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事件信息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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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05年11－12月，中国松花江发生苯污染事件。本文就这次事件中信息流障碍问题展开讨论。作者将危机传播的信息划分为识别信息和应对信息两类。他们认为，这次城市生态危机的信息流障碍，前期在吉林省政府方面主要表现为“内紧外松”的传播政策和地方保护主义，后期在黑龙江省政府方面，主要表现为“政绩意识”和对人民知情权的轻视。在国际层面，国家环保局没有及时向俄罗斯方面通报危机识别信息，缺乏国际环保的责任意识。文章谈到，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危机事件中，信息公开是基本原则，不公开则是例外。

关键词城市生态危机传播危机识别信息危机应对信息内紧外松政绩意识

经历过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我们对于“危机传播”的概念已经熟悉，这是指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信息传播。2005年11－12月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的传播，属于城市生态危机传播，是危机传播的一类，它指针对城市生态系统面临的重大威胁事件所进行的传播。由于城市人口密集，交往频率高，空间感染力度大，如果传播的信息是虚假的或是滞后的，都可能带来进一步的灾难。危机管理的核心就是危机信息的公开化问题，这是本文讨论的要点。

本文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分析对象，构建出其危机传播信息流流程，并对阻碍信息流的主要因素进行相关分析。

一、事件报道回顾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省吉林市的石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成百吨苯流入松花江，最高检测浓度超过安全标准108倍。随着下泻的减缓，污染带从80公里蔓延到200公里，导致下游松花江沿岸的大城市哈尔滨、佳木斯，以及松花江注入黑龙江后的沿江俄罗斯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等面临严重的城市生态危机。这是我国首例城市生态危机事件，并殃及外国。本文截取了《黑龙江日报》、《吉林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第一财经日报》这四家报纸的相关报道，辅以其他传媒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

我国传媒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可以大致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1月14－18日，这四家媒体的报道限于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件本身；第二阶段11月19－21日，因为没有新的新闻源，四家媒体处于共同的沉默期，其中《吉林日报》的沉默持续到11月23日；11月22－28日为第三阶段，三家媒体的报道对象由吉林转向哈尔滨，关注哈尔滨宣布四天停水的事件，并逐渐与吉林的爆炸联系起来。《吉林日报》在这一阶段报道主题是吉林的环保和支援哈尔滨的情况。12月3日公布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后，报道进入第四个阶段，关于松花江污染段的流向和沿途的防范情况逐日公布，信息基本公开化。

二、该事件中信息流流程

危机传播的信息流中，核心环节是危机识别信息和危机应对信息的发送和接收。城市集中化的生存方式使得信息流动速率很高，一旦所需信息缺失或被有意无意地歪曲，信息空间将很快被不确定信息或错误信息填补，从而维持信息流的链条完整。城市生态危机对市民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具象感受，他们渴求真实信息以消除恐惧，渴求具体的摆脱危机的方法信息。鉴于城市居民较高的整体素质，他们在接收和理解信息的能力上不会存在很大障碍，能否及时获得真实的危机识别信息和应对信息，就成为他们能否作出正确判断的关键环节。

按照整个事件的缘起和发展顺序（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爆炸发生→11月18日吉林方面通告哈尔滨方面松花江可能污染→21日哈尔滨政府发出停水公告→23日起停水四天），信息流的源头也应该从吉林开始，信息流流程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危机传播流程中，吉林市的爆炸现场是总信源。在第一阶段，《吉林日报》作为信宿接收信息后，又作为信源将信息分化为危机识别信息和危机应对信息，由于吉林省政府实际上是《吉林日报》的信源，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将省政府看作是信息的信源，与此相对应，吉林市民是信宿，哈尔滨政府也是信宿。当哈尔滨方面获知松花江被污染的识别信息后，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媒体（以及省市政府）就由信宿转变为信源，哈尔滨政府通过媒体传递出危机识别信息和应对信息，哈尔滨市民作为信宿接收这两类信息并作出相应反应。同时，中央政府应及时将这两类信息通报受到牵连的俄罗斯方面。在此次城市生态危机传播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吉林省和吉林市政府、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他们是权威信源，而他们也是此次危机的直接管理者。作为权威信源，他们的核心任务之一，便是及时地收集“征兆”、“迹象”信息以识别危机，科学地分析危机以制定应对之策，适时地信息以组织动员力量克服危机。

媒体是信息流中特殊的信宿与信源集合体。政府作为权威信源，通过媒体来实现信息的流动、散布以及反馈，从而达到危机管理的目的。在这个事件中作为省级机关报的《吉林日报》和《黑龙江日报》，它们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政府共同掌握着危机的原始信息，媒体表现与政府传播基调基本保持一致；而《北京青年报》和《第一财经日报》在此次危机的报道中，它们的信源既包括两省政府，又独立于两省而拥有更多的信源，这些信源通过它们报道得以体现。它们的信宿既包括两省受众，也包括全国其他地区受众。

三、危机信息流障碍因素分析

当信息准确，传播、接受和反馈通畅，并且传播、接收、反馈均很及时的时候，危机传播的信息流应该是有效的，有利于减轻危机，甚至避免危机的发生。在这个时候，信息流障碍趋于零值。但在现实中，信息流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因为出现准确与否、及时与否的问题，从而产生信息流障碍。

1.第一、二阶段的危机信息流，障碍源于“内紧外松”的传播策略和由地方保护主义主导的信息封闭策略

在第一阶段，这四家媒体都在爆炸发生后及时报道了这一事件，其中，《吉林日报》从11月14日到17日的报道重点依次是：省领导赴现场部署救援，事故不影响主业生产；事故处理有序进行，生产整体正常；应急预案措施得力；通报要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安全生产。关于爆炸所引起的吉林松花江段污染问题只字未提，只提到没有造成大气污染。但是，位于吉林市松花江下游的吉林省松原市，在没有告知原因的情况下连续停止供水7天，直到11月23日；与此同时，吉林市上游的松花江丰满水库的排水量被加大。这个事实说明，吉林石化公司和吉林省政府对于爆炸后造成松花江污染是知情的。《第一财经》11月24日社论提到，“环保总局在《新闻通稿84号》通过一组翔实的数据清楚地告诉我们，此次受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影响，松花江已经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消息还说，吉林石化公司爆炸发生后，监测即已发现苯类污染物流入松花江，造成水质污染。”[1]《吉林日报》在11月24日头版新闻中也承认：“11月13日，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苯胺厂车间爆炸事故发生后，我省严密监控环境质量状况，及时发现苯类污染物流入第二松花江。”[2]《北京晚报》引述当地一名媒体工作者的话：吉林石化爆炸造成水污染在吉林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媒体从没报道过。

因此，在第一阶段的危机识别信息应该是两个，一个是爆炸本身带来的危害，包括疏散等信息，其信宿或者利益相关者是现场附近的市民；二是有关松花江吉林段的污染情况，其信宿是吉林市和吉林市松花江下游城市市民，尤其是松原市市民，还有更下游的黑龙江省松花江沿岸各城市市民，尤其是哈尔滨市市民。关于第一个危机识别信息，《吉林日报》通过偷梁换柱的方式，以政府积极作为和石化公司宣布没有污染，替代了这一危机信息，危机无从识别，以次来消弭爆炸可能带来的恐慌和波动。关于第二个危机识别信息，吉林省政府和《吉林日报》作为信源予以回避，当地媒体无一报道，哈尔滨媒体当时前往采访，也被告知松花江的水质“未受污染”。因此，与之对应的危机应对信息自然也就不存在。信息流在第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危机识别信息缺乏，从而造成信息流障碍。由于第一阶段如此，造成整体无言的第二阶段。

沿袭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内紧外松”的传统的传播策略，是出现危机传播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内紧外松’，是指某些信息只在内部流通让内部紧张行动起来，而对外保密、封锁信息、保持外部平静的氛围。‘内’通常指的是组织内、系统内。‘外’指的是组织外、系统外的社会。‘内紧外松’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词汇，是中国几十年来经常采用的危机传播策略。具体表现在，当国内或者国外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内部可能会紧张地开会、磋商并布置行动措施，但广大公众借以获取信息的大众媒体通常会被要求保持沉默，政府也选择沉默。‘内紧外松’使大部分没有特殊信息渠道的公众认为事件没有发生。”这一危机传播策略曾经被认为在经历了非典事件后得到了“逐步的修正”，[3]但是，吉林省政府第一阶段的危机管理手段，仍然是典型的“内紧外松”传播策略：在发现污染情况后，“全力防控”，加大丰满水库的放流量，以稀释污染物，却不通过媒体向吉林百姓告知污染实情，反而以大量负面新闻正面报道的手法，营造出“有序”、“有效”的虚幻事实。松原市市民连续停水7天却不知情、无以应对，就是这种“内紧外松”传播策略导致的结果。松原市停水7天可以瞒住，在于该市太小，只有几万居民，但是到了80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及附近地区，情形就不一样了。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吉林省对邻省黑龙江将会遭遇的生态危机采取封闭传播的策略。对利不关己和有损自身利益的危机管理的不作为，导致在危机信息的传播上也处于不作为状态，具体表现为对传递危机识别信息的信源角色的极力回避。吉林省的地方保护主义在此次危机事件中表现明显。吉林省饮用水基本不从松花江取用，而哈尔滨90%的饮用水来自松花江。吉林省境内的第二松花江边有不少化工企业，几十年来不断对松花江造成污染，两省间曾为此多次协商。爆炸发生后，“吉林丰满水库曾经开闸放水，但19日在污染带流入我省[黑龙江]境内后，吉林减少了丰满水库的放流量，后经水利局协调再度加大放流量。”[4]《第一财经》在哈尔滨宣布紧急停水的当天（21日）采访吉林化工，“吉林化工方面否认爆炸污染到松花江水源”。[5]

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影响到政府行为，使吉林政府不愿意承担污染责任，甚至不愿意分担处理污染的责任，并且直接体现在媒体对本地利益以外事件的冷漠和麻木。下面是《北京晚报》记者与吉林市《江城日报》新闻部的通话：

江城日报新闻部：据我所知我们这边水源没有污染。

记者：那你们知道污染了其他松花江流域了吗？

江城日报新闻部：中央台新闻不都播了吗？我们也不比他知道的多！

记者：那你们为什么不报道？

江城日报新闻部：我们报道什么呀？往下走了，我们这边没继续污染，我们没什么可报的呀！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吉林省政府和吉林省的媒体在回避自己的信源角色上达成默契。当信源作为主体，意识到承担这个信源角色可能威胁或损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有可能回避这种角色，以保证自身利益的完整。当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主导意识时，传播主体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对危机信息的信源角色处于一种近乎于本能的排斥反应中。失去信源，危机传播的信息流就成了无源之水。

对于这样的问题，外国人也注意到是地方负责人在阻碍危机信息的及时、准确的传达。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克洛德·马丁25日接受瑞士媒体采访表达了他的看法：“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法律，问题是中央政府在迫使地方政府执法时遇到了阻力。”

用本文前面信息流流程图来归纳第一、二阶段吉林省政府的传播管理模式，如下图：

（“‐/‐”表信息流中断）

2.第三阶段的危机信息流，障碍源于以“经济安全为重”的政绩意识和对人民知情权的无视，信息纠错使得信息流回归常态

这一阶段危机管理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以下简称“哈政府”）通过媒体对水污染和停水信息的控制上，具体表现为三次停水公告。

公告一：11月21日，公告哈政发法字(2005)25号：“为了保证市区单位和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并临时停止供水，……自2005年11月22日中午12时起，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并临时停止供水，检修并停水的时间约为4天（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请市区内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个体户和居民以及供水经营单位做好生产、生活用水储备，保证正常生产、生活需要。”[6]

25号公告公布之前的18日，黑龙江政府就已经得知吉林爆炸污染到松花江，《北京晚报》23日在报道中引述哈尔滨市政府紧急工作会议的解释说，由于正处于招商引资关键时期及旅游旺季，所以当时没有公布，直到考虑到为市民生命健康负责，才作出停水决定。显然，25号公告是黑龙江政府从瞒报到谎报的危机处理结果。

当黑龙江政府作为信宿获知危机信息后，正常的信息流环节应该是由信宿角色迅速转换为信源角色，将危机识别信息和相应的危机应对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信宿哈尔滨市民。但是政府方面以经济安全为重，截断信息流，导致停水前期的瞒报，使哈尔滨市民无法适时进入危机识别信息的信宿角色。

2003年非典报道前期出现瞒报、谎报的情况，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局部的经济安全和实际利益，这种考虑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实际上是政绩意识。因为考核和比较地方政府作为的主要标准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这次从瞒报到谎报，出于同样的考虑，历史在这里重演。

瞒报行为直接阻碍了信息流，而当污染危机越来越逼近，对市民生命健康将造成直接威胁时，瞒报演变成谎报，以“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来解释停水决定，这个过程中政府担负起信源角色了，但传递的是对应急措施的虚假解释信息；哈尔滨市民作为信宿接收到的不是危机识别信息，而是噪音。噪音形成于发送端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他的信息流环节都随之失去精确性和清晰度。哈尔滨的媒体将25号公告传输出去后，各种怀疑、猜疑和谣言不断在对公告提出怀疑，如“零下10度，寒冷的冬天维修管道，根本没有操作性”、“现在正是供暖期，维修4天，让百姓生活在冰窖里，稍有理性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除非发生重大事件”、“管道维修从来都是一段一块进行的，全市停水，而且是4天，损失有多大，难以估量，这不符合常规”等等。网上流传的关于停水原因的说法有两种：饮用水网中被投入了可以导致2亿人死亡的剧毒氰化钾，及氰化金钾；吉林的水源头被有毒的苯污染。与此同时，地震的谣言也疯传开来，出现市民储藏食物、夜间不敢睡觉、搬家躲避的现象。

黑龙江政府的行为重复了非典前期的传播套路，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谣言和社会恐慌随之而来。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后来解释说：“我们以‘管道维修’为由的停水公告，对此我们是颇费斟酌的：我们顾及别人的感受，不希望产生‘你污染，我治理’的压力；还顾及群众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承受不了；也顾及涉外问题，担心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在中央的支持下，不到10小时，我们就纠正了这个‘善意的谎言’，向群众公布了真相，得到了群众的谅解。”[7]即使这样的正面解释，仍然无形中透露出省政府领导人的心态：担心外省和外国的责怪，高于对人民生命安全的考虑，他没有说出的还有一点，即政府对人民处理危机信息能力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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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善意的谎言”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给人印象如何呢？法国《费加罗报》11月25日的报道中指出：“事件尤其突显了中国政府缺乏以冷静和透明的姿态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在哈尔滨，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试图严格监控新闻传播，另一方面是各网上传闻﹑手机短信﹑小道消息大行其道。直到本周初，哈尔滨地方当局见事态无法掩饰，才通报市民可能发生松花江污染。”法国《世界报》24日的文章甚至称这次事件是“化学切尔诺贝利事件”。这对于中国的国际上形象，是一次极大的损害。吉林、黑龙江的政府和传媒，只本位主义地考虑眼前的利害得失，而在世界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这样的教训，实在不该再重复了！

公告二：11月22日，公告哈政发法字(2005)26号：“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据环保部门监测，目前松花江哈尔滨城区段水体未发现异常，但预测近期有可能受到上游来水的污染。为确保市区内人民群众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用水安全，哈尔滨市政府决定，22日20时左右，市区市政供水管网将临时停止供水，停水时间约为4天（具体停止供水和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8]

公告三：同一天偏后，公告哈政发法字(2005)27号：“根据省环保局监测报告，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后可能造成松花江水体污染。为了确保我市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市政府决定于11月23日零时起，关闭松花江哈尔滨段取水口，停止向市区供水，具体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望市区内广大市民群众及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给予谅解。”[9]

26号公告证实了政府之前的谎报行为，同时起到了信息纠错的功能。信息纠错在危机信息管理中至关重要，尤其是来自危机管理者方面的。处于危机信息流链条上的利益相关者在接收外来信息时自然会努力减少噪音，但是作为信宿，他们只有接收信息的权利而没有办法掌握信息源，因此结果就像25号公告后那样，以噪音（人际传播间）抗拒噪音（官方媒体）。消除噪音还要依赖权威信源，即危机管理者的信息。信息纠错使信息流中的噪音减弱，准确信息占据主导地位，信息流恢复常态运行。26号公告是此次危机传播中哈尔滨政府作为信源首次危机识别信息，哈尔滨市民作为信宿接收后，对水污染时间、影响范围以及影响时段有了认识，这是公民行动的重要依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26号公告是进步的表现。

但是，这两个公告属于来迟了的危机识别信息，不是危机应对信息。有了危机识别信息不等于就自然获得了危机应对信息，尤其是在没有先例可循的危机中，认识到危机的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时，恐慌的程度并不亚于不知情时。“由于政府在开始的公告里，仅仅要求大家自己储备水，而政府会采取什么相关措施，却没有给出，一时间，哈尔滨市出现了种种恐慌，在当地流传已久的地震传闻，也在加剧着恐慌。虽然当地政府否定了地震的可能，记者采访的不少哈尔滨市民都坚信，近期大庆可能会有一场地震。”恐慌之下，“人们纷纷扑向超市，紧急从超市抢购物资，主要是抢购饮用水和食品。导致商场的饮用水一夜脱销，并且在大街小巷出现了黑市；火车站、飞机场人山人海，就像春运一样，火车票很快销售一空，飞机票也往往只剩下几张头等舱。很多人不得不纷纷用各种交通工具，转到其他城市再飞往其他地方。而且各种谣言四起，传说黑龙江要有地震等等。”[10]

从11月23日起，《黑龙江日报》才开始在报道中涉及危机应对信息，并在11月24日2版开辟《关注松花江水污染特别报道》版，相关报道逐渐增多，恐慌、谣言和疯狂抢购行为逐渐平息。但是对政府处理危机行为不当的批评和社会恐慌的报道，《黑龙江日报》只字没有，而是出现在其他省市的报纸上，如同《吉林日报》关于吉林石化公司爆炸导致哈尔滨停水的责任、吉林省副省长前往哈尔滨道歉等不利于本省形象的报道一概“失语”一样。

在此次危机传播中，还有一个信宿是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俄罗斯方面。松花江注入黑龙江的苯污染带到达俄罗斯远东地区时，苯含量预计超标7－10倍，拥有150万人口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和附近区域将成为直接受害者。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及时获得危机识别信息对于提前做好危机应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据《第一财经》报道，环保总局直到24日才通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25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解释：“……我们认为，吉林省政府的做法是可行的，保证了群众没有受到影响。至于向俄方的通报问题，我想，从现在开始，这个受污染的水流流到黑龙江（俄罗斯境内）还有14天左右的时间，影响程度会有多大，目前来看，它是在减弱，影响的程度会越来越小，所以现在把这个情况如实地、详细地向俄方通报，我们认为时间也不算晚。”[11]承认污染到黑龙江，意味着可能承担巨额的赔偿（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俄罗斯议会要求中国赔偿黑龙江水污染。杜马(议会)副主席亚历山大•扩萨里可夫发表声明说，中国应该对黑龙江支流松花江水的污染给予俄罗斯赔偿，以便俄罗斯采取避免生态环境灾难的防护措施。扩萨里可夫表示，赔偿金额不少于几百万美元。“肇事方应该负责消除这场环境污染带来的一切费用。”），但是早通报可以减少赔偿，晚通报会加重赔偿，这个道理被掩饰责任的惊慌心态遮蔽了。到无法遮掩之时（10天后）才通报俄方，表现了国家环保局在国家关系层面上与吉林、黑龙江省政府遮掩事实有同样心态，至少缺乏国际环保责任意识。中国是国际减灾协会成员，有及时通报灾情给相关国家的义务。

总结《黑龙江日报》和哈尔滨政府在此次危机传播的表现，参照本文前面所显示的此次危机信息流流程图，可以归纳为下图：

（“‐/‐”表信息流中断，“”表信息流畅通）

四、总结与分析

在城市生态危机传播中，危机识别信息必须及时、公开传播，它不仅是危机管理者决策的依据，更是公众行动的重要依据。政府作为权威信源，负有提供危机识别信息的责任。媒体作为危机信息的信宿与信源共同体，不仅是政府的“危机信息代言人”，更是社会环境的“守望者”。在此次危机事件中，《吉林日报》和《黑龙江日报》仅仅充当了前者而丧失了后者的职能。

城市生态危机事件影响到数量很大且极为密集的人群，对危机信息的隐瞒和和谎报，都将阻碍信息流的正常运行，产生大量噪音，导致社会恐慌和失控行为。保证危机识别信息及时公开的传播，是遏制噪音的第一步。

危机识别信息的传播还远不是危机传播的终结，正如哈尔滨政府在公开危机识别信息后社会反而进入更加混乱的恐慌阶段所揭示的，与危机识别信息相对应的危机应对信息，在危机处理中相当重要。这种应对信息能否及时传播并被信宿所接收，是权威信源的另一核心管理内容。

英国学者迈克尔·里杰斯特指出：“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播管理,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12]这句话是对危机传播本质特征的精道把握，也揭示了这次哈尔滨水污染停水危机中没能进行有效危机管理的根本原因。这次事件说明了如下的道理：不论是危机前的信息预警、危机爆发后的新闻和公众沟通,还是危机后期的形象修复等,无一不需要调动一切信息传播手段来进行。正如美国学者费姆－邦茨（K.Feam-Banks）所说，“一个有效的传播不仅能减轻危机,还能给组织带来比危机发生之前更为正面的声誉,而低劣的危机处理则会损伤组织的可信度、公众的信心和组织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信誉。”[13]

政府历来都是危机管理者，也是权威的信源，如何充分发挥信源角色，是进行有效传播管理的关键。危机传播理论中有个著名的“3T”原则:“Tellityourown(告知你所知道的情况)；Tellit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itall(提供全部情况)。”[14]3T原则的满足，也就是对知情权的满足。

在此次危机事件中，吉林和黑龙江省的政府没有及时透明地传播危机信息，当地传媒对涉及本省的问题保持沉默，显然主要不是传媒不愿报道，而是多年来存在的一种潜规则在起作用。现在各地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控负”，这成为地方宣传机关的主要职责。一些领导评价本地区本单位宣传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便是要将本地区本单位的负面信息控制为零。

尽管这次两省政府和传媒初期采取的封锁、歪曲危机信息的模式在历次公共危机事件中被反复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为什么仍然不断重演？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对“政绩”的考核标准被扭曲了，使得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意识，“控负”成为危机传播中政府的习惯性思维，尤其是危机事件局限于某一地区时，侥幸瞒天过海的心理往往占据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知情权必然成为牺牲品。

11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在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关于信息的提问时回答说：“信息的我们理解有几种方式，向公众是一种方式，向地方政府和沿线受影响的一些企事业通报也是一种方式。”[15]这里谈的是松花江污染事件，涉及社会的整体利益，不仅直接受害的城市市民，而且全国的公众，甚至国际社会都有权了解情况，如果这样的知情权成为依形势需要而定的选择项，知情权的丧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如何保证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来承担传播与己不利信息的信源角色，不仅是传播学的思考，更是社会学、政治学的思考。参与制定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学家周汉华谈到，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16]这才是公共危机传播的国际惯例。

在此次危机传播中值得反思的另一主体是大众媒体。“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的危机传播被公认是危机管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环节”，[17]因此，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应该是大众媒体取舍信息的重要尺度。可是在此次危机传播中，《吉林日报》和《黑龙江日报》并没有履行应有的信息沟通职能，只是被动地传递政府需要传播的信息，对各自地方政府不希望传播的信息则讳莫如深。与之相比，《第一财经》对危机事件的关注程度和角度，远远超过这两家与当地市民休戚相关的媒体，并且大胆地对政府的处理手段和的信息真实性提出质疑。这可能与《第一财经》为异地媒体，几乎所有稿件都是由该报派驻吉林和哈尔滨的记者采写而成有很大关联。其他异地的报纸也发表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中国经济时报》认为，如果个别领导人不负责地撒谎，那么这是对社会犯下的一个严重罪行，因为任何流言都可能会引发一场社会灾难。上海《东方早报》说，由于没有向公众通报实情而导致的恐慌和连锁反应将极大地损害政府的信誉。拖延并掩盖真相和疏忽大意，都会导致灾难迅速恶化。但是同为异地媒体的《北青报》，几乎所有稿件都是转载于新华社，在评论方面也没有明显的作为。这种异地监督的现象，为如何保障舆论监督的有效性，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无论是地方媒体，还是全国性媒体，如果面对广大人民面临的重大生态危机麻木和冷血，面对危机管理者错误的决策无动于衷，习惯性地与之达成传播的默契，完全不履行传媒的社会公共职能，无疑是媒体的悲哀。

注释：

[1]《第一财经日报》11月24日A2版《追究环境灾难的法律责任》

[2]《吉林日报》11月24日头版《高度重视全力防控》

[3]钟新《危机传播研究》第123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5年

[4]《黑龙江日报》11月25日头版《答疑》栏

[5]《第一财经日报》11月22日头版《哈尔滨紧急停水4天原因待查》

[6]《北京青年报》11月22日A13版《哈尔滨今起全城停水四天》

[7]《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1月26日4版《停水曾“善意的谎言”》

[8]《黑龙江日报》11月22日头版《哈尔滨制定紧急供水方案》

[9]《哈尔滨日报》11月22日头版《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正式停止市区自来水的公告》

[10]《第一财经日报》11月25日A2版《哈尔滨停水事件政府危机管理透视》

[11]《第一财经日报》11月25日头版《环保总局定性石化爆炸为重大污染事件》

[12]迈克尔·里杰斯特《危机公关》第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版

[13]廖为建、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8月P20

[14]廖为建、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8月P21

[15]《吉林日报》11月25日头版转2版《国务院举行新闻会》

[16]《新京报》2005年9月20日A22－23版《中国保密制度重置底线》

[17]钟新《危机效应与媒介功能》，《国际新闻界》2003年5期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