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功能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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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治国安邦的重大战略任务。新闻传媒作为党执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闻传媒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领公众舆论，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闻传媒和谐社会舆论导向公众舆论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其它载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讨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使命与作用，不仅是全体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与作用。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

传播学的诞生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从传播学学科初创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学科理念影响着社会。美国著名政治家、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早就指出传播学的三种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相互关联；(3)传播社会遗产。”他甚至乐观地设想过：“在民主社会中，合理的选择取决于教养，而教养又取决于传播，尤其取决于领导者、专家和普通百姓之间能有相同的注意内容。”[1]“专家、领袖和普通人可对世界大多数人的趋势有同样的大体估计，也可对战争的可能性有同样的总体看法。在整个社会，使普通人头脑中关于现实世界重大关系的图景，与专家、领袖头脑中的图景高度相等，将主要由大众传媒的控制者促成，这绝不是幻想。”[2]实际上，拉斯韦尔关于传播学的三项社会功能中，有两项是直接涉及生存环境构建问题的。在当下社会，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媒介。另一位传播学家麦奎尔，还形象地列出了一个“媒介地图”，如图1。（图略）

这样一张媒介图，清晰表明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中介，在社会、国家和媒介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学科特点，通过适当的价值目标、实现控制，以及给受众提供信息文化服务方面的协调关系。比如，媒介与其它机构，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媒介与社会的替论。另外，他还通过对以媒介的变化、自由、多样性为内容的“离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为内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另一位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和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中摒弃冷战思维的“报刊的四种理论”，重新划分成三种社会传播模式，即市场经济世界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模式、进步中世界模式。尽管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待研究，但它通过对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方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证实：不管是哪个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且主要体现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尔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有时被人称为核时代，有时被人称为信息爆炸时代。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使之改换面貌的世界，一个充满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对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胁。爆炸式的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情形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中，在新闻媒介从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闻商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描绘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构成人类抉择行动的基础。认识不到这个基本而又严酷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3]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已进入到信息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们消费的“信息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恰好呈负相关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饮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数则越高(见图2)。（图略）

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闻已经成了政治信息体系中的核心，甚至成为当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利益集团，抑或普通民众，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闻文本里面，新闻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与其观众交流的平台，它已经成了从国家上层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监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开反映的主要渠道，成为他们了解政府和政治的运转，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谁在那里制造了新闻，或谁没有制造新闻，新闻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影响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家们都已经很习惯地走到公众面前，利用大众传媒向广大民众传递他们的思想。信息已经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

现代新闻的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三元结构：一是媒体本身，这是新闻的生产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闻离不开政治家，政治家也离不开媒体；三是读者，亦为受众，离开受众，新闻就失去了基础，受众是新闻的消费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传媒

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任务

新闻传媒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传媒舆论的重要性有两个经典比喻：一是“社会舆论的纸币”，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它从单一的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广泛、影响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的目标，描述的就是一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5]他主张新闻单位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党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庚好的舆论环境。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6]

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提倡的。新闻舆论引导之势要反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全局考虑，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央视和各省市的广播、电视，有责任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舆论引导中成为“领唱者”。现在有一些媒体，习惯于炒作那些发生在周围的鸡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应当说，偶尔为之，也没什么不好，但长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闻搞成“主打”产品就不好了。

发挥舆论引导之势，首先要关注大势。何为大势?大势就是大趋势，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击非典，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开发西部和中部崛起的问题，三农问题等，都是国家的大势。

在关注大势方面，新闻传媒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比如，对1998年抗洪斗争的宣传以及后来升华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国新闻单位开展的“三项学习”、“三贴近”活动，2004年各大媒体集中宣传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感动了多少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大势，都是舆论引导之势的大手笔。

舆论引导之势要在厘清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多下工夫，观念一变，效果也不一样。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初由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组“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等，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出的舆论引导之势的作用，无论今天怎样去评价，我想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之势要关注热点、焦点问题。舆论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当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大多数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们集中反映了社会中的复杂性，公众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普遍性，这也是热点、焦点问题的特性之一。还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而诱发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成为引导舆论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导舆论工作中，还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状态，同时又是方法。中国古代的“过犹不及”讲的就是“度”的问题。讲：“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7]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别重视舆论引导之“术”的问题。舆论引导要产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讲究引导艺术。

如果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灵魂、根本任务的话，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正是集中体现了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概括了舆论导向的本质，凝练了舆论导向的丰富内涵。三个“贴近”是一个相互关照的有机整体，既是原则，又是内容，三贴近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贴近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也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个牢固的桥梁、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

把新闻宣传作为一种领导工作方法，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

把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是我党在长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早在1940年，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就写道：“《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8]他把所有《中国工人》的读者都看作是(中国工人)这个“学校的学生”。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9]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用新闻宣传指导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一再强调：“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响，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股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影响稳定。邓小平及时明确地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他进一步提出，不管是组织讨论还是开展批评，都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回顾我党八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典型报道问题。非常重视典型报道，他曾讲过“凡典型的，都应当公开报道”[11]。邓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2]。我们党在典型宣传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把新闻宣传作为工作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人民群众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邓小平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办好报纸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讨厌报纸报喜不报忧，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3]。更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武器。他曾就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14]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评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15]开展对人民内部问题的尖锐批评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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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非常注重通过舆论去监督我们党和党员，取信于民。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7]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我国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目标。

把新闻宣传作为领导方法，要有一个中心，中心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报刊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列宁后来明确提出党报是“思想中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曾把办报纸称为建党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环”[18]。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语重心长地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9]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中心”说的新的继承，融进了新思想、新内容。在党的多次会议上都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认为，舆论导向是否正确，关键是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激励人民，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二是要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三是要加强管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20]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激励人民”是目的，“服务大局”是准则，“加强管理”是手段，互为制约，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长春同志，都对新闻宣传做出过多次重要指示，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新闻传媒在公共领域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怎样，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有时可以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介以神圣职责。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也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一般讲，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就有了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力，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表现。

我国的新闻传媒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党对媒体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体在人民群众中的美誉度。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

应当指出，现代传媒所表现出来的舆论力量，对推动社会秩序中的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有着空前影响。我国是一个社会公共体系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人民尚未实现对执掌公共权力者的全面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关系中，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近年来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已经使人们的政治热情不断减少，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以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非社会舆论莫属。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论坛，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以至党和政府把媒介纳入权力运作体系，把媒介变成有限公共资源，把批评报道变成民主化进程的内容。所有这些无疑提高了媒介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交互作用的问题。比如：从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它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前者的意义具有一种权力背景，体现和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评、监督都是上级党委、政府认可的，是一种政府权力、态度的转化。从另一方面讲，把它纳人到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舆论监督，政府可进可退，减少了政府的压力。从制度层面上讲，政府把媒介批评纳入到一种治理技术，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在以往，传媒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无从谈及公众舆论。现在把媒介纳入到社会治理的权力过程中，很自然地显现出它的公众批评的形象威力，为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舆论平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下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正在成为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可以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分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成为对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除支持舆论对公共领域的监督外，应尽可能避免权力过分干涉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契面，这样就可以既保障社会通往繁荣的道路，也为国家的复兴和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层面上讲，媒体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为大众提供言论自由的通道或载体是它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媒介权力和政府权力往往结合在一块，把党政行为变相地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弄不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监督与舆论监督混为一谈，特别是把媒体监督与政府意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监督有时会出现“缺位”或“越位”，当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们的意见、心声时，媒体缺位、失语；而在有些场合，媒体的一些人利用媒体权力干预司法、干预人身自由，把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或少数人专用之器。一旦这种“缺位”、“越位”泛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必须遵循客观原则。当然，大量事实证明，在有意识存在的社会里，客观有时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人的社会属性铸就了新闻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去追求客观了呢?也不是!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意识、理念，其次是一种方法，更高层面上应是一种境界。

媒体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场，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并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重合得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和谐；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动乱。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新闻媒体任重道远，媒体不是局外人，媒体是最活跃和最有生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它不仅要引领先进文化，担负党和人民的喉舌和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又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舆论平台。媒体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承载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重要力量。

注释：

[1][2][3]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0,5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5][12][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316,255页。

[6]《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学习出版杜1996年版，第272页。

[7]《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8][9][10][11][14][15][16](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8、112、153、]，6、177、192、197页。

[13][1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270页。

[18]《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杜1981年版，第397页。

[20]《十四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人民出版杜1996年版，第1672页。