共识就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实践包含两个基本点是——系统内的培养受众的媒体素养和系统外的改造媒体环境。此二者在台湾媒体素养教育中相辅相成，共同汇聚成台湾媒体素养实践的主要内容：媒体环境的恶劣使培养受众的媒体素养成为必要，而欲真正提升受众的媒体素养，媒体环境的改造亦势在必行。

培养受众的媒体素养和改造媒体环境在实践中基本是齐头并进的。但学界和民间团体对媒体素养教育认识越深刻，他们就愈发感觉系统外的改造媒体环境对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媒体环境中难以让民众真正看清媒体素养教育的真正面目。因此，媒体改造和建构健康媒体环境也就成为台湾媒体素养教育中的应有之义。

台湾社会所推动的“媒体改造”主要是要求党政军力量推出媒体，进而实行媒体公共化。然而，学术界和民间团体欲改造媒体环境进而构建健康媒体环境的理想却是困难重重。

Ⅰ.党政军退出媒体的困境

台湾学界和民间受西方政治理论的影响很深，认为媒体应替人民监督政府，作为人民和政府间的媒介，让民意可以表达，政策可以透明，实践所谓“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就必然要求党政军退出媒体。然而，学术团体和民间机构诚恳的呼声——“党政军退出媒体”只是成为政党保全政治利益以及相互博弈的一个工具罢了。

以民进党执政前后为例。民进党在成为执政党前手中握有的媒体不多，因而在2000大选中将“党政军退出媒体”作为竞选口号，以吸引选民。而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民进党的媒体更是大肆宣扬，指责国民党旗下的媒体不支持“新政府”，呼吁媒体中立。尤其在电视媒体方面，民进党人士异常积极地推动无线电视台“公视化”，而其真正目的在于削弱甚至剔除国民党在中视和华视的力量。

而民进党自身对于退出媒体却显然表现出依依不舍之意。2001年秋，身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在其新书《世纪首航》中声称尊重言论自由、维护新闻自由，希望台湾媒体走“新中间路线”，但必须“固守国家安全”。“寄望媒体不只是做报道痛苦的乌鸦，也要做报道欢喜事情的喜鹊。”不过该“新路线”一出炉便遭到各界人士的质疑。有学者指出，“政治人物与媒体的关系一向爱恨交织，执政当局尤其如此。对于媒体报忧不报喜的批评自戒严时期以来，始终不绝于耳。这类批评之所以难昭公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人物在进行媒体批判时，从未真正放弃操弄媒体。”陈水扁“近来一连串以出书方式披露政权移交过程中的黑幕等动作，基本上也不脱为政治目的在操弄媒体、制造舆情的性质。”[12]

正如学界的分析，实际上，陈水扁当局所提出的“党政军退出媒体”和“媒体中间路线”等政策，只不过是唬弄舆论、打压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这些口号，一开始没有、最终难以真正付诸实施。相反，陈水扁执政后，更是不顾各界反对，将李登辉的女婿赖国洲安插进入台视，并担任董事长一职。一批民进党骨干也被安排到台视的重要职位上。与此同时，对于与民进党“不和拍”的原民进党文宣部长、民视董事陈文茜，也在台视中被“清理”。

在这事件中，陈水扁当局控制媒体的野心昭然若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学界所提出的“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在台湾这种媒体生态制约下，实行的难度非常之大。有台湾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老三台’改革的最大阻力永远来自执政者。对执政者而言，媒体不只是非常方便的酬庸、利益输送管道；最重要的，台湾岛内政治对立激化，朝野几无互信，掌握媒体，就掌握了优势，政治人、媒体人，没有几个相信会有执政党心甘情愿把这个优势交出去。陈水扁参选时，整天叫着‘媒体改革’，当选后，不但‘公共化’越喊越小，其他媒体更普遍感觉到民进党政府压制媒体、掌控媒体的嘴脸丑恶、手法赤裸，‘白色恐怖’气氛，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13]

Ⅱ.媒体公共化的困境

构建健康的媒体环境不仅要求党政军力量推出媒体，而且进而要求实行媒体公共化。即便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若是由资本力量替代前者的位置，台湾媒体环境同样无法逃离暴力、色情、低俗的阴影。因此台湾媒体公共化的舆论甚嚣尘上。

台湾“媒体公共化”的进程以台湾公共电视台的建立为一个里程碑，而后学界和民间团体又提出台视、华视的公共化。不过，从提出组建公共电视台到1998年7月1日公共电视的开播，其间18年，诞生过三个版本的《公共电视法》草案：“学者版”（1991年6月）、“行政院版”（1992年9月）和“谢版”（1993年3月谢长廷等人提出）

笔者认为，从上述三个版本的诞生过程可以看出公共电视诞生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学者版”草案是建立在学界对公共电视的美好构想上，期望公共电视能脱离党政力量的干预，真正独立地为全体公民所制作优良的节目，突出公视的独立、超然、理想的特征；不过，“行政院版”的出台，猛然惊醒了尚处美好传播理想中的梦中人。“行政院版”强调公视主管机关为新闻局、新闻局主导公视经费运用。这种干预“公共电视法”草案的举动，说明公共电视无法在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真空中建立，台湾当局仍要对公共电视进行控制。而分析“谢版”草案，尽管其表面上趋向于学界的观点，表现出一种反对政治力量控制的意思（如将公视的主管机关从“新闻局”改为“文建会”），然而，“谢版”背后的民进党的真正意图，显然是希望借学界的力量继续牵制国民党，以使自身在媒体控制上不至于更处于弱势地位。

从这样看来，公共电视的诞生是在学界与党派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博弈的结果。它诞生的过程就说明了其无法摆脱政治力量的控制与影响，无法做到台湾社会所理想中的“公共”电视。因而，台湾公共电视台只能在踉踉跄跄中孤独前行。

经费困难是公共电视生存的最大困难之一。一般认为，如果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进入媒体，必然使媒体受制于意识形态和利益团体，并不顾社会责任而追逐利润。因此，在最初规划公共电视的经费来源时，学界认为，公共电视的经费不能来自于党派、也不能来自于广告，即不播商业广告，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以及捐款等。在1998年公共电视开播时，公视基金会是得到政府捐助的十二亿新台币，并自筹款三亿元。依据公共电视法，政府捐赠的金额逐年减少百分之十，至第六年以后应为第一年政府编列预算金额的百分之五十。而屈指算来，今年（2006年）是公共电视开播的第9年，公共电视所能够获得地捐赠仅为4亿新台币，这对于一个被学界和民众曾寄于厚望的电视台而言显然是杯水车薪！

因为经费困难也给公共电视台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2000年，新闻部人员流失率达26.19％。到2001年，公视专职和聘用人员为500人，高层管理人员频繁流动。一个频道每天播出不到20个小时，自己制作的节目不到播出节目的一半，其中许多是转播。“媒体素养”或称“媒体识读”被公共电视董事会列为重点节目，其本来的目的是要帮助民众认识和鉴别媒体及内容有害还是有益，不过，台湾舆论认为，“公视制作节目的部门却做成了如何做小记者的儿童节目……难以吸引收视。”[14]

有研究者指出，“公视背负着相当一些民众和学者的理想，但公视却要进行在台湾极其艰难的媒体环境中，因此，在三、四年之后，公视在台湾民众中给人的留下的印象不深。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恐怕除了像《人间四月天》这样的连续剧，或马友友的音乐会外，难有其他具体的联想和认知。”[15]如此看来，公共电视法草案中最初所建构的美好理想：公视的节目应是“有水准的节目”、“高尚的风格”、“重视艺术节目”、“经常考虑观众的‘需要’而非‘喜爱’”、“以加强电视之社教功能”在台湾污浊的媒体环境的蹂躏下已是面目全非！

概而述之，正是在台湾畸形的媒体生态及其恶质内容的大背景下，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界把媒体改造和建构健康媒体环境也作为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学术界和民间团体所推动下的媒体素养教育是以“媒体改造”为外在诉求和外在表现行动，而以培育受众的媒体素养教育为内在努力方向。因而，在很多人眼里，“台湾在推动媒体素养教育时，是采用一种社会运动模式。”[16]而这种模式事实上展现了媒体素养教育与台湾政治、资本因素之间的博弈（见图2）。

事实上，不管是理论上的困境还是实践中的困境，笔者认为，其矛盾的焦点归根结底不在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本身，而在于台湾媒体生态之外的政治体制及其直接影响下的传播制度。正是岛内盘根错节、愈演愈烈的党派政治之间的权力争斗以及过度自由化的商业媒体恶性竞争带来了媒体素养教育的重重困境。无怪乎陈世敏教授叹言，我们在对抗一个很大的巨人，一个很大的体系。”[17]

总而言之，媒体素养教育是在一定的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下而进行的，而媒体生态环境则受传播制度的制约，即受政治、资本力量的控制，媒体素养教育无法超脱台湾的传播制度而在真空中进行。见下图：

[注释]

[1]吴翠珍.媒体素养与媒体教育的流变与思辨[A].翁秀琪.台湾传播学的想象（下）[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2004.P837.

[2]同①.

[3]李承宇.阅听人思考的变革：媒体素养意函新探(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5－16.

[4]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2秋季中日媒体素养研究与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5]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春季中日媒体素养研究与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6]饶淑梅.国民中学实施电视素养课程之研究（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4－17.

[7]林爱翎.媒体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初探（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4－17.

[8]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秋季中日媒体素养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9]吴翠珍.媒体素养与媒体教育的流变与思辨[A].翁秀琪.台湾传播学的想象（下）[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2004.P836.

[10]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春季中日媒体素养研究与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11]台湾“教育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Z].台北：“教育部”，2002.P18.

[12]林鹤玲.媒体如何摆脱政治纠葛？[J/OL].媒体观察电子报..tw/,2001-10-31.

[13]唐湘龙的观点.转引自王文昌.透过电视看台湾[M].香港：未来文化出版，2003.P163.

[14]王文昌.透过电视看台湾[M].香港：未来文化出版，2003.P204.

[15]同14.

[16]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秋季中日媒体素养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17]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春季中日媒体素养研究与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