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媒体生态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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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学者们习惯借用生态学（Ecology）的基本概念来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笔者深以为然。因为解决好资源开发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是包括媒体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域平衡发展重要前提。在此笔者还将引用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种群（Population），借以探讨近年华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华文媒体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按照生态学的界定，种群是指栖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1在自然界，种群是物种存在、进化和表达种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引申到人类社会，种群可以界定为：在同一地域中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的个体组成的复合体。也许这个界定容易使人联想到较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观地说，华人人口分布情况也可以用“族群”一词描述之。为什么笔者舍“族群”而用“种群”呢？

首先，本文探讨的是华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问题，而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对“族群”的解读和诠释各不相同。在台湾，族群是指人口构成的状态（如将岛内2300万人口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陆地区，“族群”一词则是与“民族”、“家族”等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词出现以来，有关它的界定林林总总，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定义。第三，“族群”一词虽然可以用来解释一国之内不同裔群之间的差别，却难以解释同为华裔族群的大陆移民与港台移民之间的差异。

鉴于此，笔者宁可采用为读者所不熟悉却也毫无歧义的“种群”一词，并赋予它引申含义。按照前述界定，从“种群”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海外华人的构成大体上分为三类：早期移民、港台移民和大陆新移民。

二

以下将对这三个种群的情况作一个分析。

（一）早期移民

虽然自秦汉起就有中国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者逐渐增多，但华工移民的大量出现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以及黑奴贸易制度的被废除，美国、东南亚、澳洲的矿场主、农场主以及铁路公司的老板开始从中国、印度、爪哇等地招募契约劳工，华工则是这支契约大军的主力。这些在清政府被迫解除有名无实的海禁之后漂洋过海的华工，就是本文所指的早期移民。

早期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也有一部分商人和知识分子）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例如东南亚华人主要来自闽粤和客家地区，通行的是福州话、闽南话和广府话。美国最早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省，他们居留的旧金山因此被称为DaiFou（广东方言“大埠”，即大城市）。从早期移民家乡所在地和方言流行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也通过华文媒体体现出来。海外最早出现的华语广播机构——华人播音局（1933年4月30日创建于檀香山）就是用粤语播音的，其创设的初衷是“当地各国侨民多半都有以其本国语言（方言）发音的广播，而华侨却没有自己的母语广播，因此决定创办此台”2。可见，当时的华侨把粤语当作了华语，或是华语的代表。其后出现的华语广播电台，如美国旧金山的金星广播电台（1939年）、洛杉矶的华钟广播电台（1955年），都是用粤语播音的。马来亚早期的“金色广播网”和“银色广播网”也是用广东话和闽南话播出节目。

早期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未婚或已婚的青壮年男子。来到异乡后，出于生活和经商的需要，他们大多选择与当地妇女结婚。在东南亚各国，华侨与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20世纪初期，纽约华侨人口的一半与异族通婚；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华人社群规模较小的地方，与异族通婚更是屡见不鲜。异族通婚的结果是出现了众多的混血华裔。他们又依血统混合的具体情况以及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美国，华人（女性）与异族通婚，往往意味着她与当地主体文化的融合或被同化；而在东南亚地区，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融合或同化于土著母系，二是融合或同化于华人父系3。既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50年代中叶以后（此时华侨90%以上已入籍成为所在国公民）海外华文教育逐渐式微，其后代除少部分人受家庭影响还能讲华语之外，大多数已丧失了讲华语的能力。他们普遍接受当地教育或西方教育，对中华文化知之不多，祖籍国的意识也相当淡漠。即便是纯血统的华侨后裔，其第二代、第三、四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二）港台移民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开始放宽移民限制，欢迎外国移民迁入，致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尚处“”中，伴随这股世界性移民新潮远涉重洋的主要是港、台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它们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大陆多有不同，由此带来双方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的差异。

香港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将其割让给英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文化与宗族国文化——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它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在传媒领域，香港实行英式新闻自由，其现行报刊注册法例只管注册手续而不问报刊内容，给报刊以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受西方新闻理念和报业传统的影响，香港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提供娱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当处于“”中的大陆报纸上只有一种新闻——政治新闻的时候，香港媒体上已经有比政治新闻丰富得多的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赛马消息以及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娱乐报道。这种集各种时尚元素于一体的传媒文化被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者称之为“商业文化”或“消费文化”（后来它更成为大陆地区“流行文化”的先导）。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其23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虽然中华文化构成了台湾主体性的文化内涵，使它区别于香港，但由于历史传统以及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双方在经贸、交通、旅游、文化等领域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在报刊出版、影视制作等方面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六七十年代美国等放宽移民限制之后，大批的港、台移民来此定居（也有许多港、台留学生改变身份成为专业移民）。比之第一代移民，他们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层次，有的在当地置办产业，有的进入硅谷发展。为了加强华人之间的沟通，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一批以港台移民为对象的报刊创办起来。香港《星岛日报》在海外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也始于此时。由于大部分华文报刊缺乏专业化的人才，凭借现有的采编力量满足不了读者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于是他们纷纷采取一个共同的做法：除刊登本地新闻外，大量的信息从航寄来的香港报刊上剪贴、摘编，一时间，港台资讯充斥报间，港台作家与影视歌星轮替登场，从金庸到琼瑶，从刘德华到邓丽君都成为海外华人熟知的名字。华文报纸的版面风格也与港、台一脉相承，都是繁体字、直排、间有方言痕迹。其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海外华人社会和华文报刊上弥漫着浓重的港台文化气息。

（三）大陆新移民

六七十年代港台之风盛行的十年，是中国大陆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十年。这场运动几乎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得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也十分有限。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外派留学生的工作也全面恢复。自那时起，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定居人员的数目不断增加，势头至今未减。据介绍，2004年有2200万中国人走出国门，是25年前的100倍4。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中国大陆）港台三地的海外移民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港台移民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在美国，从1991年到2003年，大陆移民人数每年递增3—4万，2002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为61282人，台湾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5。1997年以前，香港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从1998年起，中国大陆取香港而代之，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到2002年，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已近30万人6。不久前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的移民抵境统计数字显示，从1993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劲升（从2740人到8784人），台湾移民人数涨幅不大（从785人到881人），香港移民人数呈下降趋势（从3333人到1125人）7。除了美、加、澳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南美洲、东欧、非洲等地，也有大陆新移民出现。

与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不同，大陆新移民是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和她一起经历了政治变迁，经历了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虽然来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域，却以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础上的普通话作为通用的标准语，以建国后推行的汉字简化字作为通行的文字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的已不再是小区域文化，而是大区域文化。随着大陆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港台、大陆移民数量的此消彼长，区域性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通过华文媒体反映出来。

从80年代末期起，就有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纸出现，90年代以后，这类报纸的数量不断跃升。据统计，目前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30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70%为大陆新移民所办；80年代澳洲的华文报刊只有在悉尼出版的两三家，如今已达20多家，绝大部分由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30余种，其中80%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8。与原有的“港台化”华文报纸不同的是，这些报纸大部分为横排、右行文，一些报纸使用简化字，在报纸风格、话语方式等方面更加“大陆化”。此外，这些报纸大量引用“新华社”、“中新社”的电讯稿或国内报纸、网站上的信息，大量报道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而这些新闻在以前的华文报纸上是不曾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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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综上所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外派留学人员和出国定居人员数量的逐年递增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海外华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相对单一的种群构成变为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在被称为纽约“第二华埠”的法拉盛，这种情形就非常突出。纽约的“第一华埠”——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裔人口迅速集中的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虽然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但通用的语言为“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9。

新老三代华人虽然都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大族群，但如前所述，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移民早已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当地民族——华族公民中的一分子，政治上认同于所在国。他们的后代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日益本地化，与中华民族的深层关系所剩无几。在东南亚各国，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许多国家曾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印度尼西亚等国还对华人采取强行同化政策，由此加速了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称为“本土同化文化”。

港台移民中的绝大部分也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作为当地的“少数族裔”，他们同样存在被主体文化同化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西方国家大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对外来移民干预得比较少，这使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兼有中西杂揉色彩的文化称为“变异文化”。

大陆移民移居海外的时间最短，却是这个阵容最庞大的一支。他们来自中华民族的中心区域，与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最为接近，对它的认同意识也最强。在居住国落地生根以后，他们也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是这个融合过程将是曲折而缓慢的。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来自中华民族大区域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存在发展的、带有明显的内陆特征的文化，可称之为“根文化”。

由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带来的“本土同化文化”、“变异文化”以及“根文化”的同时并存，是200多年来海外华人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质”的变化，必将对以华人社会为基础的华文媒体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迫使媒体经营者调整或改变原有的办报理念和模式，跟上时展的步调。以笔者之见，这种调整与改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正视受众群体的变化

长期以来，海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较为单一：老一代媒体主要面向“本土化”了的老移民，六七十年代的港台媒体主要面向后来的港台移民。由于华人社会人口有限，报纸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的移民大军到来后，特别是以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出现后，这种局限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新移民报刊大量介绍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等，这些信息不但为大陆新移民所需要，也为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有的报刊仍是一副老面孔，仍然恪守固有的套路，就会失去读者，被市场淘汰。所幸许多报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内容和版面的调整也在悄然进行中。例如美国的《联合日报》、法国的《欧洲日报》等创刊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版面上时有反共言论，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们逐步转向中间立场，并开始刊登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在版面风格上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如澳大利亚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原为香港《新报》的澳洲版，在悉尼独立出报后，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为横排。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始终不变的风格，改直排为横排。3天后，《世界日报》也全面改为横排10。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改为横排后，被一些人指责为“向左转”，这显然是冷战思维在作祟。笔者认为，《世界日报》等报纸版面的调整，是办报者顺应市场规律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至于报纸将来主要使用繁体字还是主要使用简化字，也只能由市场选择，我们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大力提倡，也没有必要横加指责。

总之应当看到，以接受可以统称为“国语”的标准语为共同特征的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是华文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土壤。

第二，淡化华人之间的分野与矛盾

两岸三地华人同宗同源，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神州五号”升空华人同庆，“李文和间谍案”华人同愤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中港台移民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在所难免。比如2004年发生在加拿大的“陈太风波”就是由时任多伦多警察总长顾问议会成员的陈林媛碧（60年代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对大陆新移民颇有微词而引发的。新移民认为陈林媛碧“担心大量大陆新移民定居多伦多，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的言论，损害了大陆新移民在主流社会的正面形象，要求她向大陆新移民道歉。又如海外极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也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尽管两岸三地的矛盾与分歧客观存在，但是如果将其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拿台湾问题来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祖国统一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能妥协。但是绝大多数的海外台胞是反独促统的，即便有少数台独分子兴风作浪，也无碍大局。因此，没有必要把本土矛盾带到海外，以“独”或“统”为两岸移民划线。事实上，对于许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而言，不论来自何方的华人，Chinese是他们的统称。在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报告或是美加移民的研究中，中港台移民都归于华人，没有区分。因此，为了共树华人社会形象，共谋华人政治利益和地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将“共性”的一面突出出来。

第三，不以“中华民族”一概而论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清末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侨与祖国辅车相依、休戚与共。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程，都会对华侨产生巨大的影响，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回应。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追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但踊跃捐款捐物支持民主革命，而且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抗战。从中足以看出海外华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民族化政策，迫使华侨在祖居国与所在国之间作出选择。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公民。外籍公民与华侨身份已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无论在血统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而前者只在血缘上、文化上与中华民族有关系，在政治上、法律上则属于其他民族。华侨落地生根以后，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希望所在国政府和人民视他们为一家人，而不希望“称某国籍华人”11。考虑到华裔群体在一些国家发展的政治敏感性，这种主张应当得到尊重。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政治敏感性”依然存在。例如数年前，当北京击败多伦多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后，一批华人欣喜万分走上街头庆祝，经媒体报道，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但有主流社会对华人归属感的指责，也有华人社区内的不满，有人甚至在中文网络上攻击某些华文媒体的主办者为“中共特务”。“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加对移民的国家忠诚度更为重视，种族背景问题更显敏感。对此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应有足够的警觉。

第四，对华人经济的宣传应当适度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稳步上升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世界经济各项指标中的排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人外出学习、工作、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加之以中国为祖籍国向外扩散的还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这些不但使世界华人倍感自豪与欣慰，也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在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热切关注的同时，一些国家也生发出对中国的歧见与敌意，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华侨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的说法也颇有市场。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的论调对她的发展显然不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华人学者和华文媒体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美国、日本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积极地鼓吹和渲染“大中华经济圈”时，当美国学者暗示最终可能出现一个“华人共和联邦”时，他们受“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也飘飘然附和起来，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说辞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视线，将矛头对准中国和“经济势力有所抬头”的华侨与华人。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和媒体还热衷于为华人的财富作估算和预测，夸大华人（华商）经济网络的作用，不经意间暗合了美日等国推销其后冷战思维的需要。应当承认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华商企业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然而华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是所在国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华人经济共谋发展，主要依靠全球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律，入世后则要按照国际规章制度办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他们前来投资或采取其他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靠打“血缘关系”的底牌。鉴于此，华文媒体的相关言论与报道，应当更多地考虑到中国以及各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握好分寸与尺度，避免授人以柄，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起点，海外华人社会正在变得丰富起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创办者的出现，也使海外华文传媒摆脱了相对单一的模式而逐渐趋于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也会带来相互间在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终极目标诉求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华文媒体应当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策略的方式，增信释疑，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外界对华人的误解与偏见，为华人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1尚玉昌、蔡晓明编著《普通生态学》，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第9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周南京著《华侨华人问题概论》，第58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4见2005年1月26日《环球时报》。

52003年9月3日《福建侨报》转载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

62002年11月15日[和中网]：“最新统计：全加大陆移民约30万”。

72004年11月22日《华声报》。

8《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创刊卷），第63页，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出版，2003年。

9中新网2002年10月23日。

10同8，第64页。

11同3，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